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生考上北大清华又如何?
大学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农村学生实现阶层晋升的跳板，然而要真正起跳并非易事。
采访 / 裘雪琼 张弘
文 / 裘雪琼 图 / 尹夕远 编辑 / 卜昌炯
2016年暑假，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大五学生朱肖琪没有回到老家山西的窑洞，而是在北京忙活两件事。
一是科研，一幢绿蔓爬满红墙的二层动物实验室成了他的主战场。白口罩、白大褂、白色橡胶手套，他全副武装地投入到为大鼠做手术的实验中，接连几天，都忙到深夜。下半年就直升博一了，朱肖琪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紧迫感。
二是拜访医学界大牛，撰写医学行业咨询报告。做功课，约采访，把自己捯饬得“精神点儿”——拢一拢头顶的卷发，换上蓝白细条纹衬衫、卡其色休闲裤，再背一个黑色商务双肩包，他出发了。
如果不是朱肖琪主动提及，很难意识到他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倒更像是时下兴起的创业者或投资人士。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很多，热爱交际，性格开朗，说话声音不大但中气十足。路上不时遇到他的同学或朋友，隔着数米远，他熟练地跟他们打着招呼。
这是7月下旬的北大校园。虽是暑假，但不失热闹，各主干道被望子成龙的家长、叽叽喳喳的中小学生参访团及声音嘶哑的导游占满了。唯有在位于南边的最美时光咖啡馆，我们才找到一方清静。
“我是我们班最大一匹黑马，制造了一个大乌龙。”朱肖琪告诉《博客天下》。5年前，他以658分的成绩从吕梁的贫瘠农村考入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他是当年山西太谷二中考入北京大学的五名学生之一，更是30年来家乡的第一个北大博士生。
现在的他，自信、大方、热情，似乎完全融入了眼前的大学生活。然而几年前，刚刚走出窑洞大门的他并不这样。
2011年，当他披着“天之骄子”的光环，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想象，载着亲人、朋友的无限期待，踏进北大校门时，迎接他的不是意气风发，反而是失落和种种不适应。过往的应试教育和农村经验，不足以让他应对精英的大学生活和繁复的人际交往。
“在高中你是风云人物，来到这儿什么也不是。”朱肖琪回忆。他的同学大都来自城市，衣食无忧，多才多艺，见识广博，不管学业还是日常表现，处处都比他显得要优秀，这种强烈的落差让他一度变得自卑乃至自闭，“大一那年很痛苦，学习跟不上，没有一点儿社交”。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博一学生朱肖琪，主攻神经科学方向，科研时光多在动物实验室度过
咖啡馆对面就是朱肖琪曾住过的宿舍，20平方米的小小空间见证了这个年轻人的失意与苦闷。喝了一口果汁，他补充道：“我常常想，如果当时去一所稍微普通点的大学，我能够适应得更从容。”
“我不属于北大”
北大最南边的38号楼，一层东北角113室，是朱肖琪入学后住的第一间宿舍。按照培养方案，基础医学院大一新生第一年的学习与生活都安排在北大主校区。
眼下正值新生开学，118岁的北京大学迎来了4000多名2016级陌生面孔。受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向农村地区的有意识倾斜，他们中有700多名农村学生，占比17%左右。
而在5年前，朱肖琪入学的年份，北大农村学生的录取比例仅有10%。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不断滑落的背后，是中国城乡教育资源及财富资源严重的多寡不均。传统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的大学招生制度，及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多元化选拔，惠及的更多是拥有优质教育条件的城市考生，农村学生很难从中分得一杯羹。
正因为此，近年来各重点高校有意扩大了农村学生的招生比例。2016年4月初，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全国重点高校针对农村学生的单独招生计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9所在京重点高校为照顾农村生源，最高可降至一本线录取。
