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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生:“小清新” 的淡然退守成 “老干部”式从容 | 封面

2017-04-06 裘雪琼 博客天下

出道至今,陈楚生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十年。


文 ✎ 裘雪琼

编辑 ✎ 方奕晗

图 ❏ 尹夕远

 

思考7秒之后,35岁的陈楚生对自己作出评价:“一个怪客。”

 

他的确有点怪。这位曾以文雅气质收获331万张短信投票的2007年快乐男声总冠军,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是:“不好意思,我中午吃了拉面,吃蒜了。”他忍不住笑起来,褶皱堆在眼角,“现在吃面不吃蒜,好像会很不爽”。


海南人陈楚生吃蒜的习惯是在深圳养成的。那时,他从庆发餐厅20多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搬出来,去好友张景春的两室一厅“蹭住”。张景春是东北人,吃面时总要拍一根黄瓜,嚼一瓣大蒜。


出道至今,陈楚生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十年。作为草根,他凭借选秀节目一炮而红;一年半后,他主动放弃与天娱的合同,陷入漫长的解约官司;签约华谊5年,他专心做音乐,零星参演影视剧,几乎与综艺节目绝缘;2015年初,他的指弹音乐工作室独立运营,组建新乐队SPY.C,强调“乐队主唱”身份而非“陈楚生”个人标签。


每当外界讨论2007年快男13强的发展时,陈楚生都会被归为商业标准下步步后退的失意者。但他自有一套评价标准:“我有一个家庭,有很贤惠的老婆,有很可爱的宝宝,我还可以专心地做我的音乐。我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陈老板的时间维度


采访在陈楚生刚刚投入使用的排练室进行。这是一间位于北京东五环外、面积约有百余平方米的loft,五六米高的空间上下打通,墙体露出砖块层层垒砌的纹理,两面刷成明黄色,一面刷成黑色,一面保留砖红色。深灰色水泥地面上摆放着吉他、贝斯、架子鼓、键盘、合成器,粗粝冷峻的工业风扑面而来。


▵2017年2月28日,陈楚生和SPY.C乐队在新投入使用的排练室练歌


排练之外的时间,陈楚生喜欢在排练室上空的茶室待着。这是房间角落里搭建出来的一个二层阁楼,透过玻璃隔断,可以俯视整个排练场地。顺着铁质楼梯上去,仿佛穿越到一个“老干部”的世界:素色地毯托着一张镶嵌圆形铁钉的木质长桌,桌子正中平铺竹编茶席,茶壶、茶碗、茶盏玲珑而立。


陈楚生坐在茶桌后面的主座上,开始泡一壶肉桂。温壶、置茶、冲泡,一整套娴熟的动作之后,他说:“喝茶,这茶不错的。”他祖籍潮汕,从小跟着父母喝茶,在北京的家里也特意辟出喝茶区,添置了整套器具。


茶室里的一切都是陈楚生亲自张罗的。最近,他淘到一个木质洗手台,取代了之前安装好的“不协调”的白色陶瓷洗手盆。“楚生就对他那一亩三分地感兴趣。”合作了15年的乐队键盘手陶华向《博客天下》“抱怨”。


白衬衫、牛仔裤,怀抱吉他唱着“有没有人曾告诉你”的清瘦男生,十年来一直定格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2007年夏天,“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舞台上,25岁的陈楚生深情、稳健,散发出与实际年龄不匹配的淡然。“花生”喜欢喊他“楚公子”,一个武侠小说中才有的称呼。


同届快男吉杰曾将他比作丹顶鹤,“尤其是在舞台上,特别脱俗”。翻看十年前的比赛影像,陈楚生多数时间里都在安安静静唱歌,评委点评时,无论赞扬还是批评,他的表情始终少有波澜,感谢观众的方式也只有“谢谢”和鞠躬两种。


19岁,陈楚生离开家乡三亚立才农场,只身闯荡深圳,先是送快餐外卖,后在酒吧驻唱。2000年8月,他录制深圳广播电台《边走边唱》节目,主持人夏冰全程以判断句提问,他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直到接入一个海南人打进的热线电话,他才多聊了几句。


慢热的性格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当年快男集体照中经常站在边上的男人,如今依然不擅长“哈啦”(没话找话地闲聊),内心也排斥去人多的地方。



