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上）】苦难的叙事是怎么建构起来的
过去的一周多时间里，我的公众号流量大增，阅读数、分享数和关注数都暴涨了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迹象，因为我从没打算搞个时事评论的公众号（而且我对民粹充满了警惕）。有鉴于此，我决定未来多写点“曲高和寡”的学术内容，从而尽可能地清退适应不了的用户。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先讲个插曲。
多年前，我听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一场讲座，在后面的问答环节，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大意如此）：有一次有个刚毕业的博士到芝大社会学系找教职，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二战时期集中营的死亡率。他发现犹太人的死亡率是有明显转折点的。纳粹德国刚开始关押犹太人的时候，死亡率并不高。因为一开始的关押是有计划的、看守的素质也比较高、资源也不太稀缺等等，但等到德国在前线逐渐战事吃紧，抓来的犹太人却越来越多，集中营的资源越来越稀缺，换来的看守也越来越低素质，而且犹太人逃跑的尝试越来越多后，死亡率便大幅攀升。当时他们就觉得这个博士的研究牛啊，决定给他教职（但碍于政治正确，这种研究很难发表）。不过他拒绝了offer，去别的学校任教了。
几年前我一度写邮件给赵教授，询问这个博士生具体叫什么名字，他的作品发表了没有。赵教授当时回复说，他会回美国的时候帮我查。但我想赵教授这么忙，替我查的话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之后几次写邮件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可能赵教授本人也忘了）。前两天我自己谷歌了一下，发现确实有一些关于历年集中营死亡率的统计研究，但似乎都不是这么个人做的。Anyway，let it go.
在常见的英语单词里，有两个词是专门用在犹太人身上的。一个是diaspora，它特指犹太人两千年来颠沛流离、散居到世界各地；另一个是holocaust，它特指纳粹在二战前就开始的主要针对犹太人的屠戮（如果你不认识这两个单词，那你的英语肯定是不行的）。今天要介绍的书，就与后一个单词有关。
先介绍一下作者。作者Norman Gary Finkelstein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巴以冲突和大屠杀。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曾在布鲁克林学院、罗格斯大学、纽约大学和德堡大学任教。有趣但并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作为左派人士，十几岁起就是狂热的毛主义者，但1976年审判“四人帮”让他“彻底崩溃了”，他觉得自己一直被误导了，还为此卧床三周。
这本书是作者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超过1000次），不过备受争议。我不是以色列/犹太问题专家，对书中提到的大量人物（比如他批评的很多官方的大屠杀专家）和组织都不熟悉，而且我也没有阅读书中的所有注释和三篇后记，所以这篇推文可能会有讹错，而且评判不一定公允。但我的学术品味觉得这是本很不错的书，值得85分吧，主要缺陷是证据似乎还不够有力，过于依赖当事人的言论。如果是我的话，至少会在第一章搜集更客观的相关数据，用定量的方法来证明他指出的转折点（第三次中东战争）。但总体而言，这本书很深刻（说实话，我读完感觉它和赵鼎新教授的博士论文非常像），而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书（这也是为什么它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了16种语言，而且德语版的销量极为火爆，出版数周就卖了13万本！），对理解当下的巴以冲突也有所帮助（比如为什么西方这么多政客、组织和人士把同情巴勒斯坦等同于同情哈马斯，把反对以色列的暴行等同于反犹主义），所以我强烈建议国内的出版社引进翻译一下。而且我认为，这本书对中国政治光谱上的每一派都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我尚未想好是否要专门写篇推文讨论这一点，尤其因为现在来路不明的关注者太多了）。
这本书的主旨很鲜明，那就是揭露当今最可怕的军事强国之一、人权记录最差的以色列，以及作为美国各族裔中混得最成功的人群，即美国犹太人，是如何利用“大屠杀”（The Holocaust）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从而拿好处，尤其是豁免别人的批评。以色列/美国犹太人这种做法，显然是道德上的腐败。本书有导论、三个大章节和结论章，我会分两篇总结它的内容。
先声明一下：这本书从未否认反犹大屠杀（holocaust）的真实存在，作者批评的是后来建构起来的关于反犹大屠杀的叙事乃至产业（作者把这称为The Holocaust），所以这本书并不是无脑的建构主义之作。OK，认我们开始吧。
