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治疗师：你们在歌声里听到的是情，我们想到的是它能否治病 | 长报道
如果说病人是“正常”世界的迷路人，那这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就像是以音乐为路牌，试图引导他们走上回家的路。
文 ✎ 丁雪
编辑 ✎ 卜昌炯
图 ❏ 尹夕远
李奕看着外婆渐渐忘记了所有她爱和爱她的人，失去了生活的能力，退缩到除了她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无法抵达的角落。
70多岁的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也叫老年痴呆症。
有时候她会骂人，转眼又忘了骂的人是谁。半夜会起来，把所有人的门都敲开，哭着说有人害她。行动不太方便的外婆经常会蜷缩在家里的小屋里，神情落寞。
五一劳动节从学校放假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和外婆沟通的李奕，拿着家里一把破败得只剩两根弦的月琴去找她。外婆含含糊糊地提到了自己喜欢的红歌和民歌，李奕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弹给她听。
没有和弦，没有伴奏，跟着单调的旋律，外婆一首接着一首唱。脖子的皱纹随着音符上下抖动，阳光轻轻浅浅地从窗棂照进来。她唱了3天。音乐填满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
熟悉的歌声似乎带她回到了记忆里的安全地带。外婆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她恢复了对眼前拿着月琴的14岁女孩儿的认识，也恢复了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假期结束时，外婆拉着李奕的手，不让她走。李奕有点儿难过。
这是一个因为音乐开始的故事。李奕今年40岁，外婆已经去世20多年了。
音乐替李奕走进了世界上那个她最爱的老人，这种陪伴感一直真实地萦绕在她的成长记忆。1997年，中国第一个去国外学习音乐治疗的留学生高天回国后，漂洋过海把美国这个学科的体系带回国内，自成一派。后来他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教音乐治疗的选修课。在当时音乐治疗还是一个青涩的概念，还在上大三的李奕选了这门课。
她把和外婆的故事，给老师高天讲过，高天又在课上讲给更多的人。
2010年入学中央音乐学院的林瀚是听众之一。实际在更早的时候，他就认识了高天。这个穿着土黄色西服的老人曾在电视上讲起自己对音乐治疗的执念和坚持，林瀚当时在鞍山的家里看到这个节目，被他的话击中，懵懵懂懂踏入了这个行业。
音乐治疗在中国尚是一片蓝海，出于学科发展和市场开发的滞后，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并不多，他们在说服病人接受自己的治疗之前，往往需要先说服自己和家人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职业选择。走上这条路的年轻人，有些可能是因为独特的成长经历，跟音乐治疗结下了渊源，有些仅仅是个人兴趣。
西安长大的90后女孩小天，从小就接触音乐，4岁学钢琴，最早知道音乐治疗是在父亲推荐的一本书中。她说从中看到了让自己灵光一现的东西，“这个事不仅能让别人高兴，还可以让我做音乐……还有比这更美的吗？”2009年，小天获得音乐治疗专业数一数二的堪萨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开始了系统性的学习。
相对而言，31岁的璐璐接触音乐治疗要晚。她本科念的是广告策划与创意，同时修了工商管理专业双学位，在报考研究生时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科，后来考上天津音乐学院，主修音乐心理，2012年毕业后成了一名音乐治疗师。
和传统药物治疗主要攻克的是疾病本身不同，音乐治疗攻克的往往是人——服务于那些因为心理或生理疾病而偏离健康轨道的人，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正常”世界的联系。