陈楚生长了一张没什么攻击性的脸,气质里透着温和,看上去就是个好脾气的家伙。好人缘也来自细微之处的体贴。叶蓓结婚,他送搓衣板,司机带着他兜了好多地方才买到。收到黄晓明的喜帖,他专程飞去上海参加那场聚集半个娱乐圈的盛大婚礼。录制职场类综艺《你好!菜鸟》,他把专车福利换给台湾女演员陈德容,自己去挤两个多小时的地铁,陈德容夸他是“暖男”。


“花生”楠子告诉《博客天下》,每次粉丝接机之后上电梯,“生哥”总是扶着电梯门让他们先进,过马路会伸手示意车子避让,精神状态好的话,还主动拿起自拍杆和粉丝合影。2015年4月,通告结束后外面下起大暴雨,楠子站在场地门外打不到车,坐在保姆车里的“生哥”摇下车窗问,“要不要坐我们的车回去?”


音乐工作室的90后员工向《博客天下》描述老板陈楚生:大写加粗的NICE。他关心开工前大家有没有吃饭,习惯说“辛苦了”;开会讨论,他表达意见的方式是“我觉得×××也许会更好,你觉得呢?”;晚间通告收工之后,他带大伙儿去吃饭,饭前问“吃什么”,饭后问“你怎么回家,用不用捎你”。


但3月初的一次会议上,“陈老板”发火了。新专辑的宣传事项迟迟未能确定,他板着脸撂下一句:“这件事情大家干不干?不干今天就走了。”


他真走了,拐进距离会议桌1米远的小厨房,关上门,打开油烟机抽了根烟。5分钟后,他开门一看,大家还在聊,聊得还挺开心。“生哥可能认为自己说了重话,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委婉的。”工作室视频统筹刀刀回忆,老板发火“特别柔和”,以至于气氛只稍微尴尬了一两秒,大家就接着讨论工作了。


生活中的陈楚生很少发脾气。乐队吉他手王栋告诉《博客天下》,他和陈楚生相识超过15年,除了音乐创作,俩人没有发生过争执。“没有冲突,实在冲突不了。”2006年东方卫视《我型我秀》全国总冠军王啸坤说。2008年,他和陈楚生在丽江的小酒吧偶遇,一见如故。


陈楚生认定的朋友,很多都交往超过10年,恋爱也一口气谈了13年。他是个念旧的人,右手食指上的黑色银戒至少戴了5年,微信头像好几年没换过,是一枚刻有“BEATLES”字样的吉他拨片。用音乐创作人金玟岐的话说,“陈楚生是一个有时间维度的人”。


前阵子,一个好朋友预约陈楚生5月20日的档期。他看了看日程表,当天没什么安排,便交代执行统筹崔崔具体对接,特意叮嘱“不用谈费用”。


“520是好日子,还是周六。”“哎,算了。”两人在微信上一来一回。没想到第二天,一个报价几十万元的商业演出找过来,只能推掉。


同样的故事十多年前就发生过。那会儿陈楚生刚在深圳酒吧站稳脚跟,答应回老家给一个朋友当伴郎。深圳的同行提醒他最好不要去,因为请假的后果很可能是被其他歌手顶替,失去酒吧驻唱工作。可他态度坚定:“如果我不去,朋友会不开心的,(演出)场子可以回来再找,结婚一辈子只有一次。”

 

不快乐的快乐男生


2007年4月20日,Big Boy乐队吃了一顿气氛凝重的宵夜。主唱陈楚生郑重地向吉他手王栋和键盘手陶华解释,参加《快乐男声》是为了乐队,不是他要单飞。


第二天,陈楚生飞到西安,赶在最后一天报名参赛。西安赛区导演邓凡对他的印象是,温和、好说话、替别人着想。当时,50强选手同吃同住,每天结束排练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陈楚生每次外出都敲门知会:“邓导,我出去吃个东西。”回来后再敲门报平安:“邓导,不好意思,我回来了。”


▵参加《快乐男声》时期的陈楚生(图片来自网络)


他性格中坚硬的部分,邓凡是在10进1比赛的选歌环节感受到的。陈楚生选了3首慢歌,其中两首是原创。考虑到舞台效果,3名导演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劝他换首快歌。他答应着“嗯”“好”,坚持不换。直到第二天,看到导演们口干舌燥的绝望模样,他才松了口,选了一首节奏轻快的《里约热内卢》。