这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凭此渠道进入中国一流大学深造。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迎来和朱肖琪一样可能尴尬的大学生活。
其中，清华大学2016年通过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计划录取348名农村考生，占总招生规模的10.2%。加上基础实力强劲的“裸分”考生，清华大学录取的考生中，完全属于农村考生（农村户籍、农村中学就读、父母俱在农村）、贫困考生（含城市贫困考生）的比例接近20%。
“从教育公平性角度，专项计划具有巨大的正向意义。但是培养成效几何，暂且得打一个问号。”朱肖琪说，“一下子来到顶尖大学，农村孩子会遇到很大落差，要跨过心里那道坎很难。”
▵2011年，朱肖琪从山西农村初入北大时，迎接他的不是意气风发，而是失落和各种不自信
他记得，高中毕业那年暑假，自己通过做家教、申请国家贷款、学校助学金以及高中复读学校的一万元奖励，没花家里一分钱就解决了学费问题以及短暂的生活之虞。这给他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涯带来了很大的自信。
但他跟城市同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新生报到第一周，坐在静园草坪上，来自大山深处、只会做题、浑身上下冒着土气的朱肖琪，面对一个个衣着时尚、见多识广的城市同学，搜肠刮肚想着该如何展示自己，最终发现“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不到10秒就匆匆结束自我介绍。朱肖琪的同班好友朱奕彰出生在城市，父亲是医生，母亲是老师，生物竞赛保送，二胡十级——这不过是一名北大本科学生的普通“配置”。
类似的局促感严健也有体会。他和朱肖琪同龄，同年高考，一样出生在山西农村，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研一学生。5年前，他刚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时，头几个月总觉得和同学们“接不上话”。且不说旅行见闻，同学们嘴里蹦出来的一个个网络流行词，他都没听说过，更别提其中埋含的梗。
城乡大学生之间这种次元墙似的隔膜，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的产物。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者秦惠民深度访谈12名北京某985高校的农村学生，发现他们处于大学校园文化中的弱势地位，面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城市学生及其文化背景会感到窘迫。
于是，朱肖琪很期待上课——农村学生唯一拿得出手的可能就是学业了。而学业也确实让他和家人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名县高中的风云人物经过复读被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录取后，朱家处境得到立竿见影的改善——高复学校每年奖励一万元，大学生活费基本无忧；朱肖琪被舅舅工地的包工头看中，以吃住全包、优厚家教费的条件请去辅导他的孩子；每年近4000元的助学金与6000元的助学贷款，能够解决每年的学杂费。
然而，开学后的第一节高数课，他就蒙了，“这讲啥啊”。第二堂化学课，一堂课老师哗哗翻过去几十页书，还是蒙。C语言课，从头到尾他基本没听懂过。还有英语，他一开口，同学们就暗自发笑，“说我的发音有浓浓的山西方言味儿”。最简单的思想品德修养课，他苦恼制作PPT的作业，“从来没用过PPT，一点不会”。下课铃一响，同学都围着讲台向老师提问，他只能站在一旁听，可他连同学问的问题都听不懂。“我害怕开口，怕老师觉得我的问题特别低级。”他告诉《博客天下》，自己曾和室友一起去自习，室友很快就把一整页习题做完了，他则盯着题目，握着笔不知道怎么写。
支撑他自信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此在北大校园里沉没。学业打击来得迅速又猛烈，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挣扎，朱肖琪就缴械投降，自暴自弃地自我定位为“学渣”——上课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睡个觉，发个呆，一节课就过去了。
