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今天，国家文物局在安徽淮南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聚焦武王墩墓考古新发现。专家表示，墓主人可能为楚考烈王。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现存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武王墩墓地遗迹分布示意图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武王墩墓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整个墓园占地2100余亩。2020年至今，考古工作者重点对主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确认主墓（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近正方形，边长约50米，墓坑东侧有长约42米的斜坡墓道。墓坑中央建有“亚”字形椁室，四周分列8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室，均由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板。△墓室布局戳视频看椁室结构示意动画↓↓椁盖板上发现文字近千字椁室盖板上发现有墨书文字，已发现和采集100多句、近千字，标示盖板的位置与各侧室的功能。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千件，包含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珍贵文物。其中漆木器数量、种类都是空前的。东Ⅰ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88厘米，大于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铸客大鼎）。△东侧室文物△漆木器△椁盖板上的文字△木椁室布局△青铜鼎国家文物局指导研究团队做好出土文物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完成椁盖板、竹席、漆木器等脆弱文物的加固提取，并在实验室内开展精细化清理和稳定性保护，同步进行墓葬碳十四测年、木材树种鉴定、椁盖板墨书红外识别、漆器和纺织品材料检测与工艺研究、墓葬埋葬环境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工作。武王墩主墓（一号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王级墓葬。“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墓考古研究，将落实“大考古”理念，坚持精细化发掘，多学科协同攻关，加强文物和遗址原址保护，谋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考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灿烂成就。编辑：拾

杭州亚运篮球赛的啦啦队穿着马面裙，跳着“最炫民族风”燃爆全场。2024年春节，马面裙成为火爆的“新春战袍”。为什么千年前的马面裙能掀起新的时尚潮流？古今马面裙在款式、面料、做工等方面有什么不同？让我们听纺织考古的工作人员细细解读。编辑：拾

作者：王慧敏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得到历史性提升，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展现出当代中国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风貌，标注了文化自信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文化自信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两个结合”是其得以实现和巩固的根本途径。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达到新高度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命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更加丰富全面的呈现，得益于党中央对中华文明史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究“鉴往知来”，“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重视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到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到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建成中国国家版本馆，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大价值的深刻揭示，增进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根脉”，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人类文明的视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今世界“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的“一池春水”，使之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2017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阐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202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等23个重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或典籍中的遗产，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熔铸于当代中国的新文化，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传承与创新，夯实了文化自信的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思想支撑。发掘弘扬革命文化达到新高度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文化结晶，是对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精神淬炼，是当代中国文化传承的红色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化了我们对革命文化的认识，把我们对革命文化的自信提升到新高度。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紧密而深刻的联系。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长征精神时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个伟大精神，极大丰富了革命文化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发掘和激活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加需要发扬革命斗争精神，才能战胜新的奋斗征程上的艰难险阻。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转化为激励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的强大动力”。新时代以来，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面貌发生历史性变革，革命文化氛围洋溢在社会各个角落。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许多革命老区，看望老区人民，围绕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革命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奋斗历史，彰显了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风范。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注入红色基因，对增进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精神的传承，更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革命文化被赋予了更加新颖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巩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认同，增强了文化自信的政治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开拓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达到新高度文化自信还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拓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而成的，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进步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性质，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标注了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达到新高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根本在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进一步凸显。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要求“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一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深度融合。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二是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更加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命题，强调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加深厚扎实的文化根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以来，中央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不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对意识形态建设作出重要部署。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根本制度”的形式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时代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提出“网络强国”战略，要求“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获得更加明确的科学内涵和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巩固，提升了全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构建了更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自信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得到历史性提升，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项久雨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是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的升华与总结，反映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新要求。对于这一思想的学理阐释，必须将“理论形态”与“理论特质”结合起来予以整体性考察，系统、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指向与实践要求。一、人民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论价值论层面的考察，触及文化的实质与核心。价值取向反映着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之根、发展之基，体现着一种文化理论的立足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立场，即人民立场。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精神文化需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将文化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满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效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精神文化需求是内生性的需求，而不是外在的需求；是长期性、连续性的需求，而不是暂时性的需求。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这就要求持续不断地供给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多样化、丰富化的文化产品，契合于不同年龄层次、生活背景、文化水平群体的需要。同时，应当注意到，精神文化需求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有文化产品供给就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粗制滥造、千篇一律、跟风创作的文化产品，没有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准的影视、音乐、美术等作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从“量”与“质”双重层面予以具体落实，不仅要关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有没有”的问题，更要关注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得“好不好”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体现在文艺创作生产的过程中，成为文艺作品的首要评价标准，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是优秀作品，既要看艺术标准、审美标准，又要看市场标准、经济标准，还要看价值标准、社会标准，要将艺术标准、经济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只有真正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做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引发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情感共鸣、精神共鸣，一部作品才算具备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正因如此，文艺创作者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创作过程中要更多关注“人民”而不是“人民币”，要将创作的方向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反映好人民群众的心声、心愿，展现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同时，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素质、文化素养，以德艺双馨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树立正确的艺术理想、人生理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与传播者，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提高艺术造诣，实现人生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贯彻到文化建设各领域，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予以具体落实。在文化领域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实践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其既要求推动社会精神文化财富不断积累，又要求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既要求坚持文化事业的人民属性、公共属性，又要求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习近平提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对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出明确要求。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3782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多彩。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发展应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注重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习近平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1805亿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文化产业“人才下乡”“资源下乡”，赋能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在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得到确证。二、整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论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同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有着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中予以理解，又要从社会有机体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视角，特别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局性视角切入，予以系统论层面的考察。首先，领导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因此必然体现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在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居于首要位置。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表明，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加强对文艺工作的引导与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与培养，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此，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队伍，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其次，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一种文化理论的特质，最为直接地是通过其中的概念、范畴、论断体现出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上“术语的革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理念、文化范畴、文化论断等，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系统全面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不同的组成要素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从标志性的文化概念和范畴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志性概念、范畴且彼此关联，具有整体性。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从标志性的文化论断来看，“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赓续中华文脉”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重要论断。再次，建设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下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化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总体性，文化建设是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就已经提出“文化经济”的范畴，并对其作出界定与阐释，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思想先导、价值引领、精神动力的功能。除此之外，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培育法治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需要培育生态文化；在党的建设领域，需要培育党内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思考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特质。最后，结构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在结构上予以贯通。“体”，亦即“本体”，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的思想、理论、原理、观点；“用”，亦即“功用”，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建设实践的任务、部署、制度、政策。“体”是“用”的基础，“用”是“体”的转化，二者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强调文化理论对于文化建设的指导与引领，也强调文化建设对文化理论的转化与支撑，形成一种有机的文化联结，建立一种紧密的文化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体”“用”之间的贯通，彰显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反映出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三、独创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论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创新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文化指导思想的持续不断创新，文化之花就会凋零、枯萎，文化就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衰败的状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具有独创性、创新性的思想体系，富有思想上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种独创性根植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一种有原则高度的结合，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嫁接、简单的拼凑、无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所形成的“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根脉”与“魂脉”的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具有民族特性、本土特质、时代属性与现代高度的结合，“‘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此，从时空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存在，也不是过去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深厚的中国内涵、现代意涵的存在。“根脉”与“魂脉”的创造性结合，赋予中国文化发展以生命力，激活了文化创新、文化创造的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根脉”与“魂脉”中的“脉”，主要指的是中华文脉，二者的创造性结合，使得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双重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文化建设有其内在的方法论，是文化创新创造的原则遵循。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阐述了文化领域中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定位，“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守文化发展的性质、立场、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背离原则、背弃立场、抛弃历史。创新，就是要持续不断地赋予文化发展以内生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激活各类文化要素的动能，避免文化发展的停滞。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推动实现一种有原则的文化发展，深层次地展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方法论上的独创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的起点”，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起点”，是对于文化发展历史方位的界定，对应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在文化发展上有其时代诉求与历史规定。“新的文化使命”是一个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整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其中，“推动文化繁荣”是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谈的，其所反映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蓬勃发展状态，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建设文化强国”是从文化与国家发展的有机联系来谈的，其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形象，具有世界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身份，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将文化发展上升到文明高度，体现出文化发展所彰显的进步状态与历史意义，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的继承与发展，将中华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现代高度。在“新的文化使命”中，三个组成部分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动文化繁荣”属于基础层次，“建设文化强国”居于承上启下层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属于最高层次。“新的文化使命”有其“发展论”层面的意涵，确定了文化建设的目标，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表达与概括，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将得到进一步锻造与凸显，这深层次地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创性”与其“主体性”是紧密联结为一体的。文化指导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出思想自身的主体性，还反映与巩固了文化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一事物反映出的主体意志、愿望与创造性。文化的主体性，反映出一种文化形态区别于另一种文化形态的内在属性，是文化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南，与时俱进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实践遵循，以思想的独创性、创新性巩固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表达。有了文化的独创性、主体性，中华民族就得以自觉自信自立地屹立于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由概念、范畴、论断的提出，到不断体系化、系统化、学理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整体。文化不是僵化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晶体，而是不断发展、处于演化状态之中的有机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将随着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形成更为丰富的思想形态、理论形态。新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思想形态发展促进文化形态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四、世界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论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日益凸显。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习近平文化思想，归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整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意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或“本土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与“文明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一思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境遇、新挑战、新态势，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新范式、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文明交往互鉴的新原则，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普世价值论”对于文化的偏颇认识或错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就是“内”与“外”的关系，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乎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既要守护好“民族性”，又要彰显出“世界性”，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守护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是具有“普世”性质的文化，美化西方的文化心态依旧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与近代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处境有着一定的联系。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实际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历史底蕴，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以其独特性、民族性，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坚守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必然要求从文明论的历史高度出发，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使中华文化获得具有原则高度、现代意义、时代属性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深层的文化动力。另一方面，把握好文化发展的“世界性”，以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赋能自身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发展不可能故步自封，不可能闭门造车，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世界性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原则。习近平指出，要“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不同文化形态，应当持有正确的态度，予以正确的认识，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胸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进一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高度，来认识与阐释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从价值维度来看，习近平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阐明了世界各国文化所凝结的共同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诉求。从文明维度来看，习近平提出了包括全球文明倡议在内的“三大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人类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利益基础、情感基础，更具有人文基础、价值基础，是推动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人文基础就体现在各国文化中相通、相知的文化理念、文化表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载体上，中华文化也得以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得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文化是具体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创造产物与智慧结晶，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最终需要依靠“现实的个人”发挥作用与力量。除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每一个体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中国价值的传播者、践行者，这种民间层面的文化交往更为关键、更为重要。对于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来说，进行文化交往，并不会使文化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之上，反而会增添文化发展的活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更深层次上阐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类文化发展不是无规律可循的，但这种规律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规律，而是历史的、趋势性的规律。这种“规律性”既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在文化层面上的规定性与必然要求，也体现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上。前者体现为从“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演变，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日益凸显，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巩固与提升；后者体现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人类文化多样性、交互性、共生性趋势的显现。如习近平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文化走向趋同，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不同民族、国家发展自身的文化，使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更加绚烂多彩。五、结

来源：新华社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2月7日，习近平、王沪宁、蔡奇、丁薛祥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佳节。新华社记者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九》这是2022年7月30日拍摄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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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玥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6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重大成果，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使我们在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使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开辟理论新境界理论创新是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实践，实践是文化产生的根源，文化是实践的必然结果。《共产党宣言》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建设性构想。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开启了殖民和掠夺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就要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实现文化的革命性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高度的文化主体性，自觉担负起自己的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推动其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任务，阐释了文化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江泽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先进文化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前提。胡锦涛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全面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如何建设文化的重大问题，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提出“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号令，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党发展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明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强调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精辟论述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两个结合”，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动“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指南，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必须走“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对中华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明体达用的新蓝图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谋划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体”指本体、本源，“用”指实践、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基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结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用”，旨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进行了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体现了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中国风格，又展现了胸怀天下、博采众长的世界格局，指导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不是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和实践要求，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赋予中华文化新的生命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有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新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在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时也有了更加鲜明的文化特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重大成果，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使我们在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使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王爱云来源：“当代中国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2022年12月，在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搞好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离不开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因为知识体系是研究、宣传和教育的基础，而研究又是创新发展知识体系的手段和路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经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持续努力，国史自主知识体系在通史、专门史、国史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过程。新时代，国史研究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有了新的实践来源；产生新的理论指导，有了新的观察视角。这一切新的知识发展要素的出现，使国史知识创新具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国史进行再认识历史知识，是运用历史学的知识方法所获得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叙述。人们认识历史，往往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的，但人们所处的时代则又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人们的历史认识总在发展之中，人们总是要不断从新的时代高度对历史进行再认识，从而把史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对此，不少中外史学研究者充分阐述了历史再认识问题。例如，梁启超曾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李大钊则在其《史学要论》一书中充分阐述了历史再认识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也特别强调人类在不同阶段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历史是人类对自己认识的觉醒，以及人类对自己的意识……人类对历史发展终极目的的认识，是和它所处的阶段相配合的；追求此终极目的的热切，也和人们所处的阶段相关。人类的进步，指的正是人类在每个不同阶段中对历史发展终极目的认识的加深、扩大、提升。”“研究者所见的历史活动，实际上正是他对时代理解的反应。历史知识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自我确立。”可见，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极力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重新解释历史，历史知识也通过一代代学人对历史的再认识而不断丰富和拓展。国史知识也同样如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使人们有了认识国史的新高度，并对国史诸多重要问题有了新的见解。以国史分期问题为例，新时代人们对其的认识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初，学界在对国史进行阶段性划分时，往往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并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历史放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即使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但仍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间是中共十九大而不是中共十八大。这说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与以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相比具有显著不同的历史性特征。随着新时代伟大变革的不断推进，人们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逐渐认识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决定了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新的时代任务。如果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那么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则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尤其是2021年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切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以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着鲜明的不同特征，标志着国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的学者还尝试总结了新时代七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即：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更加突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在政治建设上，更加突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经济建设上，更加突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务实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在文化建设上，更加强调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同各种错误倾向和社会思潮作斗争；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更加突出端正方向、注重实效、全面深化和促进公平；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上，更加突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在执政党自身建设上，更加突出全面从严的主基调。正是基于这些新的认识，自2019年起，学界便逐渐达成共识，在大的时间范畴里将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来）。这是人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于新时代的准确认识，也是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的新认识。总之，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既能够对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也能够从新的高度对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进行再审视。运用新的理论对国史进行新认识在历史研究中，当前的理论往往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有助于指导我们开展历史研究。一方面，这是因为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不断创新发展的。恩格斯曾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序言中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新的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破除头脑中的旧观念，确立起新观念，并在逻辑上否定以旧的认识为指导的实践，为以新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创造主体条件。理论的创新往往导致人们对世界理解和认识产生不同，正如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从现代编史学的眼界来审视过去的研究纪录，科学史家可能会惊呼：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历史过程纷繁复杂，要对历史进行深刻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其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必须有当代人的历史理论做指导，否则就会陷入茫茫历史迷雾之中。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诞生以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全新研究和认识，而且这种新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在不断推进。换言之，即使上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概括的历史结论，也会在后来得出新的认识，历史知识体系得以不断更新。国史研究自50年代起步以来，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国史研究做出过重要论述，中共中央也曾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这些都为不断升华对国史的认识、拓展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催生新的理论。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新理论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指导人们深化认识国史、拓展国史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主观条件。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史所做出的系列重要论述，是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国史研究的根本遵循。综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尤其是国史的系列重要论述，涵盖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等广泛内容，对于建构自主的国史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关于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事求是这一认识历史的总原则，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又如，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的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历史事件及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的方法论原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再如，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割裂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改革开放等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论述，启发人们对国史予以新的认识。改革开放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史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等重要场合发表系列讲话，对于改革开放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就改革开放的性质、地位、影响等提出了若干新的论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史提供了重要遵循，也有利于拓展和深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既为我们深化对国史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也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国史研究、创新国史知识的新要求。努力推进国史知识创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为此，国史学科应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按照新的理论指导，积极推进国史知识创新，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一）基于新实践记录国史新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认识过程，而是人们真实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一代又一代历史主体都是以实践的方式创造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前提、动力和规律。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所走的就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造性实践，来摆脱民族危亡困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2022年4—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连续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政法改革、立法工作、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财税改革与发展、内外贸双循环发展、科技强国建设、交通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农业农村新面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宣传文化工作、网络强国建设、文化和旅游、就业和社会保障、退役军人工作、应急管理领域改革发展、民政工作、教育改革发展、水利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事业、“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外交工作等，全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领域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举行了“中国这十年·地方”主题新闻发布会，深入总结各地方新时代的奋进与变革。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从16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国史的崭新篇章，把这段鲜活生动的历史忠实记录到国史知识体系中，是学界肩负的光荣使命。“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国史知识体系中的新时代，要准确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及其发挥的引领作用，要如实记录新时代发生的重要事件、涌现的典型人物，要充分反映新时代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精神成果，要积累鲜活详实的史料和生动感人的故事，结合客观深入的理论分析，展示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阐释好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独特优势和内在逻辑。此外，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新实践，启发人们进一步回首之前的国史，对那些以往没有给予重视、没有纳入既有国史知识体系中的历史问题进行新的补充。例如，人们透过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实践，回首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认识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政治建设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文化建设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问题，社会建设中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的问题，生态建设中环境污染突出问题，等等。这些认识无疑会深化人们对改革开放史的认识和研究，丰富和拓展现有改革开放史知识体系。（二）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构建新的叙事知识在历史研究中，理论有时是观察历史、理解历史的一个特殊视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包含着很多新的理论命题，为国史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例如，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常把国史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来看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一个重要理论视角。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做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的论断。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论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再次明确提出“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的要求。这些重要论述，启发人们把国史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来重新认识，从而得出了与以往不一样的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国史知识体系。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并充分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交往的扩大、世界历史的形成，交往在社会个体的基础上分为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的规律都不仅仅是一种局限在内部的交往规律，而同时又以一定的外部交往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启发了人们运用中国与世界的视角，进一步深刻认识国史，建构中国与世界视角中的国史新知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新时代提出并深入阐述的又一重大创新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使命，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脉络，是国史天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中建构国史新知识体系，成为国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时代命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后10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与改革的社会实践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仅使中华文明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再次绽放新的光彩，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毫无疑问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中建构国史新知识，也是必然的、必要的。总之，无论是记录国史新知识，还是建构国史新知识，都是新时代广大国史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结合对新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把握国史研究中的时代命题、重大命题，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努力推进国史知识创新。历史学研究过去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指导现实、展望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国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光辉历史，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价值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家都了解，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将它的基本本质以历史方式表达出来给自己看，其意义是何等重大。史学因此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要给自己民族、国家看自己的形象。在一个民族意识及国家意识特别需要改造及强化的时候，这个责任将有加倍的重量”。在中华民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国史学科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积极推进国史知识创新，使国史知识体系真正成为人们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编辑：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高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在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一周年之际，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调研。高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聚焦新时代伟大变革，研究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更好担负起国史工作者“修史、资政、育人、护国”的重要职责，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陪同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调研当代中国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2023年第十一次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精神。院长、党组书记高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院纪检监察组组长、院党组成员杭元祥，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昌林，党组成员赵志敏、赵芮出席会议。王昌林、赵志敏作重点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百年来民族工作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伟大成就的科学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强大的理论引领力、实践指导力和积极的世界影响力。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更为清醒的理论自觉，把这一重要思想学习领会好、研究阐释好、贯彻落实好。会议要求，要引导全院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加强多学科交叉、多团队合作的联合攻关和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特色民族学、宗教学、民族文学、边疆学等学科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发挥学术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推进融通中外的话语能力建设，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各单位党委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强化责任担当，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讲解。院副秘书长，驻院纪检监察组、院机关职能部门以及相关单位所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列席会议。编辑：拾

