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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万学子披戎装

导语: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需要一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现代技术的军事人才,党中央将目光投向青年知识分子,号召他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建功立业”。一时间,全国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响应号召,58万名热血青年踊跃报名,最终近十万学子披上戎装。此举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储备了大批高质量现代化军事人才。正所谓:十万学生兵,披上新戎装,跨进军干校,掌握新武器,打击野心狼,卫国保家乡。源起:现代战争“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开启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毛泽东明确提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但作为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当时部队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1950年7月20日,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提出要新建一大批适合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举办一定数量并适合正规要求的各种军事学校。随后,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各类军事院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一大批新式军事院校,如坦克学校、工兵学校、化学兵学校、海军学校等,这些新式军校对学员的文化素质要求比较高,而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指战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甚至是文盲,不能满足新式院校的生源要求。我们党一贯注重吸收先进分子加入革命队伍。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通过多种渠道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在选派部分人员赴苏联学习的同时,还秘密选派优秀青年报考国民党的军事院校。抗日战争时期,党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实行“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再来再欢迎”的开放政策,吸引数万知识青年“爬也要爬到延安城”。抗美援朝运动强烈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先锋力量纷纷主动请缨,要求奔赴朝鲜战场。1950年11月6日,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主动要求“以志愿军的名义到朝鲜去打美帝国主义”[2]。现实中,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有内在需求;历史上,我党有相对成功地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的经验;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的推动,党中央、中央军委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代表先锋力量的青年学子。决策: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军参干1950年11月18日,周恩来召集总政治部、人事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参军参干工作,决定于今明两年分两批选送九万余名学生和青年工人进入军事学校学习。12月1日,中央军委、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规定凡17—25岁,思想纯洁、身体健康、具有初中二年级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以及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均可报名。同日,总政治部根据人民解放军建设重点,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请示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参军问题,提出三项基本分配原则,即:一、照顾接受机构之便利,尽可能就近接收;二、分配重点首先照顾空、海军;三、分配给空、海军之人数中,可能有不适合而须淘汰者,故除原定今年所须数目外,另多分配给空、海军各1500名。12月2日,周恩来批示:一二项同意,三项预备数太多,一般在考取后以不淘汰为好。至多由空中改为地勤,海上改为港口,并对分配数目进行相应调整。12月5日,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工人投考军事干校的通知》,规定了招生人数和专业,以及动员对象等,明确“在今后一年内动员十二万个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参加空军、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化学兵、防空、情报、机要、通讯、卫生、后勤等各种军事学校”[3]。要求“在大学生中,应该多动员文学院的学生,少动员工、农学院的学生,医学院和医专的学生一般不动员,青工也要少调技术熟练的,以免削弱建设人才”[4]。12月8日,总政治部发出通告,明确各军事干部学校的招生条件,强调要突出学员的政治标准,要求“政治纯洁、品质优秀”。期间,有大量女学员和女工人也积极要求参军参干,但相关文件没有规定。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请示是否吸收女学生参军的问题,刘少奇批示:请萧华答复此问题。各地都有此问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会同各部门研究后,在关于接收青年工人和学生的补充规定中,对女生比例作了规定:空、海军不得超过5%,坦克、炮兵、工兵、化学兵、气象、测绘不得超过20%,如女生报名过多时,可转到卫生、通讯、后勤学校学习。12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招收军医、后勤、通讯、公安、外文、俄文等学校学员的通告时,也规定了各类学校女生可占的比例。后来,党中央又顺势开展了第二期和第三期报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招生计划。动员:“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建功立业”为引导青年学子投身军营,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就在中央军委、政务院发布联合决定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吸收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军事干部学校,训练他们掌握各种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军事干部,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2月1日和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后发表告全体青年团员书、告全国同学书、告全国青年工人书,号召青年团员、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建功立业。12月9日,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协同有关方面成立招生委员会,并指导成立所属学校的保送委员会,拟定具体的招生办法、规定,继续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等。12月13日,陈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高校教授座谈会上号召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参干,青年学生热情高涨。12月20日,青年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在北京学生“一二九”“一二一”纪念大会上强调:国家命运所系的近代化国防建设,必须依靠这些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技术的优秀青年来掌握。期间,各级政府部门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利用报纸、电台、大字报、黑板报、壁报等,通过讲座、座谈会、动员大会、家访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这种密集性的宣传产生了明显效果。《青年报》报道了一名青年团员在青岛解放后,“被关高楼,越墙而出,女扮男装,躲过哥哥”[5],终于参加华东军大的故事。随后,有相当一批没有做通家长工作的学生,逃出家庭参军参干。兰州一名女工人表示:上军干校不能轻视女同志,我要去,要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献出自己的力量。响应:“献身祖国,预备流最后的一滴血”经过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爱国主义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政治觉悟大为提高,爱国热情更是高涨,踊跃报名应召。1950年12月1日,党中央、政务院的联合决定颁布后,全国各大高校和中学积极响应。汤用彤、许德珩、华罗庚、黎锦熙等著名教授纷纷鼓励学生参加国防建设,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积极支持儿子梁从诫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马燮庆是南京“马头牌”冰棒创始人,他把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起送去参军参干。亲友们得知后均为之不解,有的问,“三个大的都走了,下面三个小的谁来照顾?”马燮庆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来说服亲友。在大女儿所在的金陵大学召开的参军动员大会上,马燮庆作为代表上台发言。当时有一位《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在会场,他把马燮庆父女俩拉到礼堂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1950年12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马燮庆送女参军的故事也由此家喻户晓。截至1951年2月1日,全国青年报名参军参干人数达25万人,远远超过原计划招生人数。过去很少参加政治运动的广州岭南大学,这次报名学生也占全校学生的五分之一。1951年6月25日,中央政务院再次号召青年学生“行动起来,踊跃报名参加军干校,为增强国防力量、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奋斗”[6]。全国青年学子以更加饱满、更加高涨的爱国热情报名参军参干,截至7月8日,仅北京市就有大中学生3861人和社会青年高小毕业生359人报名。爱国实业家、“味精大王”吴蕴初的女儿吴志莲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她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决心报名,写信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复信给女儿:“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最后的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7]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参军参干运动,共有58万名青年报名,最后录取了近10万名。这一批青年为我军输送了新鲜血液,极大改善了人民解放军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层次,有力促进了各技术兵种部队的逐步建立,使我军军兵种技术构成发生历史性跨越。纠偏:调整参军知识分子职务和级别近十万知识青年进入部队后,经过团结、教育、改造后,大多数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在各项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时期,我军在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青年知识分子的级别待遇偏低,有些工作分配不当或者在工作中没有放手使用。针对这种现象,总政治部在1951年12月和1953年6月,向全军批转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和中南军区党委《关于纠正压抑知识分子的偏向的指示》。1953年6月,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关于调整参军知识分子职务与级别问题的指示》,要求全军团以上党委和领导机关认真检查一次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凡存在对知识分子评定级别待遇偏低、工作分配不当等问题的单位,一律应予以合理改变和调整。同时,要求各部队要按党章规定,做好吸收青年学生出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全军各部队坚决执行总政治部的批示和指示,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干部的积极性。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党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具体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规定。全军认真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再次进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并在一切有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纠正了存在的问题。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将他们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注释:[1]总政治部干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一卷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2]《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申请抗美援朝的志愿书》(1950年11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09-00146。[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第322页。[5]《关不住的团员》,《青年报》,1950年12月5日。[6]《团中央等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参干》,《文汇报》,1951年6月28日。[7]《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页。■(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202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