2007年5月底,全国13强选手在北京为主题歌《我最闪亮》拍摄MV。那是前任经纪人周杰第一次见到陈楚生。当时她入行不久,在天娱工作。“我记得他穿一件皱巴巴的绿色短袖T恤,丢在一群男孩子里,完全被淹没了。”周杰告诉《博客天下》,她偏偏记住了这个“最不起眼”的男生。


就像评委黑楠所说,陈楚生凭借歌声在后续比赛中实现了“青蛙变王子”的逆袭。舞台上的风光背后,他承受着强度巨大的训练——学拳击、表演、声乐、舞蹈,录VCR,上通告,“行程可满了,每天睡觉不到3个小时”。


陈楚生一步步“改造”着自己。除了抱着吉他弹唱,他必须学会右手握着麦克风唱歌,努力给习惯扶着吉他的左手找到另一个妥帖的位置。他必须坐在镜头前分享成长故事、酒吧驻唱经历和音乐梦想。5进4比赛前,导演组希望小考待定的他为自己拉票,但他怎么也说不出口,还一度落泪。


没有什么比练舞更难。飞龙舞团主演月亮负责给13强选手上课、排舞。她发现陈楚生基础差,每次学动作都学得最慢,但也最刻苦,反复练习同一个动作。2016年11月,《天天向上》主持人汪涵问他,如果《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超级星光大道》、《我型我秀》4个节目同时找你,你选哪一个?“可能《中国好声音》更适合我一点,因为不用跳舞。”陈楚生说。


决战之夜,陈楚生顶着鸡冠头,身穿白衬衫、金色西服套装,在Big Boy乐队助阵下挑战不擅长的R&B风格。最终,他手持冠军奖杯,肩披绶带,站在高台上接受全场欢呼。


一只脚踏入娱乐圈的陈楚生没有意识到,冠军只是开始。他是拿到VIP入场券的幸运儿,不得不适应这个圈子的快节奏和高强度。工作密密匝匝扑过来,抗洪抢险、快男全国巡回演唱会、拍摄代言广告,还有上不完的通告,放伴奏带的商业演出……起初他觉得新鲜,但越往后越恐惧:明明想做音乐,却在音乐上花费时间最少。


最忙的时候,他每天跑一个城市,只能在酒店写歌,用手机录下旋律,回到北京再整理。入行前,他最大的心愿是出一张专辑,但第一张EP的制作时间被压缩到10天,往往是抽两场商演中间的几个小时去录歌。



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半,陈楚生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像一条鱼,原本生活在浩瀚海洋里,却忽然被囚禁在华美的鱼缸中。他在自己创作的《鱼乐圈》里唱道,“所以我感到恐惧,所以我无能为力,游戏依然继续”。


没人知道2008年12月30日,坐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演播厅后台的陈楚生到底想了些什么。他留下一封信,将手机关闭之后悄悄离开。第二天晚上,家乡的父母守在电视机前等儿子唱歌,没等到;打电话,打不通。


7年后,陈楚生做客访谈节目《易时间》,解释了那晚“罢演”的动机:“它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事情,是很长时间积累的情绪的爆发。然后就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不愿意去面对,也不相信现在所面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激烈对抗的后果很严重:封杀。十几天后,陈楚生单方面宣布与天娱解约,8个多月没有工作,也不能公开唱歌。他待在家里,朋友们来找他打实况足球,玩斗地主,也拉他出去看电影,踢足球。


2009年8月23日,陈楚生等来一纸裁决,650万元创下内地艺人解约赔偿的最高纪录。此前,超女张靓颖顺利与天娱解约,周笔畅通过拍摄广告代言费支付500万元违约金。


陈楚生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4年时间里,天娱不断追加赔款额度,从2200万元疯涨到227亿元。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失眠,只要一躺下,脑子里什么事情都冒出来了。“不想去想,但它们就一定要钻到脑袋里面的感觉。焦虑。”2012年3月,接受《非常静距离》采访的陈楚生回忆自己当时的状态。


如今,35岁的陈楚生如果有机会穿越到2008年的那个夜晚,或许不会冲动地一走了之,而是选择沟通。但他对年轻时作出的决定并不后悔。在一次访谈节目中陈楚生承认,“如果让我在不是我的节奏里去做音乐,不可能。”他又强调一遍,“完全不可能。”

 

黄金时代的“互相伤害”