作者：《党建》杂志社来源：《党建》杂志2023年第11期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这一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清醒的历史自觉、勇毅的历史主动，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极具前瞻性、战略性，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担负新时代新的使命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全面、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体系，涵盖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各个方面。关于地位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关于方针原则。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关于使命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要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觉承担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强调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强调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于战略部署。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强调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持续抓好“四史”宣传教育，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强调要把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和清朗网络空间；强调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研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普及科学知识，深化全民阅读，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强调要繁荣文艺创作，提升文艺原创力，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推动“高原”之上“高峰”的涌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强调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强调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好中华文脉；强调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强调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强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强调要不断增强“四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关于政治保证。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强调要增强阵地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强调要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党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党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文化建设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激发了中华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实现新跨越。突出强调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强调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命感、方向感、责任感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迫切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为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深度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这方面内容的重要论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集中体现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保证，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根本原则的认识。突出强调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刻阐明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党的核心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努力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又一重大设计和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中的地位作用，并从根本上廓清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为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把对加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深化了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文化本质，将文化具有的精神引领和价值构造功能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位置，体现了“以文化人”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使文化建设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创造性地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战略目标以及战略路径等重大问题，突出文化的地位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价值引领，是强本固基、守正创新、发挥作用的根本遵循；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基本国情，积极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其中，“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实际，对党的理论发展作出的又一重大原创性贡献，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内涵，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的文化立场、博大的文化胸襟、深厚的文化关怀。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总结阐释了一系列新闻舆论工作的新经验新理论，着重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着重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谱写了新的篇章，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深化了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趋势，揭示了人类文明交流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以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保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丰富世界文明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观和价值观。编辑：拾

作者：韩振峰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会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或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必然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从广义视角来说，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和文明含义相通；从狭义视角来说，指的是人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也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狭义的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等相对应的观念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分析文化现象、揭示文化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揭示了文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文化，不论物质形态的文化还是观念形态的文化，都是劳动的创造物。人民群众是劳动主体，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作为实际的劳动者创造了现实而具体的人类社会历史。其二，阐释了文化的主要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具有典型的阶级性、民族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等特征。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文化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阶级性特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另外，任何一种文化又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历史传统等条件下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体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其三，揭示了文化运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它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其四，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同时，文化对政治经济又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强调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文化的影响作用在性质上表现为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程度上表现为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对引领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还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比如揭示民族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等。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也做过一系列重要论述，比如关于加强无产阶级对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问题、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重视提升国民教育文化素质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百多年历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凝结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思想。党的文化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时，专门把“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作为一个重要方面。重点强调了两点：一是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并举例说“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二是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充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同时，还系统概括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诸如“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并称“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据此，他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资本主义的优势，“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内容，邓小平认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始终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位，他在强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时，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在强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在他提出的“四有”新人目标中，也把“有理想、有道德”放在前两位。邓小平还强调尊重文化建设规律，体现文化发展的人民性，他多次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邓小平在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上，一方面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集中体现了他关于教育和其他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江泽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强调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他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江泽民还提出“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学说，升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明确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为了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胡锦涛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思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精神力量、道德观念的集中阐释，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强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发挥好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三、“两个结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文化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坚持不懈用这一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认真总结党领导文化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深刻揭示和回答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它所包含的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要义和精神实质，而且也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存在“高度契合性”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等观点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社会理想观，即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为目标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民本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以及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忠实、廉耻、自强、坚毅、勇敢、正直等伦理价值规范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论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以载道，史以鉴今”“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等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等重要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己不自信，何以信于人”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此等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紧密结合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了我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四、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当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不断体系化，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一）提出以“九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果，明确提出了以“九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重要思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向全党提出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大使命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推进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在讲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两个结合”的提出，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把坚持“两个结合”作为党坚持理论创新宝贵经验的重要内容。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系统阐释。与此同时，二十大报告还紧紧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一文化建设主题，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五个方面，重点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三）提出以“十四个强调”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概括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大创新观点。同时，他还明确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推进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和理论遵循。（四）提出以“七个着力”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个着力”的战略要求。这“七个着力”的主要内容是：（1）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2）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5）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7）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着力”战略要求，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为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继提出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之后，党中央提出的又一重大思想成果，是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新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并将其自觉贯彻落实到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思想遵循。作者韩振峰，系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编辑：拾

民族大义前，硝烟战火中，毛岸英毅然奔赴朝鲜战场，壮烈牺牲。然而，毛岸英烈士为国捐躯的壮举，却被一些人泼上了各种脏水，其中尤以“毛岸英牺牲是因其做蛋炒饭生火引来敌机”的谣言最为恶毒。英烈不容玷污，历史不容亵渎！今天，戳破谣言、澄清史实、敬悼英魂，还烈士清白！编辑：拾

作者：杨凤城来源：“当代中国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和学科，应该说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过研究、编写计划，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些高校甚至开设了课程，但受复杂的政治因素影响，总体上是昙花一现。改革开放启动后，新中国已经走过30年历程，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正面临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197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之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出台，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做出系统而权威的总结。这两个重要文献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国史研究最重要的起点和最重要的遵循。之后，国史研究逐渐起步，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高校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出版相关教材或者研究专著。及至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70多年历程，国史研究也有三四十年的积累。在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紧锣密鼓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大潮中，国史当然不能缺席，而且由于国史的在地性特征——基于中国原生态实践、没有源自西方的元概念元命题困扰，因而，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具备了独特优势。下面，笔者围绕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谈些想法，以进一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原则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新中国70多年建基立业、艰辛探索、阔步前行的历史进程，既彰显历史进步和成就，又不掩饰或回避历史失误和教训。忠实于历史，是历史学科建构知识体系的前提，这一点是常识。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但历史叙述和解读则多种多样，因此建构的历史知识体系亦多种多样，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观的不同。历史学界的争鸣与竞争，除了史料因素外，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竞争。对于国史而言，由于其强现实强政治特性，因而历史观至关重要。毋庸置疑，唯物史观是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立场与方法，才能深刻揭示历史发展与进步原因，科学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这在国史学界已有高度共识，无需赘述。在这里，笔者欲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国史的重要文献和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对于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即前述第二个历史决议与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导和遵循。虽然两个历史决议主要聚焦党史，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作为长期成功执政新中国、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党，其历史虽不能与国史画等号，但无疑与国史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在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等方面。此外，两个历史决议对于新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每个阶段特点和成就的概括等，既符合历史发展实际，又具有历史总结的高站位、历史叙述和逻辑的清晰与科学、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刻、以史鉴今的启发等特点，为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遵循原则。另一方面是中共中央相关文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逢十周年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逢十周年庆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或改革开放逢十周年纪念、党的领袖人物诞辰逢十周年纪念等重要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场合发表的讲话，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党和政府看待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站位新视野新理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新指导和遵循。总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对于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高度重视国史资政育人功能，重视以史鉴今，让历史照进现实、远观未来。可以说，“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是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的灵魂，在这方面有大量论述，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历史自信；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等等。二是倡导大历史观，努力“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在历史长周期中看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中看问题，从人类文明进步尤其是全球发展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中看问题；善于抓住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廓清历史主流主脉，凸显历史发展轨迹和趋势，得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三是关于新中国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例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讲话，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关系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总结与评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年的总结，关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概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走出来”的命题，以及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历史地位、贡献与精神品格的分析，等等，都是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或要件。如果说，第一、第二两点主要体现为间接的思想指导，即提高关于重要性的认识，掌握科学的方法论，那么，第三点则构成直接的遵循。总之，只有充分把握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历史决议的内容及其精神，充分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核心要义，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才不会走偏，才能充分彰显自主性科学性。关于国史的知识结构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基本框架、基本问题（原理）、概念范畴。从知识体系生成过程而言，是先有概念、范畴，然后是跨概念范畴的基本问题（原理），最后呈现的是知识结构。不过，从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而言，则反过来总结和分析更适宜。譬如一所房子，先要有四梁八柱，然后是房间布局、墙体门窗，最后是家具设施等。实际上，凡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知识结构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专业课程设置、教材体系、人才培养等问题。国史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如此，当然，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知识结构同成熟学科比较，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很多问题共识度还不高，因而需要更多探索和讨论。笔者亦是本着探索、讨论的态度谈些粗浅看法。国史知识结构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史的主题主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讲的是党史主题，但对于国史而言也同样适用。国家是民族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实体依托，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为了特定民族更好地生存发展。况且，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2/3以上是与新中国历史在时间段上重合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建设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史的主题，那么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历史主线是什么？对此，学界有过热烈讨论，笔者认同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说。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无论发生过怎样的波折与失误，中国始终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这一制度核心，始终是在围绕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探索、实现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围绕“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首要的时代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新时代十年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国史主题主线明确了，其知识体系建构就有了定盘星，有了统领。接下来就需要解决“四梁八柱”即知识结构问题了。国史包括方方面面的发展进步，按照学界已有习惯或共识，可以按照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外交史等来布局。这样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但是整体感较弱。还有一种结构可以考虑，那就是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三分法入手建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是衡量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国家的首要任务。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建设与治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有学者曾提出，当代中国史和国史应该有所区分，虽然两者都以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为对象，但前者内涵外延更广，可谓无所不包，而后者则应着重于政治和制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对国史的狭义和广义理解，能否真正讲清楚两者关系并取得共识，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这一看法提醒我们，国史首先是政治史，因为国家是政治产物，国家的历史宜以政治为核心视点看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注重国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发展，注重制度对于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基础作用。国史不能是各方面历史的汇合或相加，要彰显国家历史的整体性，彰显国家历史不同于一般历史或专门史的特点，显示内在的逻辑和主线。当然，如此写国史的挑战是很大的，不过，对于建构国史知识体系而言则很有启发意义。国家是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涵盖各个领域，是内在统一的有机体，不论怎样建构国史的知识体系，制度都居于突出的位置。需要说明的是，制度不是静止的结构，制度本身的建立、改革、健全便构成一个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制度承载着社会各种活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并服务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精神文明始终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国家相区别的内在特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今，各民族国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高度趋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空前迅速而热烈，一个民族国家对“我是谁”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与文明样态。一个国家的发展仅有物质文明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人心散了，那么，这样的发展还有何意义？一个民族国家要与时俱进，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但是，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不是变成他人。独特的民族文化、独特的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和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建构国史知识结构，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很难将外交充分纳入其中。每个国家都有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但外交主要表现为一种行为过程。由此，可以考虑这样的逻辑，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主要属于内政，而一个国家的历史活动主要是内政和外交两大类，也就是说是一个“一加一”演绎为“三加一”的结构。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六分结构，还是“三加一”结构，都有各自的优点，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经，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为纬，纵横交织建构国史知识结构，并以此确定学科基本问题、概念范畴体系。关于国史的基本问题基本（重要）问题（或称之为定理）和重要概念范畴是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国史的基本问题和概念范畴同社会科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概念范畴相比，更需要内含时间延展和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仅有恒定的静止的要素，而且要有反映萌生发展与变化的动态要素。由此，就基本问题而言：（一）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目前，具有高度共识的是三时期划分：第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第三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即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这个分期与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分期高度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可否突出国家视角，以国家大事（如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来划分国史阶段。但考虑到国史是以政治史为主的综合史，从新中国的总体历史变化看，上述三阶段划分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实事求是地讲，目前还找不出比该历史阶段划分更可取的方案，这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决定的。当然，每个历史时期，还可以再分若干小阶段。此外，考虑到新中国目前7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也可以增强历史整体性，便于梳理和分析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无疑是有益的。（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是国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有过专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事实上，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显而易见，无论从国家治理理念看还是从制度体制看，无论从经济发展看还是从社会结构看，无论从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看还是从国家形象看，不同和变化都十分显著。该问题的着重点在于讲清楚两个历史时期的接续性和继承性，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从现代工业体系奠基、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等方面，讲清改革开放前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三）如何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问题如何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问题，要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这一核心展开。首先，要从大历史观出发，充分肯定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其次，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全方位总结成就，不但要有新旧历史的比较，还需要有国际比较。最后，也是最难但绝不能回避的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的分析与评价。评价的关键是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探索”这一主题，只要抓住这个关键不动摇，就不会在根本上发生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创新问题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创新问题的核心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的，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中国特色”是一种总体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起点，是前提，但是总体上不具有“中国特色”，其在原则和主要方面依然处在以苏联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内。那么，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不同何在？换言之，“中国特色”的首要依据或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大创造创新何在？显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造创新，是“中国特色”的首要体现，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单一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占压倒性绝对优势地位，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平均主义。当然，改革开放带来的创造创新不仅是经济上的，以经济为基础并与经济相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就其荦荦大者，如政治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理念和战略下的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教育与科技体制的改革创新，等等。总之，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以之为基础的改革创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回答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成就，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佳答案。（五）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问题第三个历史决议和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与成就做出了系统总结，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方方面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学理化表达和相关历史知识建构。从国史角度而言，一方面，宜有总有分，有轻重取舍、调整合并。例如，党的领导和全面深化改革是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是分，分也是依照大领域进行梳理和评价，而非一定要依据文件条分缕析地细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新时代的变革和成就绝不是“飞来峰”，其与此前历史的接续继承关系要讲清；同时，既然是新时代，那就意味着在治国理政思想、内政外交理念，在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均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总之，要阐述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离不开历史的比较，这是在学理化阐释和历史知识建构中需要注意的。如果说上述基本问题着眼于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那么，另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各个领域的纵向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集体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革命法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演进，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演进，从“两阶级一阶层”“单位制”到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变迁，从发展优先兼顾环境到生态文明思想的萌生、系统化和全方位实践，从与苏联结盟、高扬国际主义旗帜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高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类似专题类的重要问题亦需要仔细检视、斟酌，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才是基本问题？或者说构成基本问题的标准何在？笔者认为有两个不能忽略：一是该问题域有显著的历史性变化。正所谓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有变化有转折才会产生历史解释。二是该问题有全局性长时段延展性。过于微观的地方个案不宜进入重要问题域，除非该个案具有全局性影响。关于国史的重要概念范畴基本（重要）问题厘清后，就需要考虑概念范畴了。从哲学定义出发，概念和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范畴，就是基本的概念。范畴和概念的区别在于，范畴虽然也是概念，但它是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从内涵来说，范畴比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更深刻；从外延来说，范畴比概念所反映的事物范围更广。就本文而言，概念范畴连用侧重范畴意义，加上“重要”二字则强调更基本更高层级的概念范畴。就国史知识体系而言，历史上出现的事件、运动、人物、会议等属于知识基石、一般性概念、名词，是客观历史进程的命名，不同于知识体系建构意义上的概念范畴，后者需要有较充分的历史延展性与价值存在，包涵重要的学科问题。进言之，它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反映特定的历史观，否则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就失去了意义。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重要概念范畴的勘定也不能过大，一般而言，中观层次较为合适。下面，举几个例子：（一）改革开放以前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赶超战略无疑是重要概念范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不但这一概念范畴有明确而清晰的思想表达，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从“一五”计划到“大跃进”再到“三线建设”的实践中，既反映了中国特定国情，又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性，既反映了内政特点，也反映了对时代潮流、国际形势的认识。在文化领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等无疑是重要概念范畴，从起源、萌生、高潮到调整和终结，都有一个过程，而且结构极为复杂，既有历史合理性、进步与成就，也有矫枉过正走向极端的教训。在外交领域，“三个世界”与革命外交是重要概念范畴，它既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又有较长时期的实践经验积累，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呈现出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内在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二）改革开放以来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而言，重要的概念范畴更多，而且由于时间距离近，和现实关联密切甚至就是现实问题，因而提炼和解析难度也大。尽管如此，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从学理上、知识建构上，而且就是从讲好改革开放故事、新时代故事、中国奇迹上，也要加快对其重要概念范畴的梳理和研究。在政治领域，例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问题涉及对改革开放前的运动式治理的客观评价，涉及从“建立健全法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与实践演进，涉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深刻变化。又如，人民民主与全过程民主，这个问题涉及人民民主的奠基和发展，涉及其思想演进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涉及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比较等。“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也是一个重要概念范畴，涉及祖国统一战略的调整，香港澳门成功回归祖国，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既是重要的制度创造创新，也面临挑战和完善问题。在经济领域，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中国70多年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是理解和评价新中国经济运行及其效果的关键。又如，实现小康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贯穿改革开放40多年的概念范畴，其中包括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对于共同富裕的意义、对于人类摆脱贫困的意义等。再如，经济特区与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范畴，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发展与开放的关系，反映着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时代精神，也反映着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巨大转变和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时代胸怀。在文化领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无疑是重要的概念范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前的存在样态，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的新要求新变化，其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一系列子概念。“文化资源国家化”理念下的文化创造及传播特点，文化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展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等理念的生成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等，这些均构成审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概念范畴。在外交领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无疑是重要的概念范畴。由革命外交到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再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关键所在和阶段性变化，构成了国史外交领域的重要概念范畴。就新时代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内容外，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等，均是国史领域里重要的概念范畴。国史研究历经几十年了，如何在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下，将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范畴特别是重要概念范畴建构为分类科学、架构合理、层次鲜明、高度学理化的概念范畴体系，是国史学者必须着手的任务。这些重要概念范畴既是学科成熟度的标志，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关于国史的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是话语体系建构。话语体系同概念范畴等要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是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就知识体系建构而言，主要考虑的是学理，即严谨和科学，表现为学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还有大众传播话语、国际传播话语。学术话语体系、大众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又各有角度和问题意识。就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国史学科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做好从政治文本、政策话语向历史文本、学术话语的转变。应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源自政治文献的话语在转变为学术话语、历史文本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重要的基础，但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加速且高质量地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确属不同体系，但也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通约。事实上，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范畴是完全可以通用或者略加调整即可通用的，没有必要刻意突出其不同。这又涉及学术自信问题。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国内学界似乎存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更客观更学术，一些提法、概念更具学理性的看法。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迷思，一方面客观看待海外尤其是西方中国学研究，并加强与之对话和交流，清醒认识自身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立足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增强学术自信，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范畴，搭建海内外通行的叙事结构。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历史事件和人物是确定的，这就构成交流的共同基础，不像其他一些学科从元概念上就存在歧义。对于国史而言，中外交流的关键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对历史内容和历史层面关注的差异。就此而言，设置议题很重要。例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经验、当代中国摆脱贫困的历程和经验、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毫无疑问应是国际学界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共同议题的讨论，把我们在国史基本问题上的认知表达出来，把内含我们历史观的重要概念范畴传播出去，并在这种对话中不断完善我们在基本问题、重要概念范畴上的阐释。郑永年是较早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者，他特别提醒人们，“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能沟通的”。也就是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最后变成了自说自话，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介绍中国经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因此需要我们充分了解海外学术潮流学术热点，如海外历史研究更关注社会与习俗、普通民众生活面相、微观个案问题等。对此，国史研究者必须充分重视这些议题，在自己的研究中需要适当眼光向下，关注微观个案、关注经济社会民俗等层面的内容，并发挥宏观历史研究之长，善于以小见大，以社会、民间历史映衬国家历史。客观地讲，与其他成熟学科比，国史领域对外学术交流还不多，经验也不够，但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的高度关注，要求国史工作者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加快推进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国史的大众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史工作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历史学最终是服务于人民群众从历史中得到知识得到智慧得到精神享受。国史的大众化传播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历史本质上是讲故事，人们对故事自然比对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更感兴趣，此其一。其二，国史和现代人的距离最近，没有古代史、近代史的隔膜感，理解起来更容易、能真懂。国史的大众化传播一直在做，也有成绩。但是，面对新时代的读者和听众、观众，如何在推进大众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自觉意识下，更好地发挥国史启迪心智、凝聚人心，知史爱国、知史爱党的社会功能，是需要国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国史的大众化传播关键还是讲好故事，不同于文山会海、成就概括、数据罗列、频繁征引的专业书写范式，大众话语传播体系中需要突出人物、彰显历史事件跌宕起伏的过程以及具象描述。一般而言，人们对新中国领袖人物，例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对一些重大事件，例如抗美援朝、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保持着持续的兴趣，一些现实热点也会引发对相应历史的兴趣，这就为国史大众化传播提供了起点或契机。以讲故事为核心理念，以人物带故事，以故事带历史观，以现实热点关联历史，应该能够很好地推进国史大众化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互联网带来大众阅读的深刻变化，对国史的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更高要求，仅靠故事是不行的，其中还需要情怀和思想，仅靠传统图文方式也是不行的，需要有更多维更有现代技术含量的方式。总之，国史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话语体系建构。当然，没有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了知识体系还需要建构和不断完善话语体系，只有如此，才会有国史学科的光明前景。国史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过程，既不能“急就章”，也不能“闲庭漫步”；既不是从零开始，也不能故步自封、一切照旧。因此，国史工作者既要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又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严谨、笃实精神，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当今时代是有组织科研的时代，对于国史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有组织的科研更为重要，因为它不是个体能够完成的任务。由是，国史研究机构和国史研究者，应该更自觉地建立相应的学生交流机制和交流平台，及时地把经过讨论的共识汇集起来、整理出来，例如编纂“集大成”的国史学科手册等，以展示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进程和成绩。当然，国史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国史知识树是长青的，国史知识体系建构任务是长在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

