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微博直播者的美好时代

刘延杰的出名原因可遇不可求，2013年8月，他带领的团队在微博上直播了薄熙来案庭审。包括刘延杰在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281名法院新闻发言人遇到的可能是喉舌的美好时代，他们完全可以同时兼任系统英模和“网络大V”。

实习生|王梦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刘延杰做到了许多新闻发言人梦寐以求的事，同时是“网络大V”和系统内的先进人物。

10月11日，刘延杰参加了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例会制度五周年主题活动，最高法一共选择了6位法院新闻发言人参会，刘延杰在活动上做了发言。

在今年1月15日的“新浪2013年微博之夜”上，刘延杰带队的济南中院微博团队获封“微博年度影响力”奖。

同时受到了系统内和体制外的赞誉，这在第一代新闻发言人当中极为罕见。和刘延杰同一批，在2003年前后加入新闻发言人队伍的许多发言人的结局都算不上圆满，爱出惊人之语的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被调任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2011年的“7·23温州动车事故”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因为“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以及“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而引发了媒体和网民不满。不久王被调走去了波兰。

刘延杰的出名原因可遇不可求，2013年8月，他带领的团队在微博上直播了薄熙来案庭审。此前各地法院也尝试过几次小型案件的庭审直播，积累了一些经验，而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直播过庭审。

2013年8月22日到26日，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为该案新闻发言人的刘延杰9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向100多家国内外媒体披露审理情况。在这次庭审过程中，其率领的微博团队全程实时进行过程直播，并公开电话，24小时接受公众问询。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数亿人通过微博“围观”了薄案庭审实况。

上一次人们如此轰动地聚焦一场庭审，还是在“四人帮”受审的电视镜头流出时。由于没有电视直播，又是第一次出现高级干部受审的直播，微博直播者本身也受到了颇多的关注。

刘延杰现在的职务是济南中院的副院长，分管宣传，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是他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1988年，刘延杰从山东大学法律系（已改名为法学院）毕业，分配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

2003年4月，时任济南中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庭长的刘延杰，整理了前一年的十大知识产权案例，主动请济南当地媒体前来了解报道，这次与媒体的合作后来发展成固定栏目，每年4月26日济南中院都会对外公布前一年审理的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刘延杰也成为最早的那一批开始跟媒体打交道的准法院“新闻发言人”。

也是在2003年，“非典”的暴发让中国政府意识到突发事件中新闻发布的重要性，自此，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部委到省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各级政府系统的发言人借鉴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许多训练方式，人选上往往倾向于正当壮年、业务熟练，又对媒体有浓厚兴趣的人。

法院系统新闻发言人更晚，在2006年出现。那年9月12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在北京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新闻发布体制正式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了新闻发言人。

这时像刘延杰这样资历老、有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早于发言人制度而开始发言人工作的人，就在系统中特别宝贵。

在济南中院被指定为薄熙来案的一审法院之后，刘延杰也作为分管宣传的副院长成为薄熙来案发言人，他接手了微博直播的任务。

刘延杰从院里挑选了3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了微博直播团队，庭审前一天，他直接住在了法院办公室，第二天一早七点多就到了庭审微博直播室——就在庭审现场的隔壁。

“内心很担心，时刻都在警觉着哪一分哪一秒会出现什么问题，”刘延杰告诉《博客天下》，“只要有一项工作做得不到位，立刻就会传播出去，不可能有挽回的余地。”

之后的五天，除了新闻发布会，刘延杰没离开过法院，带领微博直播团队一共发布了152条微博，平均一天发布30条。2013年8月26日庭审结束后，他先在法院办公室里一个人静了静，晚上才回家。这时他意识到，这场不能失败的“战役”已经圆满结束了。

虽然一再强调自己的紧张，刘延杰还是在直播过程中显示出了一种老到，他能够把兵力派到最紧要的位置上补刀。

对文字直播，网友最关心的是图片，“没图你说个毛线啊！”的抱怨不绝于口。

经过网友提醒，刘延杰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发图。2013年8月22日庭审首日11点22分，第一张庭审照片在微博发出。照片引发爆炸式阅读，先前文字直播每条阅读量最多1200万人次，这条达到5500万。此后，为回应网友的要求，直播团队又增加了音频和视频。