2009年10月末,陈楚生与华谊音乐签约。经纪人是一起“转会”来的周杰,音乐伙伴仍然是Big Boy乐队的王栋和陶华。


在“很多东西可以摊开来讲”的新公司,陈楚生很快找到自己的节奏:在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担任陈坤、许巍、孙燕姿演唱会表演嘉宾,为电影《山楂树之恋》、《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风声》献唱主题曲,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以平均两年一张的频率发表原创专辑。


2009-2011年是陈楚生商业上的黄金时代。“开了几场大型场巡回演唱会,代言、商演、商业合作都比较多。”周杰记得,最密集时一个月有20天在外面跑,“对多数艺人来说,这是正常节奏。但对他就不一般了,他又不开心。”


好在陈楚生不难沟通。时尚活动、颁奖典礼之类与音乐无关的通告,他本身不太喜欢,但一想到宣传同事为此付出的努力,他又不好意思不去,反复纠结到最后一刻,也就答应了。他偏爱抽象的专辑封面,但落到自己头上,还是会采纳团队建议,使用更具辨识度的个人照片——在2011年推出的专辑《瘾》里,他配合地化了烟熏妆,踩上高跟鞋,凹出一个本不属于他的造型,耍起颓废邪魅风。


公司尊重陈楚生不想上搞笑类综艺节目的意愿。除了音乐类综艺,他只参与录制了纯竞技综艺《星跳水立方》。那是2013年4月,新专辑即将发布,团队希望借势宣传。陈楚生同意了,因为这个节目不用怎么讲话,只要跳水就行。


▵陈楚生参加竞技综艺《星跳水立方》(图片来自网络)


15天内,他每天接受2小时专业训练,一次次从10米高台往水里扎。几场比赛下来,水花冲进他的鼻子,拍伤他的眼睛。周杰看到他双眼充血的样子,劝他退赛,但陈楚生希望坚持下去,他协调节目录制与专辑录音的时间,最终拿到跳水比赛季军。


陈楚生是典型的外表随和、内心坚毅的人,容易接近,却很难亲近。他把性格中的棱角藏在音乐里——凡是涉及音乐的部分,他极少妥协。周杰说,每次录专辑她至少要哭3次,企划、歌词、制作进度,她和陈楚生经常吵,“他就会跟自己较劲,什么都要自己来,人很辛苦,进度也耽误了。”


制作专辑《瘾》时,因为一段歌词,陈楚生发了好大一顿火,企划宣传统筹吕辉被吓得说不出话,周杰气得放声大哭。“你可以提出意见来告诉我喜欢不喜欢哪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教我怎么写的话,那要不你写算了。我很受不了这样子,就骂了一通走人。”陈楚生在电视节目《最佳现场》里回忆。


整张专辑听下来,陈楚生觉得歌与歌之间的间隔不舒服,有时拖了0.5秒,有时抢了0.5秒。他坚决要求陶华和王栋与负责缩混的韩国团队沟通,把间隔时间调整过来。看似细微的变化,操作起来几乎意味着重新制作专辑母带。陶华和王栋折腾了一个礼拜,几乎被逼得去学韩语。


创作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时,较劲的陈楚生又从那个只有60公斤的消瘦身体里跳出来。歌曲《黄金时代》的歌词,他自己写了一版,再先后邀请3个作词人来写,光是词作者王海涛就改了5次,直到进录音棚的前一天才最终敲定。



团队从此留下“互相伤害”的习惯:内部比稿。陈楚生弹着吉他演唱各个版本的歌词,再由团队工作人员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有几首歌就是这样博弈出来的。”周杰告诉《博客天下》。

 

新生态里的新状态


某种程度上,SPY.C乐队刚刚面世的同名专辑《侦探C》,同样是“博弈”的结果。陈楚生家的地下室,陶华和王栋天天报到,三人聚在一起创作,两天一次小吵,两个月一次大吵——拍桌子,在抽烟室吞云吐雾互怼。但他们有个默契,永远不会出现两个人合力攻击另一个人的情况。


主打歌《35》录了半年,前前后后至少改了6遍。“编曲软件里,工程文件音轨有这么长。”陶华用两只手比画了一下,大概有15厘米,“实在不想录了,已经录吐了。”