作者：沈成飞来源：“史学集刊”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史学集刊》2023年第5期党的二十大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关键的实践目标——民族复兴和根本特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保障是强大的政党主导和正确的道路选择。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人反复实践之后的历史结论，突显了中国的主体性和使命型政党的主动性。这一选择更多的来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的辉煌历史孕育了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思想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吸纳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现代性资源而形成的既有世界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有别于“冲击—反应”的外源型现代化模式，有别于“传统—现代”蜕变的现代化解说，以及摆脱了帝国主义论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冲击—激发”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历史叙事应该遵循民族复兴的实践主线，其主导力量是使命型政党组织，其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此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史具有高度同步性，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亦具有高度同构性。学界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异常繁富，但从思想史角度的讨论尚不多见。相较于旨在“修正”西方终极价值尺度而寻找各国、各民族走向世界普遍历史过程中的特殊性和本土特色的研究而言，许纪霖主张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以避免“各种寻找民族特殊性的努力，反而更强化了西方文明作为普遍性的中心地位”。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转型的认识论角度，讨论基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共识和根本特征。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共识现代化发端于英国，继而在西欧、北美等地展开，然后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从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近代中国开端于屈辱的鸦片战争。自此之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19世纪70年代的清廷奏折中，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等语描述了中国所面临的窘境。为应对危局，清末以来之思想家设法应变。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逐渐形成新的世界观念与自我认知。冯桂芬在发扬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制洋器”“采西学”等建议，以图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目的。他认为唯有讲求自强之道，“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在列强威逼之下，忧患意识所催生的“师而法之”“比而齐之”“驾而上之”的愿景，已蕴含着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只是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洋务运动，在物的现代化实践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纯粹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只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真正唤醒国人的是民族灾难。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造成创巨痛深的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局面。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传统上远落后于中国的蕞尔小国日本，今则通过变法一举而为强国，辱华特甚，造成国人极大耻辱感和挫败感。此乃梁启超所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的历史背景。清末的革命运动和戊戌革新都肇始于甲午战败。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来摆脱列强侵吞、实现国家富强逐步成为国人民族复兴的共同认识。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虽然这次旨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并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但此后孙中山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其时，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国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冲撞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网罗。这一运动最终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特征，强调中国革命的目标在于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落后的封建政治势力，在此基础上扫除旧的生产关系并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中国开辟道路。党的二大提出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由此确立。党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本身就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和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通过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的这种革命现代化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现代化实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理论与现代化建设构想历史地逻辑地联系起来，并将其发展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提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是近代以来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抵御外敌入侵、救国拯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发展起点和实践共识，它始终是压倒其他的现代性目标。这里既有近代以来西方“冲击”中国传统秩序而形成的应激性反应，又有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现代发微，具有与西方世界不一样的历史主旋律和思想文化特色。二、承担历史使命的政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作为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离开强大领导核心的推动，现代化进程是难以想象的。中华民国肇建，政党政治一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时尚。其时，梁启超认为中国立国的目标是巩固、统一、经济强盛的“世界国家”。为达此目标，必须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党内阁式中央政府，“政体既归宿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藉政党不能运用”，因为“政党之前途与国家之前途，实相依为命”。但梁启超同样强调，政党之党员必须对国家对政党尽政治上的义务，政党则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能成为“朋党”。梁氏此说自然是对民初中国政党之争演变为军阀、政客、绅商谋利的工具而发的不平之鸣。个人的理想本来就关乎利益。民初党争演变成了私利之争，政党亦演变成了“私党”。孙中山对此亦有同样的认识。他强调政党要争政见不争意见：“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不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他指出了政党政治的关键，为一己私利而争可谓结党营私、蝇营狗苟；为国家民族而争，乃系为使命而争，是使命型政党的特质。此一时期之党争并不具备使命意识。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观察布尔什维克，认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将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界定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党。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始就并非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的萨托利式政党，而是承担历史使命、拥有高度责任感、主动作为的使命型政党，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奋斗的过程中是一贯展现出来的。党的一大清晰地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革命理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仍然喊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新时代，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立志完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有学者因此而称中国共产党这种使命型政党超越了西式政党简单的“代表与表达”功能，具有包括整合、分配与引领在内的新功能，“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作者：蔡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祖籍福建汀州，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原名开贞，曾用名鼎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整理和考释，对两周金文进行断代和国别研究，把考古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开辟了用古文字研究古史的新篇章。代表作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卜辞通纂》。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今天是郭沫若先生诞辰131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在郭沫若的人生行旅中，无论是作为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还是作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包涵了一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郭沫若是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可以从他过往的三段人生经历中考察这一问题。一1924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斩钉截铁地宣称：“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刚刚还在新文坛以浪漫派诗人的激情，高歌“毁坏”与“创造”的郭沫若，突然之间宣布了《女神》式诗人使命的终结，宣称来到人生旅程一个新的起点，这将是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新的人生行旅。何以至此呢？还是在留学时期的1918年前后，郭沫若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从阅读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开始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知道了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近世社会主义》还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史的著作。当然，这应该是郭沫若在广泛涉猎西方思想文化时的一种阅读和了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派别中的一种为他所认知。按郭沫若所说，也只是停留在他“意识的边沿”。他那时所倾心的是泛神论思想、生命哲学，所渴望的是一种纯文艺的写作，想用诗歌“以鸣我的存在”。新诗创作让郭沫若在五四文坛声名大噪，他聚合了一群作家组织创造社，把新文学活动搞得风生水起。但很快，郭沫若便发现倾注了满腔热情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与创造社作家的热情呼唤“应者寥寥，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他们创办的几个刊物难以为继，创造社内部人员也出现了分歧矛盾。这让郭沫若感觉着进退维谷的苦闷。他意识到：“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凭着一股热情在文章中吼过一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到兵间去”，“到工厂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反思几年以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困惑，郭沫若发现在思想上面临新的选择，必须有新的动力来突破意识上已有的藩篱。因此，需要深入全面地去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现实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藉此走出自我的精神困顿。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认真阅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并且翻译了该书。他在对该书的研读中，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比较“系统的本质的认识”，获得了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必然会有的历史“蝉变”的认识。他对朋友说道：“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研究者大多即以此作为郭沫若完成了思想转换的一个历史节点。然而，郭沫若以读到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自己思想的转换划出一个界限，其实只是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指南应该有一个不断学习、认知、积累的过程。与阅读并翻译河上肇的经济学著作相关的一个思想文化背景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介绍、传播。郭沫若密切关注着日本社会的这一思想文化动向，关注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践，尤其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动态，藉此汲取自己需要的思想动力，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对于郭沫若所发生的影响。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郭沫若对于此前自己的文学活动采取了清算的态度。他把几篇小说和戏剧作品辑录为《塔》，作为“青春时期的残骸”，收束在那个“小小的‘塔’里”，寓意过往的终结。他把曾经撰写的文艺论著编成集子，在序言中称：“这部小小的论文集，严格地说时，可以说是我的坟墓吧。”而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郭沫若针对新文学的文学主张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他声称：“我们现在对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二走进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是郭沫若在医学专业的学习之外，以及毕业后的又一次留学，是另一种思想文化课业的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开始是伴随着他所热心的文学活动，后来则“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1924年回国以后，郭沫若先想到要翻译《资本论》，这时他已经阅读过《资本论》。但因商务印书馆不欲出版，而作罢。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关注社会改革问题，以及经济、政治体制等等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的思考。郭沫若认为，“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非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郭沫若此时意识到需要一个剖析社会人生的思想指南，需要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孤军社在1924年组织过一次撰文讨论中国经济路线问题的活动，郭沫若明确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郭沫若对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概念，只能说是有了初步了解，他对于这个理论体系的认识还是零散的，还处在似懂非懂之间。步入社会革命实践，是他学习、认知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步。1926年初，郭沫若应聘赴广东大学任教。广州此时是以国共合作为政治背景的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是看到了郭沫若与创造社作家在文学活动中所展现的革命性、思想性与行动力；是希望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担任了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施行了一些革新教育的措施，同时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参与筹备组建中山大学，在黄埔军校讲课、担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等等。在广州期间，郭沫若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恽代英、林伯渠等一批共产党人，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进而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的经历，让郭沫若在战火硝烟的磨炼中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政治态势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撰写了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揭露了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背叛国民革命的真实面目。紧接着，郭沫若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革命——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征途上，郭沫若由周恩来、李民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陷入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郭沫若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政治选择。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革命实践活动，使得郭沫若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有了极大提高。所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学活动时，旗帜鲜明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郭沫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阐释文学的阶级属性，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等问题。郭沫若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及其所作的阐释，当然并不成熟，但它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实践中需要思考，并不断去解决的问题。从文学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倡导和实践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免有它的偏激之处，但它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领导权的重视。回国三年的生活经历，是郭沫若在实践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习、认知的过程。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在此期间，“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三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不得不中断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活动。面对这样的现实，他选择了进入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做学术研究工作。这给了他一个能在理性的沉静中去进一步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时间和空间。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郭沫若即怀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同时“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他认识到，要使辩证唯物论“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郭沫若据此开始着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系列研究论文。郭沫若认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的记载，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没有写到中国的历史。因此，“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将自己的研究定性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郭沫若广泛阅读、查考了各种古代典籍、甲骨文、金文文献资料，并且密切关注着安阳殷墟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援用最新出土的甲骨卜辞。在充分阅读、掌握了各种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他陆续撰写了《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等一组论文及“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从甲骨刻辞研究了殷商已经发展到农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研究了殷商的社会组织以及阶级制度的产生。从古代典籍研究了周代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精神生产、上层建筑，以及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的社会变革。亦从金文研究阐释了周代的社会史观。在“导论”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阐述了中国社会所经历过的四种社会形态。郭沫若的研究不是仅仅阅读历史，止步于旧史学整理国故的“知其然”，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批判地“知其所以然”。“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的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用意。1929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书稿。在篇末他记下“11月7日夜”这个日子，并写下一句话：“一个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其寓意十分清楚，所以他在“自序”中说：“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郭沫若的这部学术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激起巨大反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在这之后，郭沫若于学术研究的同时，还陆续翻译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论述了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差异而出现五种社会所有制形式。如果说参加北伐的革命实践，是郭沫若参与了一次对于旧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那么，他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是在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关系的思考中所进行的一次思想的批判。这一番学术研究活动对于郭沫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由此运用和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批判的武器。他已经不是被动地、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在“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过程中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品格。这是郭沫若思想发展路程上一个真正的飞越。他后来回忆、总结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时写道：“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经过这样一番历练，郭沫若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实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有着比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更为丰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经历，而且走过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这应该也能带给我们以有益的现代启示。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郭沫若纪念馆）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编辑：拾

作者：张同乐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党的奋斗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方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终胜利，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1949年3月5—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确定了新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建立新中国作好思想准备“三大战役”胜利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即将获得全国胜利。党开始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工作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历史性课题，奠定了新中国风清气正的基石。图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12种干部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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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社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蔡奇陪同考察新华社南昌10月13日电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3日

