[法学教授张新宝：“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是女人生的，我们不配有妻子、情侣、恋人，我们更没有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延续下去的半点理由。”]

王静若｜文

呼斯楞豫锟｜编

近日，徐州丰县“八孩母亲案件”持续发酵，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人们无法想象，在如今这样的盛世，居然还有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更有人曝光了大量拐卖妇女儿童、强奸、暴力殴打、锁链加身、强迫生育的案例，以说明“八孩母亲”并非孤例，在如今的华夏大地上，还有成千上万个“八孩母亲”，为许多农村流氓们充当着性奴和生育工具。

八孩母亲的遭遇引发全社会愤怒，足以说明，绝大多数人已经无法承受这样残酷的《盲山》带来的冲击。

然而，这样一个被锁链加身的八孩母亲长期存在于那个董家集里，为什么周围的人熟视无睹？为什么很多当地人对于从人贩子手里买老婆当成家常便饭，而不是一桩桩罪恶？

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女性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甚至，近些年各地大学花大价钱请来的非洲留学生，都不乏有人声称中国女人是“性奴”，他们随意玩弄周围的女“学伴”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同时，几乎所有的中国“性奴”都没有反抗。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论是非洲留学生，还是丰县的老流氓，都把中国女人当成“性奴”？

记得2019年夏天，朔州李林研究会会长王宝国先生邀请我去大同举办了一个“李林：中国妇女解放的楷模”的演讲。

在演讲的大屏幕上，我首先向在场听众展示了传统中国女人的小脚，那个被裹脚布搞得丑陋不堪的残疾的脚、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的脚。随后展示了与缠足中国女人同时代的美国女性，小说《飘》里的斯嘉丽，她骑马跨越庄园的木栅栏，独自驾着马车穿越南北战争的火线，举着枪对准闯入庄园抢劫的散兵游勇。

而同时代的中国女人，却在《后宫甄嬛传》里为了争抢皇帝来自己的寝宫留宿，为了给皇帝当一夜性奴、生下一男半女而彼此勾心斗角，一群皇帝的性奴们，把羡慕、嫉妒、恨和互害演绎到了令人发指的残忍程度。

在另一组图片中，我们看到了无数银幕上遇到土匪抢劫、日军包围时只会东躲西藏的中国女性形象，和《走出非洲》中独自架车穿越沙漠为丈夫的军队送给养、半夜里手持鞭子与闯入营地的狮子对峙的瑞典女子凯伦，这样的同时代东西方女性对比，刺激了每一个在场的听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缠足这个陋习在中国延续了千年，无数文人墨客赞美过的“弱柳扶风”式的畸形美感，正是使中国女性沦为性奴的手段。昔日的缠足与今日的锁链一样，都是男人们为了防止女性逃跑、让女人们认命、接受“性奴”和生育工具的角色定位而采取的措施。

假如中国女性从本质上就无法与斯嘉丽、凯伦这样的欧洲白人女性相提并论，中国又怎会流传出花木兰、穆桂英的故事？

想象一下，假如花木兰、穆桂英有一双无法行走的小脚，或者脖子上缠着铁链，花木兰还能替父从军吗？穆桂英还能骑马征战沙场吗？可见，中国女性的“性奴”角色是被男权社会强加的。

千年来中国女性的角色定位，由缠足、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缠绕着、左右着。

这一切男权社会对中国女性角色的塑造，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将女性的苦难当成了正常现象，将摧残女性身心当成了家常便饭，而不是骇人听闻的暴行。

正是这种不断延续的集体无意识，让女性在乡村承担着传宗接代的生育任务，而周围的男人甚至女人本身，从不把打老婆、囚禁老婆当成犯罪。爱，在中国婚姻中成为稀缺品。

不要认为这只是中国女性的灾难，它同样是全民族的灾难。

不论是缠足还是锁链加身，带给女人的只有肉体的痛苦和心理的恐惧，她除了忍受别无他法，但女人是母亲，她是子女教育的启蒙者，一个承受着肉体痛苦和心里恐惧又逃无可逃的女人，又怎么能够教育好子女去应对来自自然与科学的挑战？又怎么能让子女懂得爱才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呢？

一个女性的处境或许是个例，但当整个民族中大多数的女性都处于被缠足、被锁链加身的处境，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儿女失去母爱的滋养，而这种长期的男权社会的禁锢，势必导致整个民族的灾难性后果，乃至人种的退化，也让一部分女性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作为“性奴”的命运安排。

改变中国女性处境的人是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组织天足会，鼓励女子读书，开办妇产医院，收留各地弃养的女婴，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女人也是人，应该获得尊重，而不是工具。

传教为一部分中国女性改变了处境，但可悲的是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的实际行动，让来自上帝的善良与爱没能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于是时至今日，女人被锁链加身的人间悲剧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一再上演。

这一百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真的让妇女的解放了吗？

从某些表象上看似乎是如此。女性可以上学了，女性可以当教授搞科研，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了女性的搭配，但本质上，中国人流传了千年的集体无意识依然纠缠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左右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周围人会对“八孩母亲”脖子上的铁链视而不见。

大学为非洲留学生安排学伴还被嘲笑为“性奴”，职场里无数女性靠肉体换取上升机会，谈婚论嫁时，一部分女人依然要用彩礼多少的标准选择伴侣。即使从萧红到木子美都在身体力行着女性的解放，但那也仅仅是性的解放而已。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母亲？在大同的演讲中，我举出了倪桂珍这个例子，她与同时代其他女性的区别，是信教、读书、拒绝缠足，这位母亲教育出了宋氏三姐妹这样杰出的女性。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女人？就是像李林这样的女性。她拥有健康的身体，可以率领一队骑兵杀敌，让侵略者既敬又怕；她可以帮助周边的女子读书识字，教她们明事理，摆脱愚昧；她可以身先士卒，成为周围百姓的护佑者，甚至在她壮烈牺牲前，作为身为一个怀有身孕的女性，她依然骑着马与日军对抗，保护那些男性干部们撤退，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她的英勇无畏，更让那些被她保护的男人们失去了男子汉的气概，在这样的女性面前唯有汗颜。

在丰县铁链女被广泛关注后，法学教授张新宝写道：

“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是女人生的，我们不配有妻子、情侣、恋人，我们更没有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延续下去的半点理由。”

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社会，注定无法脱离愚昧。当我们讨论华夏民族如何穿越历史的三峡，进入文明社会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善待自己身边的女人，不论是母亲还是恋人，让中国的男人成为绅士，才能摆脱小农意识主导的愚昧社会。

【作者简介】王静若：北京人，198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曾任内科医生和制药企业市场营销部主管，2017年整理出版《王念祖诗集》和《诗人王荩臣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