2016年6月,陈楚生和乐队一起拜访资深音乐制作人贾敏恕。在酒店套房里,贾敏恕点评:“你们已经很不错了,是在专心做音乐。但每首歌的高潮部分,唱和弹奏的情绪还差一点。”


为了这“一点”,陈楚生决定将70%的歌曲推翻重录。


2014年夏天启动,2017年初完成,耗时两年半打磨的这张新专辑在市场化语境下显然是不合格的。专辑启动前,为摆脱被大公司“推着走”的局面,陈楚生考虑了半年,决定不再和华谊续约,而是将指弹音乐工作室独立出来,自己经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安排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出道10年,是陈楚生记忆中被要求最多的10年。歌迷、朋友、家人、团队,他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被需要。“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在乎。他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他内心需要的人,但始终碰不到,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


他只好自己来。


陈楚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生态系统:把商演频率控制在可以接纳的范围内,只要钱足够养活团队,付得起专辑制作费用,其他的就可以由着性子来。


▵和音乐伙伴一起创作、唱歌,是陈楚生最快乐的时候


老板陈楚生让艺人陈楚生以最舒服的节奏安排工作,这让后者很开心。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自己选择合适的通告,保持平均一周一场的演出频率,特别乐意带着SPY.C乐队跑音乐节,不赚钱也去,“跟我的音乐伙伴一起在舞台上唱歌表演,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这一切的代价是,老板陈楚生必须学习如何有效利用时间。最近,他刚在Kindle上读完人生第一本工具书《时间管理》。他也需要摆脱纠结的心态,变得果断起来。


无数琐碎又重要的环节等待他敲定——新专辑应该找哪家发行公司?现阶段推出新专辑是个好时机吗?到底要不要做全国高校巡演?“不可能每个选择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一直举棋不定的话,这个事情永远定不下来,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变得不确定。”


陈楚生最喜欢使用的微信表情是微笑,一个被年轻人解释为“呵呵”的笑脸。他觉得这个表情很像他,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


现在,他不得不试着与天性作对抗。他不大愿意麻烦别人,但工作室员工年纪小,经验少,有些业内资源必须由他出面接洽。他鲜少对朋友说“不”,可作为一大家子的主事之人,他必须学着拒绝。他也由此开始审视自己的性格,“我是特照顾别人想法的性格,但你会发现,你照顾不了那么多人的情绪,最伤的是自己。”


两年了,老板陈楚生摸着石头过河,目标唯有一个,为艺人陈楚生寻找最合适的商业模式。


“你找到自己的模式了吗?”


“没有,我还在找。对,还在找。”


和音乐一样,家庭也是陈楚生坚守的底线。他并不吝啬在微博上分享儿子Demo的成长。如同天下所有奶爸一样,陈楚生眉眼弯弯地聊起儿子时,突然变得健谈:他两岁半了,活泼外向;他5个多月会爬,快7个月时会站立,长了第一颗乳牙;他喜欢颜色,能用英文念出黄色、黑色、蓝色,却老把红色和白色混在一起;他最近疯狂迷恋恐龙,喊得出十几种恐龙的名字。


“小孩子哦,就像橡皮擦一样,把不愉快的东西都擦掉。”和好友王啸坤待在一块儿,两个人的话题也离不开育儿,聊奶粉,聊学游泳,聊早教。


“我不喜欢出去外面老戴着墨镜戴着口罩的感觉,就好像和世界隔了一层。”出门谈事、在咖啡馆开会,送孩子去早教班,陈楚生会戴顶帽子,走在街上,没有多少人认得出他。


时至今日,在百度搜索框里输入“陈楚生”三个字,页面底部会自动弹出“陈楚生为什么不红”的联想词条。陈楚生曾经上网搜过自己的名字,也看到过这个词条,但从未点开。“说实在的,我觉得无所谓。”


作为老板的陈楚生明白,做一张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新专辑,不啻于一场冒险。但作为歌手,他还是希望自己精心打造的作品被认可、被喜欢,尤其是那些陪伴十年的“花生”。


他回忆起2007年7月快乐男声三强拉票会,“花生”被拦着进不了场的场面。断续的讲述中,陈楚生沉默,极力压抑情绪,长舒一口气,还是忍不住抽出纸巾抹去眼角的泪水。“我觉得我一直,一直差他们一些好的作品。”沉默了30多秒后陈楚生终于说话了,声音低沉,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我们这些年也都有努力,没有松懈过。”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总第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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