作者：马玉凤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嘉峪关关城古代丝绸之路最初是指中国至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的陆路通道。众所周知，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第1卷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将其内涵指向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路线，后经西方学者赫尔曼、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使用与传播，并逐渐被学术界接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丝绸之路又分为“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多条线路。但“丝绸之路”最初的含义，主要是指从古代中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而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沿岸的陆上通道。后来，这一通道又被称为“古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等。本文采用“绿洲丝绸之路”的说法，旨在凸显绿洲在丝绸之路交往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独特意义。明代绿洲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亡以后，漠北割据，中亚、西亚的贡使、商旅、公文以及买卖交易几乎完全集中在这条孔道上，中亚统治者都将这条通道视为金路”。与汉、唐、元诸朝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相比，尽管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相对薄弱，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其进行分析与反思，对进一步推进明代丝绸之路研究大有裨益。一、对明代绿洲丝绸之路地位的整体认识与蒙元时期的欧亚大交流相比，明代丝绸之路到底是衰落还是繁荣，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关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衰落的观点影响较大。如美国学者艾琳·M·弗兰克和大卫·M·布朗斯通认为：“在蒙古人走过丝绸之路最后的伟大时刻……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5世纪中叶的陷落，丝绸之路决定性地衰落了。虽然跨亚洲的贸易和旅行会继续，丝绸之路将不会恢复过来。”周伟洲认为明代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丝路未断，但作为陆上中西交通的丝路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丝绸之路处于衰落时期。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王治来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蒙古征服中亚、西亚，统一中国，海内外交通畅通，丝绸之路重现往日繁荣，中西亚各民族仰慕中华文明，故西域人华化甚盛。元末以后丝绸之路进入了衰落和几乎中断的时期，东西方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并强调丝绸之路的繁荣到元代“算是最后的阶段”，从15世纪后半期起，因资本主义的萌芽，时代发生了转变，“丝绸之路就进入了衰落和几乎中断的时期。这种局面，甚至延续到清代”。马强甚至认为绿洲丝绸之路从“安史之乱”后就进入了衰落时期。与此类观点相反，一些学者通过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认为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并给予较高的评价。王继光充分肯定了丝绸之路在元朝的发展，认为“以此为契机，迄明初近百年间，仍不减汉唐气象”。刘元珠认为：“1372年以后，明朝的军队控制了甘肃，河西走廊至嘉峪关均纳入明朝的势力范围。明朝与西域的交通经过河西走廊是时势所促成的，这种情况与汉朝的时候很相似。”美国学者莫里斯·罗萨比认为：“明初，特别是永乐年间，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使节到亚洲各地。除郑和七次航海之外，还有大量从陆地到亚洲腹地的使者。”赵俪生明确指出，“明初洪武、永乐的西域政策与汉武帝、武则天的相似，是积极的。”杨建新、卢苇也认为，“丝绸之路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一次繁荣发展的时期”。杨富学认为，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明代的丝绸之路路线与前代相较有所变更”，另一方面“丝路上的贸易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并指出明代陆路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刘迎胜强调，明朝的对外交往分海路和陆路两种渠道，“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并未因郑和远航而萎缩。其实明初朝廷因与故元势力斗争的需要，对西域邻国更为重视”。万明梳理了傅安六使西域的事迹，指出其与郑和下西洋同等重要，认为“明初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傅安从陆路六使西域中亚，为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畅达创下了不可泯没的业绩，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同样是功莫大焉”。李云泉考察了明朝与西域的朝贡贸易，认为明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代所不及”。任萍也认为，“明代四方前来朝贡的使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随着西域军政格局的演变，明朝与西域各地的交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为了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面对西域复杂而多变的情势，明朝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加强与西域的联系，最大限度地减轻来自西域的军事压力，并根据形势的需要来管控丝绸之路。田澍认为，“明朝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更不会与世隔绝。终明之世，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对外交往一直在进行着，未曾中断”，西域贡使“通过河西走廊与明朝所从事的朝贡贸易未曾中断。通过朝贡贸易，明朝加强了与西域各地的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孤立了北元势力，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田澍通过对“嘉靖革新”的专门研究，认为嘉靖初年“哈密危机”的解决，“标志着长期以来明朝以闭关绝贡为主要手段试图收复哈密的策略的终结。从此以后，明朝与吐鲁番的关系由矛盾对抗转为友好往来”。施新荣考察了哈密卫与明朝的关系变化，认为“随着哈密卫的逐渐衰弱，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亦日趋衰落，其入贡之贡期间隔从一年数贡延长至五年一贡，贡物种类也变得十分单一。至正德、嘉靖朝以后，哈密卫贡使完全以乞讨赏物而来”。但明朝与哈密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张文德考察了西域写亦虎仙家族兴衰过程，认为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的丝绸之路东段之所以保持畅通，在于当时明朝的国力强大，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国势渐衰，国内保守主义势力上升，闭关绝贡的主张得到部分士大夫的认可，即便赞同通贡的士大夫也希望薄减其给赐，而不是永乐、宣德年间的厚赐”。尽管在明代中后期“哈密三立三绝”，但明朝并未真正闭关，仍然“开关准许东察合台汗国人通贡，‘西陲藉以息肩’。直到东察合台汗国被叶尔羌汗国归并之时，吐鲁番依然通贡不绝，与明朝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陈跃、韩海梅认为“在和平解决哈密危机后，明朝的西北边境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为明后期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丝绸之路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故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中，应考量时代特点和沿线形势变化，不可简单地以某一王朝或某一时期所谓的“辉煌”来规范别的朝代或另一时期，而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丝绸之路的历史。由于元朝无力维持长时段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系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种交流态势，这一时期所谓中西大交流必然是短暂的，难以持续的。代元而兴的明朝面对一时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一方面要用有效的防御措施来确保王朝安全，避免重蹈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覆辙，另一方面必须加强与周边的交往，以和平交往和开放包容来分化元朝残余势力。因此，明朝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一方面要发扬光大汉唐丝路遗风，以“博望精神”竭力推动向西开放，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保持或恢复元朝时期的交流局面，通过丝绸之路来扩大明朝的世界影响力。正如万明所言，“自张骞通西域至明末，经历了1700多年的岁月沧桑，丝绸之路不断如缕，始终具有生命力”，并强调“直至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仍旧在活跃着，从没有中断”。明朝绿洲丝绸之路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不同于汉唐，也不同于元朝。只有摒弃以汉、唐、元诸朝模式来简单类比明朝的做法，才能理性地认识明朝绿洲丝绸之路在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总体认识更加客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来丝绸之路研究重汉唐、轻明代的学术风气，也扭转了重海上丝绸之路而轻绿洲丝绸之路的学术倾向。二、明代的“西域”范围学界在表述明代西域概念时有着不同的看法，且分歧较大。田卫疆认为清代将明代西北诸地众多部族和地区俱列入《明史·西域传》中，除明朝本身对今新疆经略不多外，反映了清朝对西北边地的关注，因此，“《明史·西域传》与其讲反映的是明代西域事，还不如讲曲折地反映了清代西北边疆地理情况”。他同时指出，“西域”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域”，“对于公元14—17世纪的这段西域历史，今天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东察合台汗国’”。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认为：“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张文德认同《明会典》对“西域”概念的界定，指出“明代西域，指的是嘉峪关以西西域诸国”，“嘉峪关尚在玉门关、阳关之东，明代的西域范围大于汉唐”，即明代西域的范围“主要是嘉峪关以西至地中海地区，侧重于哈密以西直至中亚帖木儿朝领地，暂不涉及《明史·西域传》所列的藏区”。后来他又根据“关系的亲疏和对明朝的重要性”，将明代西域分为两部分：“哈密以东、嘉峪关以西”是一部分，“哈密以西”则为另一部分，认为“明朝实际上对这两个区域的西域使臣在待遇上有所区别”。杨林坤亦参照《明会典》的记载，以嘉峪关为界，将嘉峪关以西定为西域。林松、和龑则认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是指“今天我国甘肃省嘉峪关以西，苏联中亚撒马尔罕以东广大地区”，但在其研究中更多涉及的还是今我国新疆地区和甘肃省的西部地区，即所谓“狭义西域”。杨晓春在《明代西域伊斯兰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问题再探》一文中指出：“入华的伊斯兰教士来自西域各地，如西亚、中亚、埃及、印度等各地。按照中国传统对于域外地方的称呼，均可称为‘西域’，是中国西北通过陆路可以到达的。”同时认为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地区、包括埃及在内的红海地区和印度东西海岸，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出航可以到达，可称为“南海”，西域和南海“有着相当多的交叉”，因此其文“综合称为西域伊斯兰教教士”。可见，在具体研究中，学界对明代西域范围的认知不同，这主要是对明代西北边疆的管控方式和管控程度的不同认识所导致的。对明代“西域”概念的不同认识，导致人们对西域地区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说法不一。杨建新认为有明一代通过丝绸之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中亚的撒马尔罕人、塔什干人等；至于我国西域，如哈密、吐鲁番、于阗、别什八里等地的人，那更是络绎不绝”。刘迎胜认为，雄踞东亚的明朝在西域所面对的是故元贵族裂土割据而形成的三支势力：在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为中心的绿洲农耕区的帖木儿帝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在今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建立的钦察汗国；在中亚东部的瓦剌和东察合台汗国（明人称别失八里、亦力八里）。其中最为强大的是帖木儿帝国。袁南生根据《明会典》的记载，梳理了与明朝进行朝贡的49个西域地方。林梅村将绿洲丝绸之路上与明代交往的各地由东向西分为6大区域，即：1.蒙古、畏兀儿诸部落（今新疆、甘肃交界地带）；2.亦力把力汗国（原东察合台汗国）；3.帖木儿汗国（原西察合台汗国）；4.麦木鲁克苏丹王国（今埃及和叙利亚）；5.马格里布苏丹王国（北非西部）；6.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并指出从嘉峪关至天方“现存二一一个地名，佚失部分可以根据《西域土地人物图》补齐，总计二二四个地名”。林梅村基于对2002年发现于日本的原明代中叶宫廷绘本西域地图的考证，认为此图正是明代丝绸之路路线图。万明通过对万历时期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出发通过古丝绸之路到肃州线路的考察，认为这一经历“说明了自莫卧儿到哈实哈儿王国，均与明朝有着朝贡关系”。与明朝交往的西域各地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另外还包括今中亚、西亚的一些地区”。由于蒙元以来西域政治格局的不断演变，汉唐形成的丝路古道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汉唐到元代一直很繁荣的丝路南道中衰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结果又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特别是陈诚出使西域所“开通”的阿力麻里与土鲁番之间的道路，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认为，从14世纪末起的几个世纪“新疆各绿洲一直向明朝进贡”。陈高华认为“明代，哈密、土鲁番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很密切的”，“从永乐四年（1406）起，一直到明朝灭亡前夕，土鲁番一直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梅村所著《蒙古山水地图》自201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学界对明代西域历史地理和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关注。林梅村将该图绘制时间考订为嘉靖三年（1524）至十八年（1539）之间。张晓东在肯定该图的发现具有非凡意义的同时，提出其绘制时间应在弘治之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之前。付马则认为该图所反映的自嘉峪关向西直到小亚细亚的道路地理信息并未“突破学界既有的知识框架”，并通过对该图所反映的吐鲁番盆地聚落的考察，认为该图对吐鲁番盆地东部交通路线的描绘“基本延续了唐代伊西路的走向，即从东方进入吐鲁番盆地要先后经过鄯善、鲁克沁和高昌三大绿洲聚落”。李祥东认为在确定该图绘制时间时要慎之又慎，认为林梅村对“该图性质的基本判断不能成立”，提出应通过科技手段对该图所用纸张、颜料、装帧材料、绘制技术做出“郑重鉴定”，同时应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来解决绘图人是谁、是否为官方行为、是否为嘉靖皇帝本人所使用的宫中地图、绘制的时间、该图的版本、地图的名称等具体问题，以澄清林梅村的相关结论。由于该图涉及的问题较多，需要多学科和多角度的考察。毋庸置疑，该图的发现对推动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三、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上的贡使活动贡使是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群体，其活动反映了该时期绿洲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与中西交流的时代特点。对绿洲丝绸之路上贡使活动的关注是明代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亮点。“明代元有中国，太祖澄清宇内，成祖继之，益修武备，轺车四出，招降促贡，国势极盛。”朝贡贸易，“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贡使活动具有“线路的统一化”“交往的定期化”“管理的严格化”“招待的细致化”“交融的时代化”等鲜明特点。（一）贡使的组建与类别为了扩大与西域的交往，明朝按照西域各地与其亲疏远近分别制定贡期，“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由于贡使待遇优厚，西域朝贡使团纷至沓来，规模庞大。如永乐元年（1403），一支由北京返回撒马尔罕的“商队拥有骆驼800匹，载来大宗商货”。永乐十七年（1419），从哈烈朝贡的使团共有510人。这些人中，“有的直接以商人的身份来到明朝，有的是打着使者的招牌或者假冒使者，实际是商人，就是真的使者，也带有众多的商人或自己兼作贸易。这时期的商队一般都十分庞大”。明朝前期，帖木儿帝国和明朝都“积极发展双方之间的贸易”，彼此“不仅有政府之间的贸易，而且也有民间的贸易。中亚民间的商人往往假称贡使来中国，或为了安全而与政府的使团同行”。田澍将朝贡的西域使臣分为“起送”与“存留”两类，其中“起送者只是某一使团中的极少数人”。一般而言，“起送使臣只占该使团人数的十分之一，最多不超过十分之二三”。张文德将此两类贡使称为“进京使臣（正使）”和“寄住边城使臣（副使或随员）”，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进贡使臣作为王或头目的代表，是正式的官方使臣，反映在《明实录》上，他们的名字与他们所代表的王的名字并连出现”。杨林坤根据《明会典》的记载，将西域贡使划分为“进贡到京使臣、奏事到京使臣、寄住使臣”三类，认为进贡到京使臣是“作为西域各政治实体的王或者头目的官方正式代表，他们手中握有贡表，是以正使的身份赴京朝贡，并接受明朝的正式封赐”；奏事到京使臣是“西域各地派出的衔负一定政治使命，赴明朝传报某方面信息的正式使臣，一般情况下使团人数较少，不进行贸易活动”；寄住使臣是“跟随西域正使前来朝贡不被起送赴京，或因世居地被侵占而迁居嘉峪关内外，居住边地进行互市贸易的使团成员”。他指出西域贡使在当地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列举了具有“米儿咱、苦列干、赛夷族、火者、异密、伯克、巴赫什、塔瓦赫、打剌汗”等“头衔”的西域贡使并对其来华朝贡时间、使臣姓名、所属地区等做了详细的列表分析，同时对西域贡使中的“回回”商人以及明代西域多次来华使臣及西域朝贡贸易家族进行了考述。（二）贡使的管理对绿洲丝绸之路的管控与明朝国防安全密切相关。明朝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强大国家，必须“担负起维护丝绸之路运行的历史责任，扮演着丝绸之路的主导者、规则制订者和稳定者的角色，与西域诸政治体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实践过程来看，明朝对绿洲丝绸之路的管理总体上是成功的，使明朝与西域的交流得以持续进行。绝大多数西域贡使皆能按照明朝相关法令从事贸易活动，使丝路贸易再度繁荣。杨林坤认为明朝本着“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宗旨，主导着西域朝贡贸易，“不仅在贡期、贡道、使团规模、表文、堪合、贡物、回赐、册封、互市等方面都有明确规范，还在中央和地方设有专门机构或兼管机构，如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地方各级衙门和市舶司等管理四夷外国的朝贡活动。这些制度和机关构成了明朝详备而有效的朝贡管理体系。其中，管理西域诸地来华朝贡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授予西域贡使官职，是明朝管理西域使臣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明朝维护西域朝贡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张文德认为使臣授职制度“是一种相对严格的管理制度，明廷可以通过西域国王或使臣的主动请求，经明朝皇帝批准后，按照明朝的管理制度执行。西域来华使臣得到的官职多为武职，其晋升顺序也按照武职级别的高低进行，得到不同级别武职的使臣并不享受明廷的俸禄，但有相应的品级，享受不同品级的给赐待遇”。他详细考述了与明朝进行朝贡往来的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亦力巴里）及以西地面使臣的授职以及明朝对西域贡使授职的相关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明朝对使臣的授职“展示出明廷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对西域诸国羁縻政策的掌控手段”，也体现了“明廷对西域诸国政治上的信任程度”。姚胜通过明朝对吐鲁番朝贡使臣所授官职的考察，认为明朝对吐鲁番朝贡的管理比较规范，对贡使官职等级及封授政策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明代嘉峪关以西的贡道路途艰险，很不安全，但贡使络绎于道，其动机、动力何在？杨林坤认为，西域贡使来明朝贡“一是代表本地统治者响应明朝皇帝的怀柔和招徕政策，保持与明朝的和平友好关系；二是西域各地面统治者希望借助明朝的力量，进行仲裁、调节和干预，提升自己在国内政治斗争和地区竞争中的实力，进而扩大自身在西域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三是西域使臣通过明朝封授任职官衔来提高政治身份和社会威望；四是在朝贡活动中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张文德认为西域贡使来朝原因有二：“一是来自掌管明朝外交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远国部落的招徕”；“二是西域国王为巩固地位遣使来华，西域使臣为提高自身身份累充使臣”，“经济上谋取高额利益应是西域贡使活动的根本动机”。可见，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贡使多是利益驱使下的贸易使臣，“有大量商人夹杂在使团队伍中，他们为了谋求商业利益，甚至伪造西域各国贡表”。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绿洲丝绸之路上频频出现违禁行为之现象了，如贡期违时、贡道违禁、冒充使臣、私茶出境、滞留不归等。虽然明朝对西域贡使实行“宽待”政策，但对违禁行为也时时加以处置，以儆效尤。张文德指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贡使常违反明朝规定的“贡期、路径、贸易品种、人数、接待等禁令，使臣为追求更大利益，多有违犯”，但实际上，“囿于外交礼节，明朝对违法使臣惩处的措施有限，主要是：对来贡使臣，未给赏者，递减其赏；令守边官员对外夷来贡曾犯法者，再不许起送”。（三）归附贡使的安置按照规定，西域贡使完成使命后皆要回去复命，但实际上有一部分使臣滞留不归，成为明朝归附人员。归附人员分为三种类型：作为进贡使臣申请留居、作为进贡人员自愿归附、作为进贡使臣先寄寓后归附。奇文瑛认为：“西域移民内迁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不乏优养政策的感召，也有避乱和欣慕中原的动力，但更有追逐利益的考虑。”杨志娟指出：“明代重视贡赐贸易，来自各国的贡使中一些人选择定居中国。明代来华的穆斯林最重要的是西域陆续内附的穆斯林以及各国来华贡使。”“回回人”是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贡使群体的主要力量，明代西域贡使中更多的是以朝贡名义前来贸易的商人，他们在明代官方史料中多被称为“回回”。“明朝前期和中期，曾经有大量西域回回人归附中原，奠定了回回民族最终形成的社会基础之一。”林松、和龑指出：“明代西域回回循丝绸之路大量涌入中原，经商营利，多不思返，定居中原各地者多达十数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元代以后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又一个高潮。”在明代，西域回回入居内附可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宣德年间（1368—1435）的入附初潮”，“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的入附高潮”和“嘉靖（1522）以后的入附余绪”。他们入附后主要从事“农、军、商、仕”以及“天文、医学、宗教、手工业”等职业。明朝对贡使的有效管理保障了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贡使为有明一代丝路沿线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田澍认为明朝与西域的朝贡贸易有效保证了明朝西北边疆的安全，“终明之世，西域诸国与明朝的友好往来是明朝与西域关系的主流，丝路贡使贸易与明代国防战略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贸易景象，是中外贸易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四、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的展望从上述可以看出，学界对明代绿洲丝绸之路进行了多方面、多维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与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相比，已有研究仍不餍人望。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研究。第一，对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特点和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要继续深化。汉唐绿洲丝绸之路在整个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史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点，影响较大。但因此而认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唯有汉唐时期兴盛，或者说丝绸之路上在蒙元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都是偏颇的。其实，明朝既继承了汉唐的文化，又继承了元朝的政治遗产，更加重视丝绸之路，赋予其边疆治理和国家安全的特殊意义，成为明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应以继承与发展的眼光来理性地认识绿洲丝绸之路在明代发展的新特点和新价值。明朝西北疆域受到西域诸地特别是蒙古因素的重大影响，对西域的管控处在变化之中。既要看到明代治理西域方式的变化，又要注意因为西域局势的演变和明朝内部政治的变化导致明朝管控西域方式的阶段性特点。只有结合不同时代内外政治的变化与互动，才能对明代不同阶段绿洲丝绸之路的演变做出理性的认识，并从总体上予以把握。第二，尽管学界对明代西域贡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但对各地如何组织使团、使团贡物的准备、贡物的类别与运送、贡使沿途的生活、在不同路段贡使的安全保障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对明朝西域贡使管理规范的动态变化与明朝政局的变迁以及西域各地兴衰关系研究还尚有欠缺。同时，学界对绿洲丝绸之路上活动的主体——贡使的生活史研究不足，对绿洲丝绸之路上的贡道以及交通路线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只有关注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商旅、宗教人士、驿站管理与服务人员、沿途民众等“人”的活动，才能使丝绸之路的研究真正鲜活起来。第三，在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存在着重前期而轻后期的现象，对成化以后吐鲁番打击哈密而导致明朝经营西域的能力下降强调的多，而对明朝与西域的交往轻描淡写，用力不够。如何面对西域各政治势力的演变，特别是通过吐鲁番与哈密两地关系的演变来认识明朝与西域的关系，仍然是学界需要继续探索的重要问题。第四，在吐鲁番残破哈密的过程中，哈密、赤斤蒙古、沙州诸卫部分民众被迫迁徙肃州卫周边区域，有效管理这些少数民族成为明朝面临的新课题，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交融的新特点和新内容。学界应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并进一步探讨明朝治理西北边疆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对清朝治理西北边疆方略的巨大影响。这是清承明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引起重视。第五，如何把握好明代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万明认为明末利玛窦从“海路来华”和鄂本笃从“陆路来华”，构成了“西方东来与中国直接对话开始时期的完整历史”，二人最终打破了在“中世纪形成的神化般的契丹形象”，使西方人才相信“契丹”就是明代中国，“汗八里”就是明朝都城北京。二人对中国形象的构筑，“代表了中世纪欧洲中国形象由虚幻向真实的转换”，使西方人从此认识了一个“不再两分的真实而完整的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何探究“丝绸之路自陆上向海上的主体转移”在“明代完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复杂过程，并系统揭示明代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相互关系，还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专门研究。总之，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古代绿洲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深入研究明代绿洲丝绸之路各地历史发展及其互动关系，充分认识明朝为维护绿洲丝绸之路的和平交往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系统揭示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明代转变过程的时代特点，才能深刻理解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脉络，这对构建新时代丝路学和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编辑：拾