如果说病人是“正常”世界的迷路人，那这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就像是以音乐为路牌，试图引导他们走上回家的路。
以歌为药
当《小苹果》被以一种抒情的方式唱出来时，林瀚感觉眼前的时刻有些魔幻。
那是2014年9月，林瀚开始工作的第一年。阳新城比林瀚大两岁，刚开始承担家庭责任的年龄，忽然生病，一切猝不及防。
病房四面都是白墙，木色的暖气外壳，老式的窗台，米色的窗帘堆在两边，阳光总是突兀，铁床的床头有柔和的弧度。
林瀚见到阳新城时，他感冒了，蔫蔫地萎在床上，话说不清，一秒钟不到一个字。这是脑中风的后遗症之一。在阳新城断断续续地几次卡壳后，沟通接近终止，下次音乐治疗的时间还没有确定。沟通唯一的收获是，林瀚知道这个男孩儿喜欢《小苹果》和邓丽君的歌。
病人是林瀚自己一个一个找的。大学毕业时，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和高天的一个音乐治疗项目合作，林瀚自嘲被导师“发配”到医院工作。由于不了解，一些病人对音乐治疗并没有太多期待，有人甚至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疗法。
阳新城的父亲在外边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不太爱搭理林瀚。在说到治疗免费时，他特别惊讶，警惕地问林瀚要红头文件，重复不断地确认：是不要钱吗？
“别一做就又收钱了。”他板着脸，上面的皱纹深深地凹了进去。
开始治疗前，林瀚练习了一个小时符合阳新城语速的慢速版《小苹果》。语速，是通过听初次和病人沟通时的录音数出来的。
再一次见到阳新城时，林瀚抱着吉他，扫着弦，弹起了这首提前准备好的《小苹果》。音乐响起，男孩儿跟着节奏唱了起来。乡村摇滚的广场舞神曲《小苹果》，在他们的努力下，变成了一首抒情歌。
这一天在林瀚的记忆里是开心的一天。
之后林瀚每次去，都会把弹奏的节奏在上次基础上往上提一些。从每分钟80字到200字，用了5次时间。等到林瀚又有新的治疗计划给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告别在治疗过程中很少发生。在医院日复一日流水线一样的治疗和康复中，音乐，看起来是里面不那么枯燥的一部分。不同年龄段的病人，在它的撩拨下，和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产生化学反应，去抵抗疾病的无常和未知。
每次见新的病人前，林瀚会在楼下的打印店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的经典曲子打印出来，供对方选择。没法说话的，林瀚会根据年龄，选他们二三十岁年轻时听过的歌。
55岁的退休老干部“王叔叔”选了《东方红》。听到歌的那一刻，他泪流满面。气息微弱的他已说不出这首歌和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林瀚知道，那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和真诚信仰的全部。
”王叔叔的意识时断时续。清醒时，他会在每次约定时间的前几分钟，端端正正坐在没有椅背的凳子上等林瀚，像是一种仪式。
为了快点儿恢复，他又挑选了一首需要很长气息的歌——《故乡的云》。其中一句，王大爷因为始终发不出一个字的音，卡在那儿，唱了40多遍。
4个月后，经常说不出话的他歌曲完成率是百分之八十。
林瀚还接触过一个爱唱俄罗斯歌的老奶奶，她能用俄语把歌唱出来，一字不差。
林瀚见到她时，她已偏瘫3年，家里早已放弃了对她的治疗。50多岁的老奶奶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小屋里，右边身体失去了对世界的感知，床上系着一根皮带，每次靠拽着这根皮带上下床、穿衣服。墙角是黑乎乎的裂纹。
林瀚好奇为什么她可以把那些歌都唱出来。“只要真的热爱一样东西，必然会产生感情，时间久了就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老奶奶说。
当沙哑苍凉的声音穿过耳膜时，林瀚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关于一代人通过音乐去理解另一代人。
老奶奶是中苏蜜月时期的见证者，俄罗斯歌曲陪伴了她的大半个青春。后来，她进入工厂从事一份有粉尘污染的工作，因为报销费和医院拉扯；再后来，开始坠入中年的琐碎和疾病的泥淖。