这些都不是可以临时抓一个人就能做得出来的，刘延杰队伍里早就储备了相应的人才。

“网民们观察得很细，有一个网民说微博有6个错别字。同时这位网民也说，正因为这几个错别字，更相信这个微博直播是真实的。”就像是强调有虫眼的蔬菜没打过农药一样，刘延杰显然对自己主持下的微博直播还原了真实的庭审颇为自豪。

刘延杰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四级法院（最高法、各高级人民法院、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基层人民法院）3281位法院新闻发言人中的一名。

3281位发言人的名单和联系方式被公布，法院系统成为第一个公布全系统内新闻发言人的国家部门。信息公布的第二天，刘延杰接到了不下10位记者打来的电话，联系采访和查岗都有。

和中国各级政府的其他新闻发言人一样，法院体系的新闻发言人几乎全部为兼职。山东省高院新闻发言人郑红军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由谁担任新闻发言人并没有硬性规定，但一般是法院分管宣传工作的副院长、宣传处处长或研究室主任，在本职工作之外，兼做新闻发言人。

具体什么职务来兼任发言人，各单位都有不同。比如担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的孙婧是研究室的副主任，该院另一位新闻发言人曹洁则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副院长；担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的李宇先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新闻信息网络处的处长。

从宣传干部到发言人，这个角色转换是真正的“惊险一跃”，传统的文宣工作是招待记者、沟通和提供素材，对接的大多是充满好意的长期合作者，而发言人直接面对的则是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友好的复杂世界。

因担任“唐慧”案新闻发言人而受到关注的湖南省高院新闻发言人李宇先已经在刑事审判岗位上工作了28年。今年4月1日，在湖南高法刑事审判第二庭做了7年庭长的李宇先正式轮岗到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位上。

非新闻科班出身的他不得不从头学起，买了四五十本新闻传播和舆论方面的书，包括《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沉默的螺旋》、《传媒的四种理论》和《模仿律》等传媒著作。做了两万字的读书笔记后，理论和以前审判工作的经验逐渐打通才让李宇先“慢慢适应了新闻发言人的工作”。

除了最高法新闻发言人以及像李宇先、刘延杰一样的高院、中院新闻发言人，其他的2784人都是基层法院新闻发言人，他们来自全国2580家基层人民法院。

中国基层法院承担了将近80％的审判工作量，而一般大案要案都集中在中院和高院审理，基层法院向社会公开信息的机会并不多，绝大多数基层法院新闻发言人都没有机会面对媒体。但是一旦因为某案件成为舆论焦点时，这些平时受到训练和磨练最少的发言人可能要突然应对潮水一般的重压。

现在刘延杰形容自己在面对媒体时就是“按照事实说话”，他认为这是跟自己有过接触的媒体极少负面评价他的原因。

李宇先告诉《博客天下》：“对于媒体想要了解的问题或者案件本身，如果是我们知道并能提供的，当然是义不容辞地提供，让公众更加了解法院的运行机制和他所关心的问题”。

面对媒体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也离不开司法领域的变化。

最高法在2006年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时，任务是“围绕大局和重要题材，准确发布信息，主动引导舆论，保障公众知情权”。

当时最高法设定的新闻发布“禁区”的最后一条即是“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这条赋予了法院领导重大权力的规定在当时引发了学界的不满和批评。

在8年之后，公开文件中可以查证到的新闻发布的“不准许”仅限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以及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内容等方面。

然而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和领导的态度难以脱离关系，最终考评发言人质量的，还是单位领导。各种新技术、新思路的应用，也都需要领导的撑腰和支持。

除了直接领导的表态，大领导对这一领域的支持也给了新闻发言人力量。

在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例会制度五周年主题活动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说：“人民法院要通过新闻发布制度，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要通过司法公开进一步促进公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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