作者：邹兆辰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3期面对人类的明天，他饱含深情地说道：“我本身是一个好奇的历史学家，着迷于观察当前发生的人类事物，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也乐意参与其中”，“因为我非常关心下代的未来，还有我的孙辈、曾孙辈的未来”。1969年，美苏冷战阴云笼罩全世界，大国争霸、核危机、政治动荡、局部热战，严峻考验人类生存智慧。正是这一年，年届八旬的汤因比撰写了《经验》（Experiences）一书，以历史学家特有的温情和智慧，畅想并勾勒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半个世纪以来，这位老人的“猜想”和“预见”逐渐照进现实。2022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译本《人类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以下简称《回思录》）。复旦大学张广智先生以《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为题撰写的序言，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不仅要关注汤因比对20世纪以来世界变迁的回顾，更应从他对未来世界的预见中获得启发。汤因比对未来的几点“猜想”汤因比指出，20世纪以来，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战争危险和饥饿问题并未完全消除，社会不公平和种族歧视日益扩大，科技进步在为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面对人类的明天，他饱含深情地说道：“我本身是一个好奇的历史学家，着迷于观察当前发生的人类事物，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也乐意参与其中”，“因为我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未来，还有我的孙辈、曾孙辈的未来”。汤因比对人类未来提出了诸多设想，我关注的有以下几点。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

作者：秦正为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3期瞿秋白强调，“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为空谈”；“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宣传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视野涵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世界民族解放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文化史等，创造了多个“第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阐扬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瞿秋白自述出身于败落“仕宦之家”，父亲“习黄老学”，母亲“通晓史书”，就读的冠英小学堂校长是同盟会会员，早年的成长环境给予其史学启蒙。1917年，瞿秋白来到北京，参加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五四运动。1920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深入厂矿、农村，采访了很多人，见证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火热局面，认识到“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他参加了俄共（布）十大，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并两次拜访列宁，认真研读了列宁的著作。他在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学生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萧劲光等），主要讲授俄文，并担任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政治理论课的翻译，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和研究社会。1923年，瞿秋白归国领导革命运动，同时潜心理论研究，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论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形成250余万字的理论成果。瞿秋白（1899—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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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正式开始，大海啼鸣，地球悲泣，日本，是全人类的蠹虫！“2023年8月24日，罪兽开始了对全世界的报复”！编辑：拾

作者：章永乐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当美国试图改变其他国家边界或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时，它的政治修辞，通常会诉诸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正当性原则——不是君权神授和王朝正统主义，而是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同意。但是，致命的扭曲之处在于，美国执政精英经常宣称自己把握乃至代表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将“威胁”美国利益的政府歪曲为“损害”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势力。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针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革命，发表国情咨文。该咨文是门罗主义的源头，包含三大原则：一是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殖民地；二是反对欧洲列强干涉已独立的美洲国家事务；三是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事务。随着时间推移，门罗主义在不同时期被美国不断重新解释并运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本国乃至本区域免受外部干涉，实质上则是积极谋求霸权。并非没有领土野心1900年2月，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应邀在美发表演讲《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主张美国应将门罗主义扩展到菲律宾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此议引发美国舆论界高度关注。21年后，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时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再次建议将门罗主义推广到太平洋及其沿岸各地。他认为，将门罗主义运用到亚太地区，意味着美国在该区域排斥欧洲列强干预，同时宣示对亚洲各国领土没有野心，可成为平衡欧洲列强与日本的力量。但事实证明，伍廷芳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伍廷芳对美国的误解非常典型，甚至至今仍有一些论者认为，美国是对别国领土没有野心并具有严格自我道义要求的国家。然而，一旦深入了解门罗主义发展历程，就可看到这样的认识与事实南辕北辙。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的领土扩张野心密不可分，其内在逻辑也为领土扩张留下巨大空间。门罗咨文发表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尚没有军事实力阻止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不过，美国却充分运用门罗主义来实现自己的领土扩张野心。1836年，美国策动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而后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用门罗主义论证，如果有美洲人民独立建国并与美国合并，欧洲列强不得干预。在接下来的美墨战争期间，波尔克甚至试图用同样的理由吞并一度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的“尤卡坦共和国”，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这是一段典型的旧殖民主义历史，充满了对邻国的侵略和对原住民的剥夺与压迫。1870年，美国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在主张美国兼并多米尼加的国情咨文中，又提出门罗主义的“格兰特推论”：“从此以后，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其实际意图是消除美国兼并多米尼加的竞争对手。后因国会中的种族主义者担心多米尼加人口血统过于复杂，拒绝接受其加入，美国吞并多米尼加的结果才没有发生。20世纪初，美国为垄断巴拿马运河修筑权，先后排除英法两国的修筑权诉求；之后遇到哥伦比亚国会阻碍时，美国公然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建国，最终将运河修筑权和建成后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尽管这不是对领土的正式攫取，但涉及对国际交通枢纽的“强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可以看到门罗主义的作用。由上可见，所谓门罗主义本质上就是美国向欧洲宣示其对美洲利益的独占权，所谓“道义”无非是用来堵塞欧洲列强贪婪之口的“绣手巾”。推行全球扩张的话语工具门罗主义虽然反对欧洲列强改变美洲主权国家边界，但并不向美国施加这样的自我约束。当美国试图改变其他国家边界或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时，它的政治修辞，通常会诉诸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正当性原则——不是君权神授和王朝正统主义，而是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同意。但是，致命的扭曲之处在于，美国执政精英经常宣称自己把握乃至代表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将“威胁”美国利益的政府歪曲为“损害”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势力。19世纪，美国通过界定“美洲”或“西半球”的同质性，将其与“旧大陆”区分开来，并借口“代表”拉美各国人民，干涉和支配该区域。而这种界定同质化的所谓原则，包含了将门罗主义越出区域边界，成为适用于全球的“主义”之可能。1898年，美国打着门罗主义旗号，发动美西战争占领古巴，从所谓“援助者”摇身变成实际统治者。图为当时揭露美国欺凌古巴的西班牙漫画，漫画中对古巴形象的丑化则表明新老殖民主义者实为一丘之貉

作者：王志民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8月11日

作者：卜宪群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要斗争就要有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要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就要敢于担当、积极作为，这是我们未来进行伟大斗争应当具备的思想素质与基本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纲领性文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报告鲜明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伟大斗争精神，彰显了我们党将伟大斗争精神贯穿于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非凡胆识，极大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深厚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针对新的历史特点，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丰富内涵及其相互关联，充分表明了伟大斗争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党关于伟大斗争精神的总结提炼，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文化基础。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深刻揭示了斗争的普遍性及其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作为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社会形态学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斗争正是这种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理论武器，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斗争精神是我们党的精神底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斗争精神都是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精神优势。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同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斗争、同腐败现象的斗争，都鲜明体现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华民族表现出变法图强、革故鼎新、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果敢担当等鲜明的斗争精神，成为我们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特别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奋不顾身拯救民族危亡的可歌可泣的壮举，在中华民族史册上谱写出伟大斗争精神的壮丽诗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充满了昂扬的伟大斗争精神。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十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伟大斗争，告诫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报告把发扬斗争精神既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又作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我们党伟大斗争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蕴含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崭新的时代内涵历史进程如同江河奔流，有坦途也有险滩。善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掌舵领航，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应有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指出，“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增强全党同志的伟大斗争精神，始终注重将伟大斗争精神与新的历史特点相结合，赋予伟大斗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求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必须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改革落实，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必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掌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还要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要更加自觉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中坚持发扬伟大斗争精神的必要性并提出具体要求，体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伟大斗争精神的内涵，不仅充分肯定了十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伟大斗争，还要求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出“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报告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并列，作为前进道路上我们党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报告把“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这些都赋予伟大斗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伟大的精神指引伟大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历史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守初心使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过很多重要论述，这是十年来我们党乘风破浪、激流勇进，不断取得胜利的指路明灯，也是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指引。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基于现实作出的重大判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大势，得出对新的历史特点的重要判断，向全党发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号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随时都可能出现，必须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必须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从二十大开始，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特点下，我们党的伟大斗争就是要沿着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康庄大道努力前进。要斗争就要有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要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就要敢于担当、积极作为，这是我们未来进行伟大斗争应当具备的思想素质与基本能力。伟大斗争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党史国史、中华文明史中深刻理解斗争精神的哲学内涵、历史内涵、文化内涵，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廖寅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宋代从都城到州城、县城，从镇寨场到乡村里保，广泛置有“烟火公事”。烟火公事仅见于宋代，但当时典籍却并未明确记载具体职责。宋亡后，烟火公事随之消失，对应职责更难以厘清。明代以来，不断有人试图解释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或认为掌管火烛，或认为制作火炬，或认为防范火灾。其中“防范火灾”说得到今天学者普遍认可。在人居环境大同小异情况下，何以唯独宋代广设烟火公事？宋代统治者真是空前重视火灾防范吗？特殊社会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具体历史逻辑。虽然宋代典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仔细爬梳宋人语境中“烟火公事”，可以发现宋代烟火公事主要职责并非防范火灾，而是管理日常民政事务。对宋代烟火公事探索，有助重新发现宋代日常民政事务管理诸多被遗忘面相，进而深化对宋代日常社会独特性及背后社会变局的认识。一、宋代烟火公事的设置宋代烟火公事，无论官方书写或私人记载，都只是泛泛列举，对其设置缘起和具体职责，均未有正式说明。因此，烟火公事研究，只能从现象归类入手。具体来说，宋代烟火公事大体可分三类：城市烟火公事、镇寨场烟火公事、乡村烟火公事。城市烟火公事，从京城到州城、县城均有设置。宋初“京师军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当时掌管京城（开封旧城）烟火公事的厢使，是捧日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左厢烟火”)和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右厢烟火”)。《事物纪原》说得更详细：“国初以来，以四厢都指挥使巡辖提举京城里诸巡警，时谓之厢主。凡烟火盗贼，即部所辖以赴之，诸公事自笞以下皆得区分。神宗熙宁中，置句（勾）当左右厢公事所，以文臣一员主之，自斗讼贼盗杖六十而下皆决之，以分天府之剧也，民间谓之都厢。”可知，宋初是以四厢都指挥使巡辖负责烟火公事，神宗熙宁中转由勾当左右厢公事负责。从四厢指挥使巡辖到勾当左右厢公事，主管者身分在变，但职责范围没有变。南宋都城临安同样设有烟火公事，“在城八厢（吏部注大小使臣，分治烟火、盗贼公事）”，即大使臣治烟火公事，小使臣治盗贼公事。从临安府所设公事级别来看，烟火之责明显重于盗贼之责。正因如此，吕祖谦才将京城“烟火、盗贼公事”简称为“烟火之事”。州城、县城烟火公事一般由兵马都监/监押兼职负责。北宋建国之初，旧有藩镇体制尚未彻底瓦解，太祖建隆三年（962）诏，“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城市烟火公事仍由镇将、都虞候负责。随着藩镇体制彻底瓦解和新管理体制形成，烟火公事之责逐渐转归兵马都监/监押，即“逐路兵马都监、兵马监押，掌烟火公事、捉捕盗贼”。仁宗即位诏“开封府诸县兵马都监，自今应系县郭烟火贼盗、军人与百姓斗争公事，并仰与县司同共施行”。绍兴四年（1134），权发遣建康府吕祉言：“本府都监所管在城巡检烟火公事实为繁剧。”绍兴二十八年，西和州“镇司并厢司烟火公事委都监”。乾道元年（1165），三省、枢密院奏：逐州都监，“内厘务都监除烟火公事、捉捕盗贼外，不得预杂务”。以上史料说明，从北宋中期到南宋，州城、县城兵马都监/监押始终肩负烟火公事之责。宋代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大量规模化人口聚居地——镇寨场。镇寨场人口规模小于城市，又远多于一般乡村聚落。如秀州澉浦镇，“户口约五千余，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也”。乌墩镇与秀州青墩镇毗邻，“二市相抵，为一会镇”合称乌青镇。平江府江湾镇，“系商贾兴贩、舶货经由去处，人烟繁盛”。潭州，永兴场，“采银铜矿所集坑丁，皆四方浮浪之民”。潭州桥口镇“四通八达”，“商贾往来，多于此贸易”，“市户二千余家”。韶州岑水场，“人烟繁盛”，“聚浮浪至十余万”。雅州碉门寨，“夷人时至碉门互市，蜀之富商大贾皆辐凑（辏）焉”。宋代镇寨场“浮浪”会集、“往来不定”，存在大量流动人口。宋廷虽在镇寨场普遍设有掌管专业事务的厘务官，但厘务官不管理民众，面对规模较大、流动性强的集聚性人群，治民需求与日俱增，镇寨场烟火公事也应运而生。以潭州为例，永兴场“四方浮浪之民”会聚，朝廷担心有恶少藏伏其间作乱，遂诏举京朝官一员监场，“管勾本场烟火公事，许断杖以下罪”；桥口镇原设有巡检兼烟火公事，因巡检需巡回检查，“每遇差出，本镇动是十日半月无人弹压，及领接日逐相争斗打公事”，遂诏置桥口镇监镇一员，“主管烟火公事”。镇寨场烟火公事始设时间不详，至少北宋仁宗时已存在。天圣四年（1026），西京河南府《龙门佛龛题名》已有“本镇烟火”记载。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省县邑，将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降格为镇。而由“逐镇令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使臣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事”可知，这五个由县降格的镇，皆设有烟火公事。降格镇设有烟火公事，其他镇及同级别寨场是否同样设有？相关史料没有总括性记载，只能从个案分析入手。以记载相对集中的《吏部条法》及《宋会要辑稿》为例，两书共记载76处镇寨场烟火公事，其中17处属于降格镇，其余皆属常规镇寨场。烟火公事在宋代职官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史书常常失载，《吏部条法》《宋会要辑稿》所记仅是冰山一角。如宋代盐场，“国朝，旧有支盐场官不系在州县者，并令兼管烟火公事”，但《吏部条法》《宋会要辑稿》仅记载8处盐场烟火公事。总体而言，镇寨场烟火公事设置主要基于人口规模，因为人口规模一般与民政事务数量成正比。前述人口规模较大的秀州澉浦镇、湖州乌墩镇、平江府江湾镇、潭州永兴场、潭州桥口镇、韶州岑水场、雅州碉门寨等，皆设有烟火公事。没有烟火公事的镇寨场，一般也会基于人口规模申请设置。如绍兴七年，建宁府麻沙镇“依湖州新市镇例，差京朝官一员充监镇、监务，兼烟火公事”，理由是麻沙镇“居民繁盛”。绍兴十四年，湖州四安镇“依乌墩、梅溪镇例差京朝官”，理由也是四安镇“人烟繁盛，不在梅溪、乌墩之下”。镇官只有兼烟火公事，才有资格治民。像梅溪镇，政和四年（1114）以前，“镇监官不管辖监中烟火，居民略无畏惮”，为了治民，才“令本镇监官就兼烟火公事”。镇寨场烟火公事以镇官兼职为主，但少数人口规模很大的镇，有时也设有专职烟火公事。如蜀州新渠镇，“人户近千余家”，曾专差武臣一员，“主管烟火公事”。绍兴府枫桥镇，也曾“专差文臣一员”，主管烟火公事。宋代乡村也广泛存在烟火公事。宋代“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镇寨场与乡村管理分野比较明显。宋代乡村烟火公事首见于神宗熙宁八年，“凡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责都副保正、大保长管勾，都副保正视旧耆长，大保长视旧壮丁”。“都副保正视旧耆长”，意思是耆长原来职责与都副保正一样。《作邑自箴》也记载：“耆长只得管干斗打、贼盗、烟火、桥道等公事。”南渡以后，乡村烟火公事记载逐渐增多。乾道八年，户部尚书杨倓在谈及役法时追述：“在法，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并耆长干当。”“在法”，表明管干烟火公事是耆长的正式职责之一。淳熙九年（1182），朱熹也说：“在法，保正副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宋代乡村组织经历从里制到都保制的转变。里制时代，耆长担负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都保制时代，“都副保正视旧耆长”，仍然负责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不过，宋代里制和都保制更替并非整齐划一，在相当长时间内，二者在不同地区往往同时并存，如杨倓所说，“今欲有耆长处依旧例，无耆长处保正同”。“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是宋代耆长/保正职能的正规官方表述。不过，这种罗列式描述显得烦琐。实际应用中，诸事项顺序可能会相互颠倒，甚至会省略部分事项。绍兴十九年，秦桧言：“保正、耆户长元立法，止令管烟火、桥道。”绍兴三十二年，臣僚奏请两淮“每都量留保正一名”，“管干烟火等事”。隆兴二年（1164）诏书：“诸充保正、副依条只合管烟火、盗贼。”绍熙中，程洵也说：“耆长……以供烟火。”庆元元年（1195），徐谊则说：“保正、副所职，在于烟火、盗贼、桥梁、道路。”庆元三年南郊赦文：“保正、副依条止掌烟火、盗贼、桥道等事。”庆元五年，右谏议大夫张奎言：“乞行下州县，保正止许干当本都贼盗、斗殴、烟火公事。”赵彦卫《云麓漫钞》：“耆长，掌盗贼烟火之事。”章如愚《群书考索》：“元丰旧法……耆长管烟火。”从以上各种不完整列述来看，烟火公事显然是宋代耆长/保正最重要的职责。当需简化叙述时，宋人往往直接省略为“烟火”。二、宋代烟火公事的职责宋代烟火公事职责，相关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烟火公事”最早也被称为“人烟公事”。这一信息非常关键，说明烟火公事重点不在“火”，而在与烟火具有同位关系的“人”。烟火公事总体职责是治民。现存最早也是目前所见唯一记载宋代烟火公事职责的是元人袁桷，他在《鄞县小溪巡检司记》中说：“小溪镇，宋元丰置焉……以监酒税烟火得名。治平元年，罢酒税以便民，独掌烟火。凡言烟火，职民讼、水火、盗贼。”小溪镇烟火公事，开始是监酒税官兼职，后来演变为专职，即“独掌烟火”。从袁桷记载看，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是“职民讼、水火、盗贼”。民讼、水火、盗贼，皆不在厘务官各种专业事务之中，而是属于宋代民政范畴。因此，宋代烟火公事总体职责应为治民。从宋人表述和袁桷所言可知，宋代烟火公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烟火是民讼、斗殴、水火、桥道、盗贼等民政职责总称；狭义内涵可大可小，最小内涵当是与盗贼、斗殴、桥道等诸事项并称的烟火。广义其实是最狭义逐渐统摄诸事项的结果。最狭义烟火为何能够统摄诸事项？这是因为最狭义烟火在诸事项中最为重要，当需要简化叙述时，往往只说“烟火”。吕祖谦将京城“烟火、盗贼公事”称为“烟火之事”，程洵说耆长以供烟火之役，《群书考索》所言“耆长管烟火”，都是简化的结果。当简化成为社会习惯，狭义烟火就变成广义烟火，所以“烟火公事”在宋代往往用以指代广义烟火。如鄂州蒲圻县新店镇的钱弼，行述只说他负责“鄂州蒲圻县西尉兼新店莼湖市镇烟火公事”，没有提及“盗贼”；但《宋会要辑稿》所记却是“（蒲圻县）西尉仍兼鄂岳州蒲圻临湘新店市镇莼湖盗贼烟火公事”。可见宋人所说“烟火公事”，往往包含“盗贼”在内。不过宋代狭义烟火的内涵非常模糊，往往随着列述事项差异而不同。比如耆长/保正职责，完整表述是“管干乡村烟火、斗殴、盗贼、桥道公事”，但宋人又常说“只合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自管干烟火、警慑盗贼之外，无他事也”。显然，前句烟火不含斗殴、桥道等事，而后句却又包含。袁桷的烟火定位包括盗贼，但宋人则习惯将烟火与盗贼并称。因此本文权将狭义烟火理解为盗贼之外其他民政事项，具体指：人口居住、流动信息，民讼决遣，桥道、水火信息收集与上报。首先是人口居住、流动信息。范仲淹所说“人烟公事”，显然包括人口在内。元丰六年思广峒纳土归顺，即“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一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口与烟火本就有内在关联。在传统农业社会，每家每户日日均须生火做饭，象征炊烟的“烟火”常被用来借指居民人家。国家治理中，人口信息最为关键。之前由州县衙门负责管理人口信息，但宋代随着人口信息复杂化，单靠州县衙门已不足以应付，于是烟火公事逐渐扮演起辅助管理者角色。宋代兵马都监/监押兼任城市烟火公事，其中就包括人口信息管理。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朱璞认为“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于是“乞委都监抄劄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临安府也有类似举措，绍兴三年诏：“行下诸厢地分都监，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抄劄、收养流动人口都是人口管理职责体现。淳熙八年，朱熹提举浙东常平，曾专门弹劾绍兴府都监贾祐之抄劄饥民不力，致使“阙食细民及流移到府之人”，“多有不实不尽”。兵马都监/监押本质是军事岗位，他们负责人口信息管理，显然是因为兼任烟火公事。耆长/保正首要职责是管干烟火，但绍兴二十九年，户部却言：“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管干开收人丁、觉察盗贼者。”所谓“开收人丁”，是指人口增减情况，既包括本都内部自然增减，也包括本都与外都之间迁入、迁出。保正，“遇有事故，如外来及进丁，限五日申举开收、分并”。迁入（外来）、进丁需要开收；迁出、减丁也需开收，如“百姓以疾疫死亡、以饥饿流移者”即需“开收”。对比保正职责常规表述，“开收人丁”对应正是“烟火”。朱熹常说宋代耆长/保正职责是“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但在规划经界时，却说保正“只管烟火”。在经界这一特定语境下，不提盗贼、斗殴、桥道是合乎逻辑的，但为何要求“只管烟火”？原因是这里“烟火”是指人口信息，因为人口信息与经界有直接关联。宋代户籍与地籍分离倾向十分严重，经界必须弄清楚土地主人是本都人还是外都人。管干烟火是指人口信息管理，从宋代户长常常违规代行耆长/保正职责也能看出。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言：差役论烟爨去处以为出入之乡都，法也……户长之专掌催科，一税一更替，亦法也。今为一年之户长，则有二年之烟火……其户长专司催科，一税一替，或州县抑令代纳逃亡、管干烟火、违法科扰之类，并许民间越诉，将违戾官吏重行罪罚。“烟爨”意为烧火煮饭，“论烟爨去处以为出入之乡都”，是指以户主实际居住地确定其所属乡都，可见人口居住信息对宋代赋税征收、差役轮派至关重要。户长本职工作是掌催科，因业务关系，户长对于人口居住信息了解往往在耆长/保正之上，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直接违规让户长代替耆长/保正，负责“管干烟火”。很显然，这里烟火是指人口信息，尤其是人口实际居住信息。其次是袁桷所说的“民讼”。“监镇带烟火公事去处，得以受理民讼”，