在渐渐被很多事情抛弃坠入茫茫深渊前，老奶奶紧紧地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林瀚能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去之前他和老奶奶说过自己的电话，她听了一遍就能背下来。她每天都对林瀚说：“小林，你可不能不来啊。”
治疗主要是他用吉他弹老奶奶喜欢的歌，然后让老奶奶按照音乐节奏试着一点点往上抬腿。
在他的治疗下，老奶奶的腿抬得越来越高了。
师徒
音乐治疗是什么？不同领域的治疗师可能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在林瀚这里，音乐治疗是一种通过节奏和神经上的刺激，让患者重新找到气息和节奏的治疗。圈子里，音乐治疗在脑中风、自闭症、神经系统、监狱、戒毒等特殊领域应用比较广。林瀚主攻脑中风后遗症。
到了导师高天那里，音乐治疗是一种通过音乐进入潜意识，再通过音乐产生的意象进行治疗的技术。
他治疗的主要方向是心理疾病。
光鲜、亮丽、充满生机、野心勃勃，这是城市生活的一面。抑郁、高压、失眠、婚外情、疾病，像交错时空中同时存在的白天和黑夜，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在音乐的潜入下，城市和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将暗夜中的另一面展露给治疗师，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高天遇到过一个遭遇第三者插足婚姻的案例。丈夫跑过来跟他说，自己很纠结离婚对不对。前妻对他很好，但是觉得她不如新女友幽默性感。
“你闭上眼睛，想象前妻和女友都站在面前，会出现什么场景？”高天一边和他说一边开始放音乐。他闭上眼睛说，看到孩子跟前妻站在一起，望着他。
新女友和前妻的画面在脑海里交替出现。联想的情景里，先是女友的画面开始变多，在海滩玩，阳光洒下来，风吹着海浪，她笑得很甜；后来前妻的画面出现了：在家里一起吃饭，默默地给他夹菜；一起玩耍，给他起外号……
突然他把耳机一摘说，我不做了。
他说自己想复婚。他突然意识到，和前妻感情很深。
一般来说，高天会根据来访者的故事选音乐，如果是暴力的故事就配紧张的音乐。一开始就引导他们把想象的画面聚焦在核心创伤事件上，逐渐再配美好平静的音乐，引导他们出现积极的想象。这是高天的方式。
目前市场上，像高天这样以音乐心理治疗独立出来的个体咨询室并不多。这种形式的音乐治疗更多存活在综合性会所或依附于大型心理咨询室。
独立做音乐治疗咨询，在现有的环境和商业规则下，是一个并不太可行的逻辑。近两年，高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接标政府购买的音乐治疗项目上。林瀚是参与者之一。
闲暇时间，他会找参加培训时推荐的音乐治疗的书来“充电”，或者反复听看自己治疗时的音频和视频，看哪里存在问题。
他珍惜每一个可以给人做音乐治疗的机会。他曾治疗过一个脑卒中的大爷，治疗了半个月都没见到他的家属。大爷犯了3次病，说不了话，有人进来的时候也闭着眼，后来能听到他从鼻腔里传出不规律的“哼”——再没有更多的了。林瀚没法判断这是不是进步，他有点儿灰心。
护工和主治医师都劝他别再去了。“在他们眼里，我像学生一样。”林瀚回忆，“他们明白学生其实就是攒经验、攒病例的时候，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变化的人身上太执着。”
工作近3年，他换了3个地方。一年前，他换到了现在这家养老机构，是里面唯一的音乐治疗师。
科技与人性
在林瀚们还在使用一种相对传统的方式实践音乐治疗时，璐璐和她所在的公司开始尝试从另一个方向找突破口——把技术介入音乐治疗，利用机器检测身体，再机器生成匹配治疗身体状况的旋律。
与其说是旋律，不如说是频率。戴上耳机，耳边是嗡嗡声，它们会和人体的频率产生共振，调节身体失衡的频率，以生物的逻辑。
一家康复中心和璐璐所在的公司正在合作员工关爱项目。一个治疗了10次的老师告诉《博客天下》，她在里面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做到第四天睡眠问题有了一些改善。也有参加过体验的人告诉记者，躺在水床上感觉到很热，没感受到明显的效果。
曾有人跑去问林瀚，璐璐的公司到底是不是音乐治疗。林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认为，这种在治疗中只有频率输入没有通过音乐推进互动过程的治疗，并不算严格意义的音乐治疗。