朱肖琪变得敏感。走在校园路上，他总觉得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同学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他都会忍不住往嘲笑自己的层面揣测。
偌大的北大校园，只有20平方米的宿舍让朱肖琪觉着舒服、安全。除了睡觉，更多时间他处于一种天地混沌、此间唯我的放空状态，眼睛感受不到室外光线的明暗变化，耳朵自动过滤室友外放的游戏背景音、键盘敲击声、绝杀一局时的兴奋叫喊声。朱肖琪用“像成仙一样”形容这种状态，“仙境”并没有什么具象画面，只有千万种想法呼啸涌入又倏尔消失。朱奕彰印象里，那时的朱肖琪就是个“呆子”。
严健或许能理解朱肖琪内心的崩溃，入学之初，他的微积分与英语也学得磕磕绊绊。同此凉热的还有新东方创始人、北京大学85级毕业生俞敏洪，《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一书中他坦承，当年也因为学业成绩不佳，“不相信自己，我总要揣摩别人是怎么想的，看别人的眼神、动作······”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当年也是从农村考进北大
大一上学期是朱肖琪最煎熬的一段时间。两个月过去，期中考试来了。全校三千多个新生，只有朱肖琪挂了科，三门里头挂两门。辅导员告诉他，期中成绩加权到期末考试，要是期末考试再不及格就有可能被劝退。
十一长假回家，朱肖琪向高复班主任诉苦，“我不属于北大，那儿不是人待的，我要回来重新高考”。班主任骂他：“瞎想什么呢，那么好的学校不好好念。”骂完，看着他一身松垮的旧衣服，又领着他去商场购置了一副新行头。家里人也跟着着急，爷爷奶奶在村子宗祠跪求祖先庇佑，姥姥去庙里上香拜佛。这些，朱肖琪都记在心里。
学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最终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他铆足了劲儿地学，实在搞不懂的就硬背。这让他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多少有了一个还算体面的结尾。
春节前夕，他接到了高数老师的电话：“朱肖琪，你的高数总评成绩我给你过了。好好过年！”之后，其他几科成绩陆续公布，每一门都过了。朱肖琪扎扎实实过了个好年，还起了个大早跟着姥姥去庙里还愿。
自我改造
第一学年总算过去了，可接下来的路还长着呢。
朱肖琪下定决心要自我改造。大一C语言期末考试时的一个插曲让他耿耿于怀。那天，他抄了邻座室友写在课本上的一道程序题。室友写得很快，有一行程序语言末尾的“；”写得像“：”。这门课程朱肖琪本就学得很糟，第一道程序题完全靠死记硬背砸中的，他并不太理解两个标点符号的差异。输入“：”提交，再提交，系统一直显示“有一处错误”。
时间就要耗尽，心急如焚的朱肖琪听到交卷起身的室友骂了一句“傻x”。声音很轻，但落到朱肖琪心里很重。他一回头，正好看到室友轻蔑的表情。
纯粹靠“考试”叩开北大校门的朱肖琪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不屑。接下来，他展开了绝地反击。
一门贯穿大二整学年的医学必修课程ProgressBased Learning逐步帮助朱肖琪摆脱了旧有的“遇到问题先问人”的惯性思维。这门课上，授课老师不讲授具体知识，只负责维护秩序，学生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围绕一个经典医学案例讨论。
首次上课，听到老师说“每个小组推选一名主席”时，朱肖琪第一个举起了手。他当选了。课上，他调动小组同学积极讨论；课下，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查阅文献，吃透书本上没有讲透的知识点。再次上课时，成效显著，大家拿来讨论的都是自己抽丝剥茧、反复内化后的新知识。
当主席的成功尝试让朱肖琪重新建立起久违的自信。正循环开始了。他加入了大牛导师的课题组，参加校级文献报告、全国科研比赛，居然都获了奖。
大二时，朱肖琪第一次加入社团——“北医三晋文化研究会”，一个为山西籍北大学生提供交流聚会、互帮互助的社团。一路做到会长的朱肖琪，陡然间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圈，面对一众学弟、学妹、同乡、校友，应付得得心应手。他有了自己的爱好——摄影，并用家教攒的钱买了一台入门级宾得相机，冬天拍雪中故宫，夏夜拍高楼霓虹。“拍故宫一定要等到冬天下雪，起个大早去。”他说，并递过苹果手机，展示他镜头下的白雪红墙之美。手机是2014年冬天，朱肖琪从倒卖手机的高中同学处购入的港版iPhone6，3000多元。