作者：朱浒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明清中国蕴含的内在活力，这是现代化在中国落实的历史基础。这种内在活力促使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抗争、追赶西方列强，使得中国对西方文明成果较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更有鉴别力。约从18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评价整体转低。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中国看作一个“无历史”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依然流行“明清中国社会停滞论”，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介入，中国很难发生根本变化，不具备与现代化接轨的内在活力，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模仿西方模式乃至“全盘西化”。自晚清以来，国内也有不少人持类似观点。那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明清时期就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意义吗？就只能是一个被全盘抛弃的历史负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下文在中西比较视野下，从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变动这三条线索出发，重新审视明清中国是否停滞。治国理政能力有所提升以往的历史叙述多以西欧各国为参照，赋予明清中国僵化、落后的形象，认为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缺乏基本活力。事实上，这种认识只是泛泛而谈的印象而已。首先，明清官僚政治并非全无是处，更不是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明清中国官僚政治虽有各种弊端，但较少出现失控状态，处于中国历史上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相比之下，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才进入世俗化国家阶段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君主权力的大肆扩展。按照欧洲史学界的权威看法，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西欧各国“普遍接受不同程度的君主专制政体”，更有甚者，“君主不受任何权威的限制，不归任何个人或机构负责”。换言之，当时西欧并未建立对封建专制王权具有一定约束作用的文官政治机制。其次，黄仁宇曾指责明清中国的财政机制是“倒退”的，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表明，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深刻影响了明朝财政和税收的货币化”，进而引发制度的“重组和更新”，促使明代财政机制在成化、弘治以后出现重大变化，突破了明初确立的体制。清代财政机制同样不能被简单地斥为僵化和低效。清初便大力吸取明代一条鞭法的经验，并使之更加完善。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尤其是“耗羡归公”政策，既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薪给，又集中了政府的征税权，推进了吏治整顿。而与明清中国相比，西欧的财政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显示出优越性。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财政安排都混乱不堪”。18世纪末，“欧洲人口最多最富饶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国王的极坏信誉，引起了一场财政危机，导致了王室的垮台”。无疑，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欧洲财政之落后。最后，明清中国的民生体系建设达到一个新高度。嘉靖朝以后的荒政，表现出日益显著的社会化倾向。其一，地方官府和当地士绅达成合作，建起以小区域社区赈济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救荒机制。其二，随着预备仓系统的日渐瓦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越来越积极地推动社仓和义仓的建设。明清易代之后，实现空前大一统的清朝采取以“大政府”推动“大荒政”的建设思路。通过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的努力，清朝建立一个以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为核心的备荒仓储体系，常年储粮在三四千万石以上。另外，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国家在救灾方面投入甚多，救荒体系有效运行，有力保障了社会稳定。与明清中国相比，18世纪初以前的西欧各国并未建起更为完善的社会救济机制，频繁发生的饥荒证明当时的救荒能力十分有限。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突破才使得西欧各国基本摆脱了饥荒的制约。经济社会继续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长期被视为传统经济的发展末期。尽管学界曾热烈探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萌芽相当微弱，并未造成中国传统经济的根本性变动。实际上，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过多关注生产关系的一面，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得并不充分。另有一些研究虽然认可明清中国经济成长发展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在同时期世界经济体系中相对积极的表现，从而未能对明清中国的经济成长给出更为客观的定位。从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工业化和对外贸易三个视角，可以看出明清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有突出表现。关于明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吴承明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与西欧一样，“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16世纪”，故而“用市场和商业研究现代化因素，符合这个时期需求牵动生产的历史”。许檀进一步论述了明清中国的“市场网络体系”面相，强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事实上，从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视角观察，明清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更值得重视。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市场经济并不比中国更为发达和完善，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大陆的市场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贸易模式难以维系。而17世纪下半叶，占据欧陆霸权的法国，始终难以克服“运输缓慢、运费高昂以及在国内运送的货物不得不缴纳厘金所造成的障碍”。可以说，市场机制的短板，是造成法国在工商业领域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的重要因素。图为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局部，描绘了乾隆时期苏州商业发达的景象