作者回忆了他的童年，除了他的家庭之外（他的父母都是集中营幸存者），周围没人关心纳粹的大屠杀。他小时候的朋友们从未问过他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们善良，不忍心讨论作者家人经受的苦难，而是因为对这件事不关心。作者还发现，从二战到60年代，只有一小撮关于大屠杀的出版物和影片，美国大学里也几乎没有关于大屠杀的课程，甚至美国犹太人也不关心大屠杀。总的来说，不是因为犹太人不愿讲（因太痛苦而压抑了自己），而是因为美国人没兴趣听。但今天就不一样了，有民调发现，美国人对大屠杀的了解居然比南北战争都多，比珍珠港事件、原子弹炸日本都多。这种巨大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二战后，美国犹太组织怕与左派/共产主义阵营有所瓜葛，所以站在了西方语境上的右翼。为了反共，这些犹太组织甚至反对与反纳粹的德国社民党（左派政党）合作，也反对经济抵制德国的商品（因为德国此时是美国的反共盟友了）。由此可见，这些犹太组织为了求生存，并不计较与德国之前的恩怨。
但1967年的阿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六月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标准的说法是，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的孤立和脆弱激活了国民对纳粹的记忆，他们害怕第二次遭受大屠杀，所以开始拼命宣传大屠杀。但作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在以色列刚刚建国时，其核心人物都是东欧左派精英，所以当时的美国犹太人很担心以色列会加入苏联阵营。到了巴勒斯坦建国时，杜鲁门总统的巴以政策摇摆不定，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做了平衡，甚至略微偏向阿拉伯国家。而且美以关系还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时发生了冲突，当时艾森豪威尔施压，迫使以色列无条件从埃及的西奈半岛撤军。
除了两国政府层面有过冲突，民间层面也很冷淡。1948年，美国的犹太复国组织有几十万成员，但到了60年代初，跌到只有几万成员。在1967年之前，只有1/20的美国犹太人去过以色列。而且在各个政治派别中，美国犹太知识分子对以色列尤其漠不关心。就在六月战争之前，有过一场关于“此时此地的犹太身份认同”的研讨会。在31位顶尖的犹太思想家中，只有3个人谈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其中两位甚至是为了否定以色列与犹太身份认同的相关性。这两人是阿伦特和乔姆斯基。不过从60年代初到六月战争之前，由于埃及和叙利亚逐渐显露了对美国的独立性，所以美国谨慎地略微倾向于以色列。
六日战争的进程，使得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给美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意识到以色列会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强大代理人，于是在六日战争之后，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投向以色列。对于美国犹太人而言，这也是意外之喜！
事实上，犹太复国的前提条件是，犹太人不可能被任何国家同化，所以他们走到哪都会被当地人视为不忠。以色列的建国还加剧了其他国家的这一指控（“双重忠诚”）——你们犹太人到底忠诚于哪个国家？
但六月战争使得“双重忠诚”变成了“超级忠诚”。以色列居然能为美国利益而战，而且战斗力这么强——当时美国自己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但以色列单挑这么多阿拉伯国家居然赢得干净利落。所以美国立刻视以色列为战略资产，美国犹太组织也全力以赴巩固美以联盟——《纽约时报》在六月战争后大幅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报道，许多美国犹太知识分子也在六月战争后突然转变了。比如，有位大屠杀文学女作家曾是“以色列的尖锐批评者”，她在1953年抨击说，以色列不能一边要求德国赔偿一边逃避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责任。但在六月战争之后，她成了“以色列的狂热支持者”，称赞以色列是“现代世界犹太人理想形象的团体典范”。
美国犹太精英更是认为，如果以色列真的与邻国和平相处了，那它就没用了；如果以色列跟着邻国一起独立于美国，那简直是重大灾难。因此，美国犹太精英决定“记起”大屠杀。在六月战争前，他们只在政治上有利可图时（比如审判艾希曼）记起大屠杀。