“5年的光景，从骨子里改变了一个人。”2016年1月，朱肖琪在朋友圈晒出自己入学和本科毕业的两张证件照，然后配了这样一段文字。
“北大人不喜欢不思考直接发问，相应地也不喜欢不思考就跑来问自己的人。”朱肖琪说，这不是清高或者傲慢，“他们真是运用各种方法去琢磨透，大部分问题也都能独立解决。”
▵朱肖琪
同朱肖琪一样，严健也是在大学期间刷新了原有的思维模式。在他上完高一的2009年，百度CEO李彦宏出资，请老家阳泉市期末考试排名前六十的高一学生暑假来北京长见识。两辆大巴车，把严健等一群少男少女从阳泉载到北京。7天的行程里，他们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名胜，还在百度大楼听李彦宏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高中阶段，李彦宏代表阳泉市去省会太原参加计算机比赛，居然一道题都不会做。自觉水平不错的他特别懊恼，去了一趟太原市新华书店，看到齐全新潮的书籍品种，李彦宏什么都明白了——阳泉只有一家小书店，卖的全是教辅，唯一一本计算机书本出版多年，早就被淘汰了。基于此，他以过来人与成功者的口吻激励同乡后辈：“外面的世界很大，眼界决定命运。”
严健记住了。大学填志愿，他首先选择了北京，然后选择了从小喜欢的经济专业。从阳泉到北京西站，再绕过中心城区抵达位于昌平的中央财经大学新校区，“特荒凉，出了学校就是西瓜地，常能看到放羊人”。好多女同学哭嚷着想退学，严健也挺失望，“怎么拓展眼界嘛”。
头两年，他不散漫也不勤奋，遵循高中学习理念与习惯，按照授课老师的教学步骤，一项项跟上完成——唯一区别大概在于，这种教育不再是“保姆式”。
转折始于大三时参加“金融博物馆书院”的活动。这是一个由任志强牵头定期举办的公益分享会，每期邀请知名人士交流读书心得。严健在微博上无意间刷到后，从校门口坐公交、再转地铁，要折腾近一个半小时才可抵达活动地点西直门。他乐此不疲，几乎每期不落。
每到自由交流环节，参与者都被鼓励着勇敢说出自己的看法，无论意见是否相近，嘉宾都保持笑意。歌手李健关于“如何度过低潮”的回答一下子击中了严健，“他说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低潮，虽然没有频繁演出曝光，但他很享受掌控生活的状态，在家欣赏、创作作品很充实”——这种不被世俗眼光绑架、顺应内心意愿的生活态度，正是他之前所欠缺的。
“大学不仅仅是来学知识的，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形成属于你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
严健开始重新审视大学的意义。没有讲座可听的日子，他就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嘉宾们的推荐读物，涉猎物理、心理、科普、外国文学等领域的著作，仅一学期看了100多本，边看边写心得。坚持读书与思考，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理性的思维逻辑，并逐渐让他融入农村以外的世界。
“我曾经没有质疑意识，更没有质疑能力，看到媒体爆出一个社会新闻就全盘接受”，现在他自有一套思维逻辑。5月，“人大雷洋”事件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要是再早两年，严健就是敲字参与舌战的千万网友中的一员。“微博讨论都在于有没有嫖娼，嫖娼就应给被打死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警察执法是否正当、合法。”严健告诉《博客天下》，如今自己更愿意思考，不愿意争执。
相对而言，绍兴姑娘孙晨颖的大学生活要适应得更快。她的父母都在镇工厂上班，家庭条件还算宽裕，这让她没什么包袱，更易打开和释放自我。第一年，孙晨颖修了很多觉得好玩的课程，一口气参加校学生会、校学生实验电视台等4个社团，周末基本耗在电视台，观摩前辈如何使用快捷键，琢磨着怎么拖片拉片剪片。
“大一我很忙的，经常来不及吃饭，只好啃面包，那也是我最瘦的时候，才90斤。”她说，“进入大学，就好比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农村印记
通过不断追击、自我调整以及勤工俭学，农村学生跟城市学生在学业、见识、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让自己脱胎换骨，都很难抹掉身上的农村印记。从少年时代的成长，到大学生活，再到毕业后开启自己的新人生，农村出身所塑造的某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会长期伴随他们。