作者：常征江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史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保持敬畏和尊重，但并不意味着所谓的“价值中立”就能保证研究结果体现史学“求真”的属性。事实上，推动研究者不辞艰辛深化史学研究的，往往是他们对史学功能及其价值的坚定信念。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要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排斥价值渗入、超脱现实利益影响。这被一些学者引入史学研究，成为他们“求真”的预设立场。但这么做是否就能达到预设目的呢？换句话说，“价值中立”的立场背后，史学的功能和意义又应处于怎样的位置？“史学危机”下史学功能的弱化历史上，史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多数中国古代王朝对史学活动都进行主动参与和引导，使之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的确，史学活动受到政治活动的过多干扰必然会带来负面效果，史学“求真”的基本品格也就遭到了玷污。因此，到了20世纪，随着“史学革命”的出现和发展，要求史学成为“纯学术”的呼声日渐高涨。从学术追求来看，“为学术而学术”这一倡议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如果要求所有的史学活动都必须脱离对现实社会的观照，而变成纯粹的“学术”活动，则既不可能，也大可不必。事实上，史学活动与其他学术活动一样，都是造就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学术活动固然有其自身特性，但它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必须体现出来；否则，这样的活动既无意义，也无法长久。中国古代史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正是强调史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当然，在古代社会中，历史书写大多被统治者垄断，史学活动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帝王将相，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学经世功用的发挥，也使史学活动经常出现主动或被动的造伪，给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蒙上一层阴霾。今天，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道路，既能看到政治对史学活动的扰动，又能看到史学在经世致用旗帜下所获得的成长。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那么，是可以对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扬弃，将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史学的经世功能在当下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却面临着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危险。还原历史真实需要考辨，认识历史过程需要解释，传播历史知识需要认同，所有这些史学活动的侧重可以不同，但都应该具备、体现和传导史学功能的主观意愿。不过，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当人们对历史失去敬畏，附着在史书上的价值也就剥离了。于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历史相对主义得到广泛认可，并有可能失速一样坠入虚无的深渊。当历史不再被敬畏，史学著述得不到信任，史学的“求真”事实上也就被消解了。“戏说”历史的风气占据着舞台，正是历史遭到虚无的体现，也是史学面临的巨大灾难。从此意义上说，史学功能的弱化和边缘化，才是必须直面和应对的“史学危机”，尽管这一层解读已经与其原初含义相去甚远。史学褒贬传统遭遇现代困境应对这样的“史学危机”，中国传统史学中极具特色的褒贬功能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传统史学自产生之初，就寓褒贬于其中，“未有不分贤奸，不加褒贬之史学”。历史褒贬贯穿于中国古代史籍之中，成为古代史学活动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理念。魏收撰著《魏书》时，狂妄地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一记述，既折射出褒贬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警示我们必须正视史学褒贬自身的弊端。譬如“《春秋》三讳”有可能导致历史记载的“失实”和“失真”；不考虑历史环境与条件的道德评判往往失之严苛，从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教育和引导功能；重视历史议论而轻视史实考辨，容易造成历史记载的空疏和错讹。及至近代，史学褒贬的功能更是遭遇重大危机。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分辨了他心目中新旧史学的不同，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他所强调的“伦理家的手段”，正是讲史学褒贬一向以儒家伦理观念为评判标准。类似的，西方史家也经常用“道德史学”的说辞来批评中国古代史学，对史学褒贬提出严苛批评。但是，过分强调史学褒贬传统自身的不足，进而否定其在史学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恰恰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些学者将史学“求真”与“致用”对立起来，于是对史学褒贬传统大加批评，这是很不公允的。在笔者看来，“求真”与“致用”恰恰是史学得以生存的双翼：“求真”是史学的本质属性，“致用”则体现着史学的价值属性，二者紧密关联，“致用”的前提必然是“求真”，但在“求真”基础上仍要达到“致用”目的。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史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保持敬畏和尊重，但并不意味着所谓的“价值中立”就能保证研究结果体现史学“求真”的属性。事实上，推动研究者不辞艰辛深化史学研究的，往往是他们对史学功能及其价值的坚定信念。刘泽华先生从批评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说入手，强调历史学作为一种认识学，一方面要求得“映象”，即强调真实；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加入史家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就是对历史“是非”的评判。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强调客观与科学，这是传统史学褒贬功能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一些西方史家其实已经意识到纯粹“价值中立”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如李凯尔特称：“认为在历史科学上有时也能持一种绝对摆脱价值的观点，即不仅避免作出褒或贬的价值判断，而且还要避免使用理论上的价值联系，这乃是自欺之谈。”基于上述认识，史学褒贬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愿意将之加以改造，去掉与现代社会不符合的内容，譬如将古代史学褒贬依据的等级伦理精神置换为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那么，褒贬史学在现代生活中将大有用武之地。历史和史学是人类文明所积聚的巨大宝藏，守护这一宝藏的前提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对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有足够了解和充分信心。培根强调历史的功用即“读史使人明智”，应该说，通过透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我们能看到的史学功能远不止于此。史学对于个人和群体，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鉴戒，也都可以从历史中收获教益。也就是说，褒贬和鉴戒作为经世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史学功能的集中体现。在历史被“戏说”、史学功能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就史学褒贬而言，史学研究固然不必处处凸显道德评判，但是史学研究中的道德评价应该是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总之，如果我们认可传统需要扬弃这一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予中国古代史学的褒贬传统以足够的关注和恰当的评判。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吴丽婉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甲骨文宾组卜辞常见名为“黄尹”的祭祀对象。关于黄尹的身分，学界历来争讼不已。有学者认为黄尹即伊尹，仅是称谓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伊尹和黄尹是两个人。林宏明已对各家观点作过梳理和归纳，此不赘述。现今学界多赞同二者为同一人，但仍有不同意见。黄尹与伊尹“同人异名”和“分属两人”两种意见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是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一、新缀卜辞“自黄尹十示又三”解读笔者最近将《合》3499与《合》11038相缀（如下图）。缀合以后，“贞”、“一”两个残字均可拼合，卜甲断边亦相吻合，卜辞行款整齐，辞例畅读无碍，可证缀合无误。拼缀后得到一条完整卜辞：辞意非常清楚，是在乙丑日占卜两天后的丁（卯）日，用一头牛对从黄尹开始的十三位神主举行祭。该辞颇为重要，是目前唯一一条明确记载黄尹作为合祭之首的卜辞，它进一步表明，除商族先公先王，其他人也可在祭祀中担任祀首。对该辞的解读和对比研究，可为黄尹身分论证以及商代相关祭祀制度的深入讨论提供新信息。甲骨文常以“自+祖先名”的格式表示对祖先进行合祭，即祭祀从某位祖先开始的多位祖先。在这种文例中，担任祀首之人多为上甲和大乙，如“壬戌卜：用侯［屯］自上甲十示”（《缀汇》424）、“己亥卜：侑自大乙至中丁六示牛”（《合》14872）。上甲和大乙是商族重要的先公和先王。上甲，文献又称“上甲微”，甲骨卜辞中自上甲起开启了“以日为名”的先河，如郭沫若所说：“殷之先王，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上甲在商族历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先祖。大乙即商汤，革夏建殷，是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其地位无须多言。据此可知，合祭中能担任祀首之人，在商人心目中有独特地位。黄尹作为“十示又三”的祀首，其身分和地位必定非比寻常。以往认为伊尹与黄尹为两人的观点，逐一分析后均不可靠。其一，卜辞常见伊尹配享先王，而未见黄尹配享先王之例，说明二者地位不同。林宏明所缀“甲申卜，喜贞：翌乙酉唐岁，黄尹其宾”（《契合》326），贞问对唐（成汤）岁祭，黄尹配祀。可证其不成立。其二，黄尹可能是伊尹之子。此据伊尹、伊奭并见一版，黄尹、黄奭同出一坑，推测他们不是一人，同时伊尹和黄尹在诸多方面存在平行现象，故而怀疑黄尹是伊尹之子。根据有平行现象而疑二者为父子，本即缺乏说服力，且黄尹与伊尹是父子关系的证据卜辞全然未见。其三，“伊”和“黄”是两个不同的国名或氏名。该观点从人名结构分析，似有一定道理，实则不然。黄尹即伊尹，文献有征。传世文献记载伊尹之“伊”取于其出生地伊水，伊尹名“阿衡”。郭沫若指出黄尹之“黄”，“乃假为衡，黄尹即阿衡，伊尹也”。陈梦家谓：“黄、衡同音相叚，故阿衡、保衡即黄尹。”饶宗颐亦谓：“‘黄’‘衡’古通。彝铭之‘赤巿幽黄’，即《礼记·玉藻》之‘赤绂幽衡’……卜辞称‘黄尹’，即‘衡尹’。”根据文献以及古音知识，黄尹之“黄（衡）”与伊尹之名相关。卜辞“贞：呼黄多子出牛，侑于黄尹”（《合》3255正），意思是呼令黄尹族后裔“黄多子”提供牛牲侑祭黄尹，该卜辞中“黄”似可理解为国族名或氏族名。黄尹的“黄”是国氏族名，还是传世文献所载伊尹之名，尚待考证。但无论何种情况，“黄尹”与“伊尹”均可通过传世文献所载“阿衡”以及“黄”、“衡”相通而联系，分别是从其名（或国氏族名）以及出生地两个不同角度所作的称谓。同一人有多个称谓，在甲骨文中确实存在。如成汤在卜辞中有“大乙”、“成”、“唐”、“咸”等称谓；武丁之子孝己可称“小王”，也称“兄己”、“父己”。类似情况亦见于其他文献，如帝喾可据其名“俊”称“帝俊”，因生于高辛，又称“高辛氏”；商始祖阏伯在文献中常称名“契”，又因传说由玄鸟降生而称“玄王”；楚国先祖重黎居火正，帝喾认为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楚国先祖鬻熊曾藏身洞穴，在清华简和安大简中又称“穴熊”。古时以地名、名号、职能等称人的例子并不鲜见，至于为何西周以后的文献中只见“伊尹”而无“黄尹”之称，则需更多材料方可深入讨论。从目前的甲骨文材料看，伊尹与黄尹为同一人至少有以下证据：第一，新缀卜辞中黄尹作为合祭之首，足以说明其身分。根据目前的材料，在众多商臣中，除伊尹外其他臣子没有此殊荣。伊尹既是开国功臣，也是辅弼大臣，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王，对商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巨大贡献，故传世文献中称其为“元圣”。《诗经·商颂》：“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孔颖达疏：“以言左右商王，则是功最大者。成汤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荀子·臣道》：“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伊尹事迹不仅见于传世文献，还见于出土甲金文、战国楚简及汉代帛书，可以说，伊尹是商代最有名的功臣。如果黄尹与伊尹是两个人，合祭中以黄尹为首，说明黄尹的身分地位高于伊尹，但后世文献不见黄尹的记载，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只有把黄尹和伊尹视为同一人，才能解释黄尹何以担任祀首。第二，伊尹和黄尹的祭日均为“丁”（详下节），是二者为同一人的强证。第三，伊尹与黄尹均可配祀成汤，说明两人地位相当。卜辞有“王其用……羌于大乙，卯惠牛，王受祐”、“贞：其卯羌，伊宾”（《合》26955）“伊宾”意为伊尹配祀，其所配对象即前一辞之大乙。此条与前文《契合》326分别，是伊尹和黄尹配祀成汤之证，而且目前所见能配祀成汤者，仅有伊尹与黄尹。第四，黄尹见于宾组，伊尹见于历组、出组、无名组、何组以及子组，两个称谓有明显的“类组差异”特征，且“伊”和“黄”的词组在宾组和历组中平行出现，可证二者有对应关系。岛邦男、裘锡圭、蔡哲茂均指出伊尹和黄尹在甲骨文不同类组有所对应。综上分析，将黄尹与伊尹视为同一人是最合理的解释。既然如此，“十示又三”的13位神主身分也应讨论。历组卜辞中有“伊（尹）若干示”辞例：学者对此类卜辞的句读和解读均有所不同，将“伊（尹）”与“若干示”连读或断开皆有，关于“示”之所指，亦众说纷纭。相关解读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对以伊尹为首的历代功臣的合祭；二是对伊尹和殷先王的合祭；三是对伊尹家族的累世合祭。“伊（尹）若干示”辞例简单，难以判断。但将其与新缀“翌丁一牛自黄尹十示又三”对照，“伊（尹）”与“若干示”恐应连读。“伊廿示又三”指从伊尹开始的23位神主，“伊（尹）五示”指从伊尹开始的5位神主。那么，“示”究竟是指先臣、先公先王，还是伊尹家族历代族长？笔者认为，将“示”理解为伊尹与殷先王的合祭，并不可取。此类卜辞中伊尹为祀首，说明在所祭对象中地位最高，而其地位高于众多先公先王，从常理推测是不可能的。甲骨文亦有伊尹配祀先公先王的卜辞，表明其地位不如“君”。卞仁认为，不管伊尹地位如何高，“‘臣’也不会高过‘君’，他的地位不会超过上甲、大乙，因此，卜辞中不会出现以伊尹为首的先公、先王的集合庙主”。贾洪波亦持类似观点，指出“所谓伊若干示卜辞最有可能是指以伊尹为祀首的若干商代旧臣的合祭”。若这些辞例是指伊尹与商王的合祭，伊尹只能配祀，不可能担任祀首。“示”为族长神主之说，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祖伊尹世世享商”等记载，认为伊尹家族可世代受享。此说同样不可取。辞（2）字体属于历二类，历二类卜辞年代主要为祖庚时期，其上限可及武丁晚期。按此条卜辞的年代下限，即祖庚之时计算，从商汤至祖庚共历经12王，此时伊尹家族绝不会达到23世。从数量上看，“廿示又三”与伊尹家族的世系不符，认为是伊尹家族累世合祭的看法不可信。有学者继而提出“廿示又三”是伊尹之后直系加旁系23位先公，也可能是从先商上甲时甚至更早时期开始祭祀的伊氏族23位先祖。伊尹为重臣，为感恩其功在社稷而祭祀他的卜辞虽不在少数，但其先人与旁系于商王朝无功，何以受祭？且卜辞虽有对臣子的祭祀，然较之商族先公先王祭祀已逊色许多，遑论祭臣子众多亲属。这种观点也不可靠。因此，辞（1）—（4）的“示”理解为先臣神主较妥，分别是对以黄（伊）尹为首的13位、23位、5位先臣的合祭。商人有周祭和选祭两类祭祀，选祭是“在一次合祭中选祭若干先祖”。既然祭祀祖先可采取选祭，对先臣之祭也应如此，所以每次合祭先臣选取的位数不同。卜辞有：陈梦家认为“立”即坛位之“位”，是伊尹与其他九臣为十位。此说无误，是指对以伊尹为首的10位先臣的合祭。目前所见祭祀先臣数量最多者为23位，对如此多的先臣进行祭祀，是否可能？见于传世文献的商王朝贤臣，从商汤到武丁有伊尹、仲虺、咎单、谊伯、仲伯、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傅说等。清华简《良臣》记述了从黄帝到春秋时期著名君主的贤臣，简2论及商汤和武丁良臣：“唐有伊尹，有伊陟，有臣扈。武丁有傅说，有保衡。”以上仅为文献有载的商王朝重要臣正，实际数量应远不止这些。甲骨卜辞中有“学戊”、“咸戊”、“尽戊”、“戊陟”等祭祀对象，现今普遍认为是殷先臣。其中有些可与传世文献对应，如“咸戊”一般认为是典籍所载“巫咸”；有些不见于传世文献，如“尽戊”。卜辞中的先臣名不见于传世文献，可知文献所载商代功臣并非全貌。《尚书·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百官，殷二百，周三百。”文献记载商代的职官多达二百。如前所述，若将“伊（尹）若干示”的卜辞划为祖庚时期，从商汤到祖庚共历经12王，其间有23位先臣受祭不足为奇，恐怕还不是数量最多的先臣合祭。所以，把“示”理解为先臣神主，比其他两种解释更合理。有些祭祀商臣的卜辞会提及商臣之名，从现有甲骨文看，记有名字的商臣不到十位，可能是因为臣子之祭只对重要功臣举行独祭，故而会提及其名，一般的功臣则不单独祭祀，仅在功臣合祭中祭祀而已。上文所举辞（1）—（6）是对先臣的合祭，另有“侑伐于黄尹，亦侑于蔑”（《合》970）、“侑咸戊、学戊乎”（《合补》6570）等，也是对先臣的合祭。商王朝不仅为本族祖先举行合祭，而且合祭功臣，祭祀众功臣之举亦传于文献，但多有功臣配祀君王的意味。商代单言臣与臣合祭的方式鲜见于后世，应与其不似臣配祀君的合祭更可起到“报功劝忠”的作用有关。二、从黄（伊）尹祭日谈到黄奭、伊奭身分新缀卜辞在命辞中提到于丁日祭黄尹等，提供了黄尹祭日的相关信息。张光直指出，祭祀伊尹多在丁日，其日名为“丁”，后学者陆续补证此说，并从祭日角度考证伊尹与黄尹为一人，其论证基本可信。笔者认为黄（伊）尹祭日确为丁，但论证尚不完善，仍有补充说明的必要。以上4辞均刻写在牛胛骨的骨条部位。从卜辞内容和刻写位置可以肯定，后3辞所祭对象是前一辞的黄尹，且可以断定最后一辞所缺干支是“丁亥”、“丁未”或“丁巳”。此4辞反复贞问在哪个丁日对黄尹举行祭，表明在丁日祭祀黄尹已是事实，是黄尹祭日为丁的有力证据。这版胛骨由《合》32228与《合》32103缀合而成，从图版看，两版的断边不能完全密合，缀合是否成立尚有待验证。但这两条卜辞所占事项密切相关，均是占卜对伊尹举行“侑升伐”祭的日子。颇疑“即日”意为“到祭日”，指到伊尹的祭日。此推测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从辞例看，该辞意在贞问对伊尹举行祭祀的日子。二是甲骨文的“即”常用作动词，表示“到”，“即日+干支”的辞例可能是“到某日”之意。如“即日甲”（《合》29705）指到甲那一天祭，该辞可与“即日，有正”（《合》29704）对读，后辞“日”字后省略天干，前辞的“日”具体指其后的“甲”日，“日甲”的结构类似于“于来日庚”（《合》27167）的“来日庚”，“于翌日甲”、“其于日戊”（《合》27454）的“翌日甲”和“日戊”。如果对辞（8）“即日”的理解正确，则可从卜辞内容本身说明伊尹确有固定祭日。学者多将该辞作为伊尹祭日必为丁的证据，林宏明将其与辞（8）对比后认为此条不足以作为证据：“卜辞中有‘癸巳贞又升伐于伊其遘大乙彡（合32103）’的辞例，也就是说如果‘遘大乙彡’是在乙日，则这类的卜辞就不能反过来证明‘遘大丁日’‘遘报丁日’的伊庙号为丁的依据了，否则‘伊其遘大乙彡’岂不得又说伊的庙号为乙？”林说甚有理。辞（8）贞问对伊尹“侑升伐”的祭祀，是在伊尹的祭日那天进行，还是与大乙的“彡”祭相遘。如果伊尹的祭日为丁，那理应在丁日，但又说“遘大乙彡”（在乙日），在日期上似有矛盾。要论证伊尹的祭日为丁，这一问题不可回避。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在“大乙彡”的日子祭祀伊尹。既然卜问伊尹与大乙的祭祀“相遘”，也就是说伊尹和大乙的祭祀同时进行，那么在祭祀过程中，所祭对象应有主祀者与从祀者之分。按常理推论，当出现多个祭祀对象时，以主祀者的祭日为主。从大乙和伊尹的身分判断，主祀者只能是商王大乙，伊尹从祀，在此情况下，伊尹的祭日理应“让位”于大乙的祭日。这一推论可在卜辞中找到相关证据。如前文《契合》326黄尹是在乙酉日配祭唐（大乙），即在主祀者大乙的祭日“乙”日进行。又如“癸丑卜：上甲岁，伊宾”（《合》27057），是在癸丑日占卜对上甲举行岁祭，伊尹配祀。上甲的日名为“甲”，可以推想是在癸丑日占卜隔天的甲寅日祭祀上甲，那么伊尹配祀必定也是在甲寅日。因伊尹处于从祀之位，所以不以其自身祭日为准。这样解释，辞（8）祭祀伊尹何以与大乙“彡”祭相遘，便可讲通，此辞并不妨碍他祭日为丁的结论。辞（9）贞问伊尹的岁祭与先公先王“匚丁”或“大丁”相遘，确如林宏明所言，不能反映伊尹祭日情况。但参辞例可以推测，在丁日祭祀伊尹应是既定事实，所以才反复贞问在“匚丁日”还是“大丁日”，这与辞（7）反复贞问在哪个丁日祭祀黄尹如出一辙。辞（9）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说明伊尹的祭日为丁。两辞分别占卜在“今日（癸亥）”和第二天的甲（子）日“侑于伊尹”，似乎是伊尹祭日为丁的反证，其实不然。此类卜辞的“”有“丁”、“祊”两种释读意见。如释为“丁”，理解为伊尹的庙号，但卜辞未见在祭祀对象名字后再加其庙号之例，如不会说“大乙乙”、“大甲甲”。笔者认为，“”当读为与宗庙建筑相关的“祊”，是占卜哪天在伊尹的祊庙举行侑祭。甲骨文不乏“祭祀动词+于+祭祀场所”的辞例，如“贞：翌辛未其侑于室三大”（《合》13562）占卜在室举行侑祭，“其燎于丧惠大牢”（《合》30781）占卜在丧地举行燎祭，“侑于室”、“燎于丧”均可与“侑于伊尹”相对照。辞（10）和辞（11）言在“伊尹”举行侑祭，但祭祀对象不一定是伊尹。甲骨文中以某祖先之名命名的宗庙不只祭祀该祖先，也可祭祀他人，如“翌日于祖乙，其于武乙宗，王受有祐”（《屯南》3564）是在武乙宗庙祭祀祖乙，“辛酉卜：兄丁于父宗”（《合》32766）是在父亲的宗庙祭祀兄丁。辞（10）和辞（11）应是在伊尹宗祊祭祀他人，所以祭日非丁。西周金文常用“丁亥”作为吉日的代词，非实指。传世典籍多记丁日为吉日，喜于丁日行事。甲骨文祭祀伊尹虽只在丁日，但与后世“以丁为吉”的信仰和礼制有所不同，不能并论。张光直在研究商人祭日时得出以下认识：“伊尹祭祀在丁日；王亥祭祀常在辛日；夔的祭祀也多在辛日；羔（岳）的祭祀又是多在辛日；河的祭日分布则似较杂乱。”可见，商人祭祀神灵的日子均是实指，在丁日祭祀伊尹应与其祭日有关。张光直指出，“如果对不以十日为名的人物的祭祀，也有集中在特别的干日的趋势的话，那么他虽不以十日为名，却也可以说在那以十日为名所代表的庙主分类系统里有他的一份地位”。伊尹卒后拥有固定祭日，可见在王室祭祀系统中享有其他臣子难以企及的地位，是商王对他所作贡献的肯定。从祭日角度论证黄尹、伊尹的关系是可行的，那么也可以此观察其与见于宾组和历组的祭祀对象“黄奭”、“伊奭”的关系。王晖意识到可以从祭日讨论黄奭、伊奭与黄尹、伊尹的关系，他认为伊奭、黄奭的祭日或在戊日，或在庚日，从祭日看，伊奭非伊尹，黄奭非黄尹，而是指其配偶。这一看法对问题的解决非常关键。祭祀伊奭卜辞的命辞中均未载祭祀的日子，但祭祀黄奭的卜辞有若干条提及：从辞（15）看，祭祀黄奭的日子，除了王晖提到的戊日和庚日以外，还有甲日。从这些卜辞可以看出祭祀黄奭的时间很随意，与黄（伊）尹有固定祭日形成鲜明对比，黄奭与黄尹不可能为同一人。同样地，伊奭与伊尹也应非一人。《合补》10639“伊尹”、“伊奭”二称同见于一版牛胛骨，也可看作非同指的证据，如陈梦家所言“可能不指一个人”。遍查黄奭、黄尹、伊奭、伊尹卜辞，可分析其关系。目前有关黄奭的卜辞共12版，除了辞（12）—（15）这4版以外，其余8版为：从以上诸辞可看出，黄奭卜辞均与祭祀有关。而黄尹卜辞达130多版，占卜事项繁多。除了占卜对黄尹的祭祀外，还占卜黄尹降灾赐福、向黄尹祈祷农作物收成及战事，黄尹可以作为先臣合祭的祀首并有资格配祀大乙，这些均不见于黄奭卜辞。不论是占卜的数量还是事类，以及卜辞中反映出的地位和职能，黄奭都远不如黄尹。如果是同一人，不应有如此差距。与伊奭相关的卜辞仅6版：辞（24）—（27）意思明确，均是向伊奭祈求雨水和宁息风害。辞（28）同版有另一辞“癸酉卜：其取岳，雨”，“于伊奭”可能也是为了求雨。辞（29）是对伊奭举行“刚”祭，同版有“壬申，贞：祷禾于夒”、“壬申，贞：祷禾于河”，“刚于伊奭”的目的可能与祷禾有关。与伊尹相关的卜辞有110多版，事项涉及占卜对伊尹进行独祭和合祭、伊尹是否影响雨水、向伊尹祈祷年成等，与伊奭卜辞在占卜数量和事类上差别也很大。尤其伊尹可在先臣合祭中担任祀首并在君臣合祭中配祀先公先王，是伊奭无法相比的，可见二人地位有别。认为伊奭与伊尹为同一人的学者，主要根据是伊奭为商人祷雨宁风的对象，神性与伊尹相同，且有与先公先王同版受祭之例，地位较高，但二者在其他方面的诸多不同不应忽略。在确定了黄奭与黄尹非一人以后，伊奭与伊尹也应非同一人。有关黄奭和伊奭的卜辞较少，研究多集中在讨论其与黄尹、伊尹的关系。一说是将黄奭、伊奭理解为黄尹、伊尹的配偶，这个看法主要是因为甲骨文里“奭”字多用作“配偶”之意，表示某男性祖先的配偶为妣某，如“祖辛奭妣甲”意为“祖辛的配偶妣甲”，所以认为黄奭、伊奭之“奭”也是配偶的意思。但卜辞内容只能判断黄奭和伊奭是祭祀对象，无法看出是黄尹、伊尹配偶。从卜辞看，伊奭具有宁风降雨的能力，如果指伊尹配偶，很难解释为何先臣配偶具有如此神性。此外，陈梦家认为，“卜辞伊、黄之是官名，即《说文》所从之，解云‘或说规模字’，是读为模”，“母、姆、模之相通，而姆即训女师之娒，读若母。如此即训女师之姆，与阿、保同义”。参黄（伊）尹之情况，“奭”确有可能为官名，但辞例无证，且“奭”之解读缺乏说服力，是误将当作《说文》“”字所从之“”。即使“”字真有“模”的读音，能否解释为“姆”，也有疑问。笔者认为，基于黄奭与黄尹、伊奭与伊尹的诸多不同，在讨论时将黄奭、伊奭视作独立研究对象更合适，黄奭、伊奭之“奭”的含义仍有待深入研究。三、甲骨文所见商代配祀制度根据记载，上古时期已实行君王配祀的制度。《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注：“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配食与配祀虽用字稍异，实质相同，古时祭祀均用祭品宴飨神灵，处于配祀的神灵即配食于其他神灵。在已故大臣中选拔附祭先祖先王的制度，最迟在商代已建立，《事物纪原》中有：“功臣配享之礼，由商人始也。”盘庚曾告其臣下：“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楚辞·天问》曰：“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挚”乃伊尹之名，“尊食宗绪”，指伊尹因有功而配食于宗庙。甲骨文中商代配祀制度主要包括君（先公和先王）配祀上帝、君配祀君和臣配祀君。（一）君配祀上帝后6辞是下乙（祖乙）、大甲、咸（成汤）“宾于帝”的占卜。高嶋谦一解释“成（即本文‘咸’——引者注）宾于帝”为“成将被帝视为宾客招待”，意为商人将成汤的庙主移到安放帝的庙主之处，让他们共同受祭。高嶋谦一认为“宾”字代表的是相关配祀礼仪，颇有道理。祭祀卜辞中的“宾”字释义繁多。刘影认为“宾”有行动意，本义近于“往”、“格”，“祖先宾于帝”的“宾”为先祖庙主的“往”、“格”，是一种庙主迁移行为，可从。“祖先宾于帝”即祖先庙主迁于上帝一同祭祀，实即配祀。在商代，上帝是诸神之神，拥有至高权力，主宰万事万物，故众祖先可配祀于帝。下乙、大甲和咸是商王朝贤君，地位崇高，但仍需配祀上帝，可见在商人的信仰体系中，上帝神高于祖先神。（二）君配祀君君王配祀主要根据卜辞中使用的动词判断。如带有“宾”、“”、“即”、“”等字的卜辞含有配祀意味，以下分别讨论：辞（30）前4辞和辞（31）—（34）均是祖先“宾”祖先，“宾”的含义与“宾于帝”的“宾”相同，实即配祀。辞（34）的文例较特殊，刘影认为是将羌甲至父辛等多个祖先的庙主迁至父乙宗庙共同受祭，可从。“”字，饶宗颐、陈汉平都释为“跻”，训“升”，他们分别把辞（35）解释为升父乙庙主配享于羌甲和祖乙，父乙跻祔于祖乙、羌甲和南庚。两种解释实质相同，跻祔与配祀意义相类。从造字理据看，“”字表示“登、陟”之类的含义，是否释为“跻”似不好论证，但文例的解释按跻祔、配祀考虑应无误。辞（37）各家未提及，此文例较特殊，命辞似应理解为“大庚大乙，升、牝”，占卜大庚配祀大乙，把“”和“牝”进献给神灵。刘影认为辞（38）—（40）“即”字的行为与迁移庙主有关。以此解释文例，卜辞意思畅顺。甲骨文“即”字常训“到”，与训“往、格”的“宾”字相类，某祖“即”某祖，也就是某祖到某祖那里，暗含配祀之意。辞（41）—（45）的“即”字可能也是这种含义。辞（41）与辞（40）是同文卜辞，前者省略了“宗”字。辞（42）的“高”字可能指高祖王亥，占卜河迁至高祖王亥祭祀。辞（43）占卜夒和上甲迁至某先祖。辞（44）占卜大丁、大甲、祖乙、父丁等祖先迁至上甲。辞（45）占卜将岳迁至上甲。高嶋谦一认为“”代表的词是“坐”，祖辛是受事主语，卜辞表示祖辛将（不）“被使就座”于父乙，也是表示庙主移动。将此辞理解为迁庙，从文例看是有可能的。此外，还有其他表示配祀的卜辞，如：此辞“于”字前面若没有缺刻动词，则“于”字是动词，表示“到”、“前往”。从文例看，此辞应是说唐往于下乙。卜辞表明，商代确已建立君王配祀之制，《礼记·祭法》所载各代君王配祀有迹可循。通过甲骨文可大致了解当时君王配祀制度的一些特点。第一，远祖可迁至近祖。传世文献所载君王配祀之制，似均是近祖配祀于远祖。如《周礼·春官·大祝》：“付、练、祥，掌国事。”郑注：“付当为祔，祭于先王，以祔后死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杜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礼记·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郑注：“祫，合也。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甲骨文中君王配祀之礼亦多为近祖迁至远祖，但也有远祖迁于近祖的情况。如辞（34）“自羌甲至于父辛宾父乙”，该辞年代为武丁时期，羌甲是武丁曾祖父之弟，父辛（小辛）世系在父乙（小乙）之前，此辞将世系在前的羌甲至父辛的祖先迁于世系在后的父乙。辞（47）“唐于下乙”，亦是将远祖唐迁于近祖下乙。辞（46）中“祖辛（不）于父乙”，高嶋谦一据祖辛世系在父乙前，故不可能配祀父乙，而认为祖辛是受事主语，但此辞也有可能是将远祖祖辛迁至近祖父乙，祖辛未必是受事主语。甲骨文虽有远祖迁于近祖的情况，但数量极少，因为与当时等级尊卑制度相悖，并非常态，应是有某种特殊原因才会采取的做法。第二，旁系先王亦可接受配祀。辞（35）占卜父乙是否配祀羌甲、南庚、祖乙。这里的“父乙”即商王小乙，为直系先王，而羌甲和南庚均是旁系先王，由此可知旁系先王的地位虽低于直系先王，但可接受其他君王配祀。拥有配祀资格并非直系先王的特权。（三）臣配祀君目前甲骨文中能配祀君王的臣子仅见黄（伊）尹一人。除前述《契合》326，尚有卜辞如：辞（48）占卜伊尹配祀上甲。辞（49b）“伊宾”的辞例虽然简洁，无法从文例中看出配祀的具体对象，但与辞（49a）同样是占卜用羌人祭祀，所配对象应即辞（49a）的大乙。辞（50a）“伊弜宾”，虽然同版有祭祀祖丁的卜辞，但尚无法确定是否占卜配祀祖丁。辞（50b）“大事祖丁”，所谓“大事”，可能指大规模的祭祀。《公羊传》文公二年有“大事于大庙”，“大事者何。大祫也”，“合祭也”。若此，则此辞可能是占卜祭祀祖丁而让伊尹配祀。综合相关卜辞，可以从中探求商代君臣配祀制度的一些信息。第一，一臣可配祀多君。传世文献中君臣配祀多为“一配一”形式，《通典·功臣配享》“凡云配食，各配食于主也”《唐会要·杂录》“况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从主升配”，均是功臣配，祭生前所侍之君。从甲骨卜辞的记载可知，伊尹除了配祀其所侍君王外，还配祀其他商族先祖。一臣配祀多君与后世较为严格的“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再次证明黄（伊）尹身分、地位特殊，也反映出商代配祀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相关祭祀礼仪未成定制。第二，商代祭祀礼仪主要依尊卑等级关系开展，“君贵臣卑”的观念和等级制度已较为完备。具体表现为，即使伊尹在商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甚至与先公先王一样拥有祭日，但当伊尹配祀先公先王时，自身的祭日便不起作用，而要依附于主祀者的祭日。《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高堂隆云：“按先典，祭祀之礼，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为位次。”受祭者的身分地位在祭祀过程中有所体现，是必然的。第三，享受配祀的君王和配祀功臣均经严格筛选。目前所见黄（伊）尹配祀的卜辞，时代最晚的属无名组，年代下限在武乙、文丁之交。据甲骨文周祭制度的世次，从上甲至文丁共33位先公先王，目前所见能享受功臣配祀的很少。虽受限于材料，但仍可推测并非所有先公先王都拥有功臣配祀的资格，其挑选较为严苛。上文已梳理典籍记载及见于卜辞的殷先臣，但据已公布的甲骨文材料，只有黄（伊）尹一人可进入配祀行列，可见商代对配祀功臣的选择亦非常谨慎，必须是功臣中的权威人物方能入选。《五礼通考·功臣配享》：“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高堂隆指出：“功臣配食于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勋以劝嗣臣也。”配祀之制，不仅能起到褒奖勉励功臣的作用，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导向，要保证所选之人具备资格才能服众，可以说，这一选人原则在商代即已初具雏形。甲骨文中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从旧材料着手，很难再找到关键性证据，从新材料和新角度分析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新缀卜辞为解决商代史中“伊尹与黄尹是否同一人”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可证黄尹即伊尹。从甲骨文看，商代配祀制度包括君配祀上帝、君配祀君、臣配祀君三类。其中君王配祀以近祖迁至远祖为常，但有迁远祖于近祖的情况，与后世有别；在君臣配祀中一臣可配祀多君，与后世“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不同。综合分析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可知，西周以后各朝基本承继商代的配祀制度，并结合统治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再建构，剔除与世系顺序、尊卑等级关系相悖，或对加强中央集权作用甚微的部分，使其与更为严格的天地、祖先、君师之礼相辅。至迟在商代确立的配祀制度作为一项政治遗产，在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建设、维护王朝统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吴丽婉，系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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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钟捷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编者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各国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各自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现代化梦想、探索现代化道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刊约请学者围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撰文，以期通过全球视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德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德国现代化道路”，亦可表述为德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道路”（Sonderweg，或译为“特殊道路”、“特有道路”），主要讨论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进程是否存在含有延续性特征的独特元素，并对这些元素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价值评判。目前，学界流行的说法大致可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承认存在一条“德国现代化道路”，但对其评判大相径庭。颂扬论认为这条道路符合“德意志本性”，足以同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并驾齐驱。批判论认为这条道路导致德国政治与经济“不平衡发展”、“非自由主义文化”盛行，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纳粹极权体制建立。第二类否认某条“德国现代化道路”曾经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普遍论认为欧洲各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相同的，德国并无特殊性可言。多样论则提出德国现代转型实际上包含多条“独特道路”。不同观点以及彼此间的争议，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德国历史发展的条件、路径与影响。笔者认为，“德国现代化道路”是存在的，这条道路并未止于1945年，而是通向当代。它在“不确定的”地理空间内孕育发生，集中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表现出“强人期待”与“妥协实践”的双重心理，并与战争及其记忆文化息息相关，其实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为一体的“纠缠态”。一、在“不确定的”地理空间内孕育发生的现代化布罗代尔曾言，地理空间是影响一国长时段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一种不变的历史，符合地理学标准”，“空间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对于德国现代化而言，这一点曾被视作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地理决定论者”反复强调，德国处于“具有地缘政治性的地理位置”的欧洲中心地带，以此论证德国既不向西也不向东的“中间道路”的必要性。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德国在历史上有过“中间之国”（Staat