刚刚提到传统说法是以色列在六月战争中怕被再次遭到屠杀而记起了大屠杀，但这经不起推敲，因为以色列的建国之战（第一次中东战争）境况更不妙——当时阿以兵力更悬殊，而且美国对该地区实行了武器禁运。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以色列一开始吃了大亏，最终才反败为胜。之后，美国立即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远远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美国舆论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同时，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不可能纯靠军事就能搞定阿以关系，最终还是要与埃及实现外交和解，为了增加谈判筹码，大屠杀产业就要积极生产。一旦在意识形态上被重新塑造，大屠杀就被证明是转移对以色列批评的完美武器。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美国犹太精英来说，大屠杀发挥着与以色列相同的作用：权力游戏中的又一个宝贵筹码。因此，美国犹太精英对大屠杀的公开关切，就像对以色列命运的关切一样，都是处心积虑的。所以他们很快就原谅并遗忘了1985年里根总统在比特堡公墓说的，埋葬在那里的德国士兵是“纳粹的受害者，就像集中营中的受害者一样”。1988年，里根因其“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而被一家最著名的大屠杀机构授予“年度人道主义者”奖。相反，美国黑人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说自己“听腻了大屠杀”，并没有很快被原谅或遗忘。美国犹太精英对杰克逊的攻击从未停止过，真正的原因不是他的“反犹言论”，而是他“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立场”。
大屠杀产业的兴起也与美国内政有关。主流的说法是，美国兴起了“身份政治”和“受害者化文化”。但作者认为这并不对，因为与黑人、拉丁裔、原住民、女性、LGBT等群体相比，犹太人并不是弱势群体。身份政治和大屠杀在美国犹太人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他们不是受害者。二战后，随着反犹壁垒迅速消失，犹太人在美国崛起——他们的人均收入几乎是非犹太人的两倍；美国前40位富翁里有16位是犹太人；美国40%的诺贝尔科学和经济学奖得主是犹太人；20%的重点大学教授是犹太人；纽约和华盛顿的主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里40%是犹太人。正如许多犹太人在以色列成为负担时与之保持距离，而在以色列成为资产时则成为天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犹太人在自己的种族身份是负担时与之保持距离，而在种族身份是资产时则成了重生的犹太人。
事实上，美国犹太人的世俗成功，验证了他们新近获得的犹太人身份的核心原则——犹太人是“被选中”的民族。大屠杀则从反面证实了犹太人是“被选中”的民族——犹太人是最优秀的，所以遭到了嫉妒，继而被迫害。
到了70年代，反犹主义在美国已不再突出，但犹太领袖们还是敲响警钟：美国犹太人正受到恶毒的“新反犹主义”的威胁。声称打击反犹主义的犹太组织更容易拿到筹款。但由于反犹主义“供给不足”，所以很多犹太“防卫”组织之间爆发了内卷。在筹款问题上，以色列面临的所谓的外部威胁也有类似的目的。美国犹太机构只需要以色列成为阿拉伯残酷攻击的受害者。这样的以色列可以得到支持、捐助者和金钱。美国犹太组织都是以以色列的名义来呼吁捐款，但约一半的款项没有给到以色列，而是给了美国犹太机构。
不过，敲响反犹主义警钟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并不在此。随着美国犹太人在世俗方面取得更大成功，他们开始趋于保守。尽管在堕胎等文化问题上犹太人仍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他们却越来越右。与右转相辅相成的是向内的转向，因为犹太人不再顾及过去的盟友（尤其是黑人群体），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资源仅用于自己关注的问题上。传统上，犹太人与黑人“统一战线”，一起反对美国的种姓歧视，但在60年代末，许多犹太人与民权联盟决裂。最经典的是1968年纽约市教师罢工，这场罢工使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工会与争取控制濒临倒闭的学校的黑人活动人士对立起来。
为了积极捍卫自己的企业利益和阶级利益，犹太精英把所有反对其新保守政策的声音都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他们甚至认为，美国“真正的反犹主义”包括“腐蚀犹太人利益”的政策措施，比如平权法案、削减国防预算和新孤立主义，以及反对核能甚至选举人团改革。
在这种争锋中，大屠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唤醒历史上的迫害可以转移当今的批评。除此之外，大屠杀框架还扭曲了争锋的本质——本来只是不同群体的纯粹利益之争，但一旦动用大屠杀框架，这就变成了Gentile（特指犹太人建构的“外族人”）对犹太人的纯粹非理性的厌恶。因此，大屠杀框架使所有对犹太人的批评都失去了合法性：外族人对犹太人的批评必然源于其病态的仇恨。
这样一来，有了大屠杀框架，被美国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人就可以毫无道德包袱地置巴勒斯坦人于死地，同样，美国犹太人也可以毫无道德包袱地置黑人于死地。
以上就是本书截至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之后的内容会在下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