朱肖琪在黄土高坡上的村子里长大，爸妈务农、务工，小他3岁的弟弟天生智力低下，一家4口至今住在一口窑洞里。
初二之前，他经常跟着父母一起下地干活。家里种过土豆、玉米、黄豆、向日葵，埋头收割很累，背着这些沉重的农作物从小沟走到大壑，再装上推车拉回家，更累。“要用功读书，考上好大学”，这是朱肖琪打小被家人灌输的观念，也是他从艰辛劳作中体悟到的改变个人与家庭命运的唯一路径。
2015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时，他深有感触。荧屏上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故事，也曾在他的家乡上演，他骨子里有一种典型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式的自我奋斗基因。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兄弟
当年，全班第79名的中考成绩让朱肖琪免费就读重点高中的打算落空后，他们全家人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不动，“就是心里难受”。此后五十多天，朱肖琪闭门不出，关在房间里魔怔似的盯着中考对题本，揪着心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考这么差？”
为了省下一千多元学费，他只好去吕梁市最差的高中念书。读了一年，他想退学，妈妈不同意；想转学，交不起昂贵的学费。万念俱灰的当口，学校聘请一批优秀教师任教新高一，朱肖琪决定留级重读。
2010年，朱肖琪高考成绩超二本线30分左右，但喜悦感没有持续太久，他没上第一志愿，网上补录也出了问题。
这个农村少年的求学之路，注定像黄土高坡一样，千沟万壑，崎岖不平。他决定再次复读。坐在驶往复读学校的大巴车上，朱肖琪“认命”了，高复目标定得很低，“考上今年没去的学校就行”。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特别踏实地投入学习，第二年意外考进北大。
朱肖琪并非孤例。几乎每一个进入重点大学的农村考生，背后都埋伏着一段曲折的求学故事。
如果不读书，家住四川凉山山村的彝族男孩沙尔鹏大概过着放牛、养娃的生活。父亲在外打工，母亲操持3个孩子的成长，根本无暇关注他的学习。因为母亲生病，他还曾在四年级、高二辍学。求学的驱动力主要源于艰苦的童年生活：5岁开始放牛羊挣钱，由此换来8岁入学的机会；上小学，每天来回得走4个小时山路，晚上写作业靠亮光微弱的煤油灯；节假日必须赚取学费，干农活、搬砖、提水泥浆、挖草药，样样都干过。
2013年去华中科技大学报到是沙尔鹏第一次出远门。长年重负荷的劳动令他皮肤黝黑、手臂粗壮，一位热情的新生误认他为长辈，搬来一把椅子说“叔叔，你坐”。沙尔鹏没有觉着郁闷，反而被逗乐了，将错就错故意大声问路人：“你看到我儿子了吗？”
暑假60余天，今年沙尔鹏没有回凉山帮家里干活，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放在下半年的考研事项，清华大学研究生专项计划是他的目标。3年前，沙尔鹏也是通过专项计划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水利专业。
来自宁波农村的程莹莹进入大学前的压力，更多来自内心的恐惧。她如今是同济大学金融专业研一学生。六年级时，母亲坚持让她进入县城最好的私立初中念书，为此这个以种植茭白为营生的家庭每学期要多交至少4000元的学费。
不是一笔小支出。彼时，程莹莹的小弟弟才两岁。“你负担这么重，大女儿一般培养就好了”，她常听到串门的姑母向父亲洗脑。她的姑姑初中时学习成绩很好，却被奶奶逼着辍学打工，以支持跛脚的小叔叔盖房娶妻。生在这样一个“重男轻女”的家族，不重蹈姑姑覆辙成为程莹莹刻苦求学的一层隐秘动力。
而坎坷的学习经历，往往又衍生出独特的生活方式。身材瘦小的艾笑，笑起来憨憨的，给人莫名的信任感。他已经从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3年，在北京做过报社记者、互联网运营，收入不菲，但他还是不肯给自己奢侈的机会。他用的电脑还是大一时买的，边缘磨损厉害的iPhone4s已用了两年半。
2016年十一，他打算回湖北老家参加叔叔儿子的婚礼——这个叔叔在他上学时给予了很多帮助。网上订票时，艾笑照例只关注T字头火车。下手晚了几分钟，硬座售罄。在6小时车程、520.5多元的高铁二等座与耗时12小时、售价152元的T字头站票之间，艾笑犹豫了一秒，“我还是心疼那点儿钱”。订了站票后，他准备买个小板凳带上火车。