作者：刘文明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编者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各国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各自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现代化梦想、探索现代化道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刊约请学者围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撰文，以期通过全球视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就由多样性文明构成，世界历史即是各个文明共同演进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同时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此“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从全球文明史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理解文明多样性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全球文明观念史视角思考现代化问题：一方面，通过回顾世界古代不同文明中心孕育出的文明观，将西方与中国在各自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明观及现代性观念置于比较视野考察；另一方面，将中国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能动者，阐明文明观在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理解当代中国的文明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一、古代世界的文明观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采集与狩猎社会走向农耕社会。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物质条件改善，精神财富不断积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和国家组织，早期人类文明中心随之出现。在早期文明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在公元前8—前3世纪左右的中国、印度和“西方”（古希腊和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人类精神觉醒”。各文明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秩序等精神文化领域实现“突破”的同时，发展出不同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明观念，为理解当代文明及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当代世界对“文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在近代欧洲的全球扩张过程中，欧洲文明观向外传播与各地类似观念翻译会通的结果，因此普遍具有西方“civilisation”概念的内涵。但是，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非欧洲社会中实际上不存在与“civilisation”完全同义的本地概念，因此当欧洲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相遇时，只能用一个近义词与之对接，而本土近义词所具有的区别于“civilisation”的方面，正是非欧洲社会中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精神文化特质的反映。例如，作为“civilisation”的近义词，中国的“文明”和印度的“达摩”（dharma）两个概念便是如此，它们既体现了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传统文明观念，又表明它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civilisation”。中文“文明”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便有使用，从中可以窥见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例如，《易经》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即“天下”因出现文德辉耀之人而变得光明；“文明以健，中正而应”表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武”、“邪”而与中正之道相应的美德。可见先秦，“文明”概念中，反映良好道德修养的“文德辉耀”及秉持“中正之道”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涵。此外，先秦文献中的“文明”概念也包含“文治教化”和“天人相应”的观念。例如《易经》说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解释为：“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此处“文明”即“文德之教”，“文明以止”即以文德止物教人，以《诗》《书》《礼》《乐》之“人文”教化天下。而且，这里的“文明”以其核心内涵“人文”而与“天文”相对应，形成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体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统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庄子·齐物论》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外，其他先秦文献对文明观有多重表述。例如，《尚书·大禹谟》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和《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礼运》中描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都反映了先秦“文明”观中的德政与民本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再如，《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尚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礼记·中庸》中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不仅反映了先秦思想中崇尚和谐的理念，而且蕴含尊重文明多样性及主张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文明观。先秦时期的文明观在中国历代得到传承。北宋张载说：“庸言庸行，盖天下经德达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著矣。”清代章学诚说：“《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这些“文明”的用法，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观中强调文德教化、和同于人、天人和谐的思想。印度思想家泰戈尔说：“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梵语词‘达摩’（dharma）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词义最为相近。”“达摩”源于婆罗门教早期的吠陀本集，到大约公元前800—前400年的吠陀时代晚期，“达摩”一词用以表示一种高于国王的宇宙力量，成为婆罗门教规范人们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观念和法则，并为后来兴起的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所沿用，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来界定印度“文明”的核心概念，蕴含着古代印度文明观。在古代印度种姓制度背景下，“达摩”具有维护等级社会的作用，因为它强调每个种姓都必须按照“达摩”的要求行动，尤其是遵守种姓义务和规定。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巩固统治，消除教派冲突，在庞大帝国内部各种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起一套秩序，将佛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和其他宗教及非宗教的道德伦理因素加以糅合，提出了新的“达摩”说。其主要内容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宽厚容忍、自制自洁、尊重其他宗教、善待奴隶和仆人等。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印度各种宗教，意在阐明君臣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集中反映了印度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点。古希腊文中未出现近似于“civilisation”的概念。不过，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就‘野蛮的’和‘文明的’二词的形成而言，希腊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荷马时代起，希腊人就将附近的卡里亚人（Carian）称为“蛮族”，只是因为他们说着希腊人听不懂的像“bar-bar”声音的语言。而且，“希腊人关于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的希波战争中，随着希腊人的胜利而固定下来”。因此，从词源角度来说，西方历史中的“蛮族”（barbarian）早于“文明”概念而出现。希腊语中虽然没有“文明”一词，但作为与“野蛮”相对应的观念却已然产生，并且成为后世西方文明观中的重要内涵，“野蛮”作为一个孪生概念始终与“文明”相伴随。当然，在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犹太教，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基督教，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中强调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想来源之一。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中出现的“先知”，宣称上帝将派“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犹太教信仰由此得到强化。当巴比伦的犹太人被释放回到巴勒斯坦后，建立起政教合一政权，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奉。其结果是，“二分法和二元论的倾向在犹太历史和犹太教义中非常强烈。它当然会影响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范式——一边是犹太人，另一边是异教徒（Gentiles）。……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在其现代表现形式中，部分是作为犹太人的‘我们’和作为异教徒的‘他们’之间的二分法而诞生的”。因此，基于犹太历史及其一神教信仰而带来的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一直持续到现代。不仅如此，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具有渊源关系，二元论通过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体现出来。因为，“在一神教中，有一种倾向是将人类分为信徒和非信徒、有德行的人和有罪的人、善和恶、‘我们’和‘他们’。……正是因为一个人要么支持上帝，要么反对上帝，界线由此被明确划分”。二元论对现代西方文明观的影响，从马文·佩里强调西方文明的犹太传统中可见一斑：“一神教开创了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过程，这是近东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在犹太人所经历的长期的、屡遭苦难的历史性漂泊中，先知的理想帮助支撑了犹太人。今天，这些理想依然是犹太人赖以生存的力量。这些理想被收入耶稣的教义，作为基督教的一部分，植根于西方传统的土壤中。”由上可见，在古代世界中，不同文明中心的思想家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并且通过相关概念反映出来。这些概念及观念，反映了不同思想家在自身社会取得一定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之时，不约而同地提出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共性思考，其间差异则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与文化个性，是理解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多样性和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基础。二、西方的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现代西方史家往往描绘出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连续性发展系谱，然而，这个文明系谱与发展图式只是为了强化西方认同的历史建构，实则与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例如，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到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文化的断裂。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欧洲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不仅仅指其经济文化不发达，也意味着它没有继承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因此，西方文明系谱中的古典文化传统，其实是借文艺复兴重新建构起来的。这种历史的断裂通过西方的“现代”概念体现出来。“现代”概念最初以形容词形式出现于欧洲，源于5世纪末出现的拉丁语“modernus”。当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人用该词表示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基督教“现代”社会，以区别于罗马时代的古典社会。此后，当欧洲人要表达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状况时，就用它区别过去，强调不同于过去的新时期。随着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各民族国家语言的使用，各语种的“现代”概念在拉丁语基础上发展起来。例如，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使用“现代的”（moderne）来描述他所生活的时代。文艺复兴之后，以“古代”和“现代”来划分历史时期，逐渐成为欧洲历史学家的通用方法。然而，“现代”概念由形容词演变成名词——“现代性”（法语modernité，英语modernity），则是到19世纪中叶才完成。一般认为，“现代性”一词首次出现于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1841年完成的《墓畔回忆录》中。当然，他使用的modernité

作者：虞和平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编者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各国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各自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现代化梦想、探索现代化道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刊约请学者围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撰文，以期通过全球视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是指新中国成立前近代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努力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细致分析中国人如何争取实现早期现代化目标的方针、途径和成效，才能深入揭示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过程中道路选择与主体转换的重要意义，才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理解。一、洋务运动时期的探索以“自强求富”、抵御西方侵略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为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开明官员都有所谋划，从而产生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首开其端的是魏源，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幕僚跟随两江总督裕谦亲历定海和镇海之战，目睹了中英军队和武器的差距。鸦片战争一结束，他就根据所见所闻和林则徐移交的《四洲志》手稿，相继编纂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分别于1842年和1843年刊行。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采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抵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由官民共办军用和民用企业，除仿造西式战舰、火炮之外，各种民用物品“皆可于此造之”，由此强军富国，抵御外国侵略。魏源在此所论，涉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两大内涵，一是工业化；二是反对西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徐继畬深化了对“师夷”思想的认识。1836—1851年，他先后在广西、广东、福建任职，官至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较多地接触到外国官员、商人和学者，为办理“夷务”去了解、研究世界，并于1848年刊行了《瀛环志略》。在此书中，徐继畬比魏源更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诸国通过发展工商业而致富强的状况，涉及欧美各国的机器、火器、铸造、轮船、枪炮、纺织等工业的情况；而且屡屡指出，西方的枪炮发源于中国的火器，但是他们能够在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制造出锐利易用的枪炮，中国既要深刻思之，更要仿而效之。徐继畬还较详细地介绍了魏源著作较少涉及的欧美政治经济制度。他说：美国各州之统领，“以四年为任满”，由民选产生；再由各州统领中“推一总统领”。徐继畬虽未明确建议朝廷学习欧美政治经济制度，但他编写《瀛环志略》的主要动机，意在“上佐天子，布大德于埏纮；下绥黎元，乐匡生于衽席”，也就是希望皇帝能参考他所提供的西方诸国的工商情况、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致国富强。此书得到朝廷和不少重臣的重视，1866年经同治皇帝批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刻印送众臣参阅。此后，又有翰林院编修出身、后为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继承发扬魏源之说。他于1861年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主张“制洋器”、“善驭夷”、“采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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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编辑部于6月30日在京举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研究》主编李国强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路育松主持会议。本次会议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主任陈理编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文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张太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朱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蒋重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纯艳教授等先后发言。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两个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基”、“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李国强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指路明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李国强指出，“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李国强最后强调，历史学工作者理应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使命，从作好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史学阐释、深入探究“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科学揭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等方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与会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国文化特性、中华文明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不仅表现在基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模式几千年来的一以贯之，还表现在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字未曾中断、典籍文献始终绵延不断等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植根于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倡导的“大一统”，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在应时处变、开放包容中得到发展进步，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与其广大深厚的农业基础相关，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与会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这一前提下，两者才有可能进入相互“结合”的逻辑进程。“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是“两个结合”的实践产物。与会学者一致表示，在新的起点上，当代历史研究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入揭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编辑：水

来源：新华社不计较茫茫人海里我是哪一个；不在乎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无数个他们，如点点星火，汇聚起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岁月流淌，初心永恒。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编辑：水

来源：《求是》2023年第13期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习近平从2019年3月以来，包括这期班在内，我们举办了6期中青班。每次开班式，我都来讲一讲。我之所以重视这件事，是因为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我每次讲话有所侧重，但要求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年轻干部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下面，我强调几点。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评论》编辑部于6月10日邀请青年学者举办“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历史评论》副主编路育松出席会议。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运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昊、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魏孝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锐、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民镇、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等先后发言，围绕“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匹配的自主知识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深入结合”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验的总结，对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庄严使命。与会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述，是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双重制高点，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和近代一百余年的民族复兴史，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结合”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根本性、规律性认识，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根本方向。与会学者强调，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主动肩负新的学术职责，加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两个结合”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余新华在总结时表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的文化使命。《历史评论》是新时代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史学评论期刊，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应有贡献。编辑：水

来源：“新华社”微信公众号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刘家塔墓地发掘现场。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国家文物局通报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等重要考古成果国家文物局30日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等商代考古新进展与新收获。寨沟遗址的发现揭示了陕北地区一处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区域政治的中心。这是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铜鸟饰。新华社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