“高天的评估更多的是依靠治疗师的经验，没有客观数据。”璐璐觉得技术是很好的补充，但也承认，在细分领域上，现有的机器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针对性。
璐璐研究生毕业论文与监狱领域的音乐团体治疗有关。这并不是她一开始的选择，当时她最想研究的是孕产妇方向的。她至今记得妇产科主任脸上对音乐治疗的不信任，以及她拒绝时的果断。
“现在音乐治疗还没什么行业标准，也没有一个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国家统一认定的资质，认可度会打折扣。”璐璐对《博客天下》说。
为写研究生论文，璐璐对山西一所监狱的重刑犯人一共进行了3个月的音乐治疗试验。每次试验都在监狱教学楼里进行，旁边有狱警盯着监控。
监狱里面不让带电子设备，她把电脑放在外边的办公室，只带U盘进去。
试验开始。当璐璐把乐器摆上让犯人们敲击时，预想中的配合并没有发生。因为不信任。在这样戒律森严的地方，他们早已习惯了将自己的内心遮蔽。
”和几个人单独沟通后，璐璐调整方向，主动邀请他们参与，增强互动性。他们心中的壁垒一点点瓦解。很多词在监狱里是禁止或者是不屑被提起的，比如未来，比如希望。到第八次时，他们已经会选择用不同的乐器和别人分享对以后人生的规划。也有人给璐璐写信说，感觉平静多了。通过音乐，他们获得了关于自由的另一种可能性。
2015年，璐璐来到了现在的公司。医疗认证的申请还没等来，公司选择了先与医院合作的方式，把设备放在里面，试验临床效果。
璐璐见到15岁的文超时，他低着头，眼睛四处瞟，脸上浮现出和妈妈发火打砸东西之后的愧疚表情。
他被医院诊断为躁郁症，会经常用头撞墙，发脾气，上学时发过两次病，不想再去了。学校是整个家庭禁忌的话题。
文超穿着白蓝相间的病号服，把手放在一体机的手柄上，5分钟后，匹配的疗愈方案从对面的电脑中生成。
第一次治疗结束后，璐璐让文超随便画点儿什么，什么都行。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宇宙世界：红色的连在一起的银河系，因为重力飘浮着的宇航员，右下角是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黑色在画面中很重。
等完成第三次治疗，文超和她说，听完音乐，感受到了一种空灵的感觉，好像飘起来了一样。他和璐璐笑了笑。这是文超脸上很难出现的表情。璐璐说：你笑起来很好看。
他有点儿害羞又不知所措，跑出去了。
治疗一共进行了10次。每次音乐治疗结束都会和心理治疗同时展开。第十次治疗结束后，文超在纸上画了一个教学楼，两只红色小鸟停在楼顶上，底下的花坛里开满了鲜花，黄棕色的图书馆旁边是操场，有同学在里面玩儿。
没等璐璐问，文超说，想回学校了。
眼前这张纸，让她想起另一张纸，一张写满祝福的纸。
那是入监音乐治疗的最后一次，重刑犯人们坐成一圈，汪国真的诗歌《走向远方》被映在幻灯片上，“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读，声音里有力量还有不舍。两个月过去了，他们即将要到不同的监区，被分配不同的工作。给彼此祝福的A4纸被写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很用力地告别。
现实
音乐治疗一般被认为属应用心理学范畴，最早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音乐治疗已相当成熟，从病人怎么开始接受服务，到具体如何治疗，都有详细匹配的规则，各大州基本也都有音乐治疗协会等组织。
而在国内，音乐治疗更像是一个草台班子，在商业化实践上，大多也以培训班的方式出现。有业内人士向《博客天下》透露，“单独学高天音乐治疗的3门课，12天就要一万多。还不算后期实践的费用”。
与高昂的培养成本相对应的是，现实中很多医院并不愿意引入音乐治疗。这一点，林瀚感受很深。他还记得第一天进医院早交班自我介绍时飘在空气中的不屑。那时候，他们从病床外看到林瀚每天拎着吉他，以为音乐治疗就是唱歌，理解从来没有发生过。
▵27岁的林瀚是一家养老机构里唯一的音乐治疗师
刚到医院工作时，他印了很多自己写的“什么是音乐治疗师、音乐治疗师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都用哪些方法治疗”的海报，在医院康复科挨个儿发，看到谁就给谁。
为推广音乐治疗，他还以注册音乐治疗师的身份申请了微博加V，在上面经常发一些和音乐治疗相关的状态。