坐火车硬座是艾笑大学起养成的习惯。尽管他强调这只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差异”，但不可否认，习惯养成与他早年艰苦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小学早饭吃得最多的是水煮白薯，初中常背着一周的米和饭菜步行50分钟去上学，零用钱只有5元。
对城市学生来说，这样的经历很难体会，伴随他们一路长大的，是钢琴、舞蹈、美术、外语等兴趣特长班，涵盖身心的素质教育，以长见识为主的四处旅行，足够的零花钱，以及各种优渥的生活条件。这使得他们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
性价比
严健本科班级中总共40个学生，包括他在内，只有4个来自农村。班里富二代很多，大三时有同学拿了家里几百万学习投资，寝室3个室友的父母全都是城市公务员，有人曾一周内花完7000元，相当于一学年的学费，这让他完全不敢想。严健当时加入了一个团购创业团队，他没钱注资，就承担起大部分市场拓展工作，一天要给学校周边潜在的合作商家打100多个电话。
近年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现象，严健将其归结为两条公式：城市孩子所取得成就＝（智力＋努力）＊父母帮助；农村孩子所获得成就＝智力＋努力。“城市学生天然享受‘父母帮助’带来的乘数最大化效应，而农村孩子只能靠自己，他们要想达成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成就，必须拥有更高的智力或付出更多的努力。”严健说。
“两个资质差不多的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因为父母知识水平、社会关系的不同，未来的路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农村学生高考前的努力，性价比其实很低。”同济大学金融专业研一硕士程莹莹告诉《博客天下》。她举了身边的一个真实例子：
本科时程莹莹意外得知，为自己授课的年轻女老师，从小学习一般偏上，高考分数只刚刚超过一本分数线。女老师的爸爸是一位教授，他把女儿送去一所普通大学的金融系，并要求女儿每年力争奖学金，考知名高校的研究生。后来，教授的女儿成功申请国家公派留学奖学金，回国后也成为教授。程莹莹对此深为感叹，农村家长只看重能否考上好大学，最大期盼无非是毕业在城市有个稳定的白领工作，“大学之后的求学、职业规划问题，他们既不看重也无能为力。相对来说，城市家长眼界广，资源多，能给予孩子更多远的选择”。
程莹莹目睹父母长期以来的辛苦，会主动产生“让家里负担小一些”的想法，并在日后加固成一道无形压力。上大学第一天起，她就在考虑工作问题，前三年她的生活绷得很紧，拿奖学金、考各种证书、实习，经常向关系不错的专业课老师打听就业前景。问得多了，连老师都察觉到程莹莹的焦虑，反过来劝她“放轻松”。
本科宿舍夜聊时，来自城市的室友常常抱怨父母对自己人生计划限定太多，程莹莹完全不能理解，她反倒一直希望在自己成长的重要时刻，能有人帮着做参谋。
农村出身带给他们的影响，也体现在就业上。绍兴姑娘孙晨颖有一份极为漂亮的在校履历：本科就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校园实验电视台台长，江苏省优秀本科毕业生，后以四年专业课绩点第一的成绩，被保送至浙江大学，担任过学院兼职辅导员，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和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荣誉。
拿着这份简历，孙晨颖或许能轻松PK掉她的研究生室友，可惜并不存在PK机会。她同寝室的3位女生来自优渥的城市中产家庭，兵荒马乱的求职季，室友A心无旁骛申请澳洲学校，打算再攻读一个硕士学位；室友B早早定下职业目标，暑期在上海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就站稳脚跟成为骨干；室友C在父亲安排下直接入职家乡一知名公司实习，不出意外毕业即转正。
孙晨颖只能穿着西装蹬上高跟鞋，四处跑招聘会、参加面试。漫长的求职季，她的体重降了10斤，例假一度推迟40天。尽管“焦虑”是求职过程中唯一的脚注，但孙晨颖始终相信，“该有的，最后都会有”。2016年4月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入选一家大型央企的核心管培生培养计划。
大学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农村学生实现阶层晋升的跳板，然而要真正起跳并非易事。往往是他们好不容易跳起来，却发现脚下扯着一根来自家乡的线。
毕业3年，艾笑攒下了十几万元，却“被家里盖房子全掏空了”。他发来一张摄于2016年春节的照片：一幢三层半、红瓷砖灰柱子的楼房撑满了镜头，艾笑微低着头站在一楼铝门正中央，渺小的身躯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房子压倒。
“别看外观挺像一回事儿，内部是空的。一万多的两门实木衣柜是最值钱的家当。”盖房子是艾笑拍板的，他下面还有两个“没读出来”、打着零工的弟弟，“全家倾尽全力供出我一个大学生，帮衬家里是应该的”。他原先以为十几万元就够了，可父母铁了心“什么料都要用最好的”，后来他还向高中好友开口借了两万。就这还不够，耗时一年房子建成后全家背上了十万余元外债，艾笑还得帮着还。
反哺家庭，艾笑没有意见，但父亲的态度他不是很能接受。他发现，自己大学毕业后，父亲的责任心没那么重了，把什么都寄托到他身上，“我爸存有这种思想，觉得当初花了这么多钱供我读书，现在我应当无止境地补贴家里”。
离博士毕业还有3年的朱肖琪脚下也有一根线。2015年3月，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朱肖琪随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视母亲为精神支柱，接到舅舅的告知电话时，一度惊慌失措。办完住院手续，舅舅递给他一张银行卡，里面是10万块钱，说“就这么些，用完就没了”。
这张卡朱肖琪只刷了一次。当晚他就在朋友圈发起求助，同学们纷纷转发帮忙筹款。在校的、毕业的北大学生都参与到了这场爱心接力中，捐款与关注度都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母亲一生只有两个愿望，头一个大儿子考上大学已实现了。而今无法预测时日多少，母亲放不下“为小儿子留座房子”的念头。为此，朱肖琪接受山西媒体的采访，希望从家乡企业家中募集一笔资金，特意表明“不用于治疗，全部用来盖新房”。
报道出来，一时哗然。北大同学、老师都无法理解这个乍看缺少人情味和道德感的决定。接下来几天，朱肖琪顶着巨大压力，但并不过多解释自己的决定，相反他能理解这种不理解。相隔多日，家乡一位陌生阿姨汇给他这笔钱，特意打来电话，表示想帮朱肖琪圆他母亲最后的心愿，“（让她）心情好些，对于她的病也是有好处的”。
病魔降临至今，朱肖琪没有说过一次“妈妈我爱你”，母亲也从不用语言表达“儿子辛苦了”。但母亲听到类似“您只管放心治病，赚钱的事我来解决”的话时会露出宽慰笑容，朱肖琪看着母亲身体一天天恢复、稳定，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
未来3年，朱肖琪仍将在实验室度过多数时光。拿到博士学位后，他计划转入咨询行业工作。朱肖琪发现医学专业背景在咨询行业比较受欢迎，“北京大学”这一名校标签是“优秀”代名词，容易获得面试官青睐，提高考核通过率。
即使背负着偿还母亲治疗费用的担子，朱肖琪也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他的朋友圈背景图，是一张摄于本科毕业礼的合照。大红色签名板前，他身着黑西装红条纹领带，右手搂着女朋友的肩膀，微微抬着下巴，自信地笑着。
（应采访对象要求，程莹莹、严健、艾笑均为化名）
国内重点大学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自主招生计划
自强计划
2011年，清华大学率先启动。之后，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加入、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相继加入。
2016年，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共录取104名农村学生，6年来录取总人数达300余人。
圆梦计划
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启动。该计划今年录取了360余名农村考生。
筑梦计划
2015年由北京大学启动。今年有工科实验班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工商管理类等27个招生专业参与了此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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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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