与记者约见的这天下午3点，他在新单位3楼的食堂和护理员一起开了一个临时的会，关于机构下一步的音乐治疗怎么开展。落地窗明亮，红色的鱼和福字窗花贴在上面，窗外有老人在画着莲花的展示牌下面晒太阳。
机构想要音乐治疗在这里开展下去，但很明显，只有林瀚一个音乐治疗师，再多请一个，就要多花一份钱，他没办法，只能培训这里的护理员让她们兼职和自己一起做。
林瀚身上有很多行业使命感之类的东西。“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永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因为太快了。你永远都感觉我们这一代是一个建立者，感觉我们做的是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身份。”他有些口吃，但目光里有说不出的坚定。
在这里，让他纠结的是，每次都要同时给很多人做音乐治疗。林瀚心里有自己的执拗，觉得单独给个体做音乐治疗治疗效果会更好，为此，他一直在申请开展个体的音乐治疗，但并不顺利。
身为林瀚的师姐，李奕对个体还是群体音乐治疗，并没有太深的执念。毕业后，她一直留在大学做自闭症领域的音乐治疗。每次活动一般有12个孤独症孩子参加，每个孩子旁边都有两个志愿者。方式是通过设计一些和音乐有关的活动，给害怕社交的孩子创造可以融入进去的氛围。
和林瀚一样，对音乐治疗李奕有很多关于行业秩序的东西想要去维护。
随着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很多类似的概念被炒火，也带动了一批没有资格认证私开培训班的热潮。上世纪80年代，这些混乱的资质曾一度导致音乐治疗退出公费治疗，行业发展陷入低谷。20年后，音乐治疗又开始在国内起步，在利益和资本追逐的地方，期待的行业规范并没有到来，问题也没有减少。
一次，李奕学校的老教授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关于五行音乐怎么治病的文章。李奕不太认同，但出于和教授有很多共同好友，她没在他状态下回复，而是选择和他单独沟通。
“老师啊，这个是不太科学的。”李奕把前两天业内比较认可的一篇批驳这个理论的文章给他看。
“那以前怎么治啊？古书上有记载啊。”教授不太开心。
“但是那些也没有科学论证啊。”
李奕说完后教授再也没理过她。
最近牵动舆论神经的自闭症少年雷文峰，从深圳走失后离世，父亲雷洪建的绝望李奕感同身受。
▵桌钟（上）、海洋鼓（下）是李奕从美国背回来的。这些乐器会替代她走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的世界
十多年来，李奕收到了很多来自自闭症家长的信，他们在信中倾诉孩子病发时自己的无助、带孩子的艰辛，以及他们对音乐治疗的感谢、对孩子的愧疚和无着落的牵挂。信上的每一副表情都疼痛得让人不敢触摸。
李奕会见到很多焦虑的家长。有人在被孩子常年的情绪折磨后，自己也得了抑郁症。见到小然时，他还不到6岁，表情木然，整个人有些游离。他的父母刚刚三十出头，所有的头发都白了。衰老似乎是一瞬间降临的。
小然对音乐很敏感。能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自己找出另外一个调。一年多的音乐治疗后，感觉效果不错，小然没进特殊小学，被送到普通小学上课。
在那个充满规则和秩序的小社会里，小然不太适应，读完小学后，整个人变得更加敏感脆弱，会砸玻璃砸得满手都是血，会忽然把东西扔出去，再后来是因为暴力行为被各种组织拒绝。他父母说，很后悔把孩子送到那个学校。李奕断断续续听到关于这个孩子后来的一些故事，心里很痛。
功能和艺术
小天放弃了自闭症症领域的音乐治疗。
从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毕业后，25岁的她在美国一家做特殊教育的机构做自闭症领域的音乐治疗。对她来说，那是一个特别沉重的人群。她开始变得焦虑、不安、疲惫，作为音乐治疗师她必须依照目标去制订治疗计划，但是她又不愿意把这些在现实中迷路的孩子强迫带到自己用音乐构建的世界。
“我很想给他们创造一种让他们觉得舒服的环境，但这些孩子你很难知道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舒服的。他们有时会不停地打自己，我很难判断他是需要这样感官的刺激，或者这是一种需要被我去制止的行为。这个时刻我就会非常绝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真正地帮到他们。”小天对《博客天下》说。
这两种声音在她的内心不断冲撞，直到小天从这个领域走出，转到另一个领域——临终关怀领域的音乐治疗。
40年前，国外音乐治疗开始被引入像临终关怀这样的细分领域。而在国内，死亡还是难以启齿的话题，相关衍生的服务被远远抛在现实观念之后。
直到现在，小天家里还保存着一张素描，她不敢拿出来看，觉得很沉。那是她的一个病人画给她的。他叫吉姆，一个肺积水的艺术家。
”吉姆所在的养护院的社工联系到小天。和在中国林瀚自己去找病人的状态不同，在美国，几乎每家医院每个社区的心理诊所都配备有音乐治疗工作室，养护中心配音乐治疗师也以法律的形式被规定下来。
吉姆会弹爵士吉他，会画画，年轻时候嗑过药，戒了几十年，如今孤身一人躺在养护院。见到吉姆时，他的情绪很低落，沉浸在一个沼泽里，不愿挣扎。
他的呼吸很重，小天想让他跟着自己吉他弹出来的节奏来呼吸，没有回应。她又换了另一种方法，让他跟着音乐想象一些场景，还是没有用。
最后她说，我唱首自己写的歌给你吧。吉姆同意了。她拿着吉他，轻吟浅唱了一首《幻觉》。他闭着眼睛，听得认真，呼吸监视器上的数字慢慢变小。
▵90后女孩小天现在美国做临终关怀领域的音乐治疗
“在做临终关怀音乐治疗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在陪伴他们，一起去创造一些关于美的体验。在这个体验里，很多痛苦会得到化解，甚至在濒临死亡的那些瞬间，死亡的阴影会被暂时忘却。”小天说。
在这之后，吉姆开始和小天聊年轻时的悔恨，聊对死亡的恐惧，也聊自己对妻子的牵挂：“我的妻子现在还在嗑药，在街上流浪。”但是他不愿意小天去联系她，甚至包括去世的时候，也不想让妻子知道自己的状况。
吉姆曾想逛遍洛杉矶所有的美术馆、博物馆，现在的他生命被疾病禁锢在床上，之前的所有计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小天和同事讲了这些，同事买了本洛杉矶美术馆藏品集送给他。
几天后，吉姆因为内脏积水过多窒息而死。他在世上仅剩的痕迹——眼镜和钱包，没有人来领取。
临走前，他为小天画了一幅素描画像。当被生活剥夺走越来越多的东西后，这是他剩下的最好的表达感谢的方式了。
每天密集地面对死亡，小天觉得沉重，她想给自己时间去消化，于是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读在职研究生，关于艺术的方向。
她认为音乐治疗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方式”，不一定非要以治疗的方式出现。
这和林瀚的观点不同——林瀚更看重音乐治疗的功能性，“音乐治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儿科学不科学，要有很多的活动设计在里面”。他甚至希望，处在医学音乐和心理音乐边缘的音乐治疗，可以在日后被纳入医学的体系。
“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人跟自己吵架、和自己和解、看见自己的阴影也看见自己光明的过程。”小天从另一个角度阐述音乐治疗和艺术的相通性。
她从一个50多岁的喉癌病人身上看到了这样的过程。病人喉咙上的伤口不断地往外喷东西，不能说话。他被这些东西淹没，出现了信仰危机，团队有牧师经常去看他。小天想和他一起写一首歌。整个沟通都在纸上进行。她把一部分歌词写好，留一些空让他去填。
歌最终写好的时候，里面有悲伤，也有宽恕。
“如果上帝会给我奇迹，我一定会让生命如夏花一样绚烂，假如上帝要带我回家，我知道我不会孤单。”
这是一个以音乐结束的故事。通过音乐，他和信仰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在病人葬礼上，小天唱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那首歌作品。之后，她很久都没有再唱过那首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奕、林瀚、璐璐和病人皆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总第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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