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23年了，这仍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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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低吟求索“我该如何存在”，一边身手矫健地挤进娱乐圈最繁华的中心。
文 ✎ 丁雪
编辑 ✎ 方奕晗
9月9日，汪峰2017“岁月”演唱会。
作为现场特效的一部分，一个头高8米、臂展60米的钢铁巨人，出现在鸟巢上空。这个用15台起重机、300名工人建造起来的庞然大物，在这天俯瞰这座城市和舞台上穿着皮裤的汪峰。
和演唱会本身相比，牵动更多网友神经的，是汪峰这次是否能上头条。
这是娱乐圈定期的消费项目，始于2013年。当年，汪峰宣布离婚时碰上王菲李亚鹏离婚，2013年向章子怡表白时又遭遇恒大首夺亚冠。一系列“撞车事件”之后，网友便开始张罗着“帮汪峰上头条”。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最开始看到类似的话题时，是非常愤怒和无奈的”。
但他很快发现，头条效应反而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他受益于此，在微博上回应，“既然我们已被卷入头条的游戏，不如继续玩吧”。
当保温杯和中年危机一起逼近摇滚老炮时，娱乐狂欢下总是错失头条的汪峰，早已不是鲍家街43号的汪峰。11张专辑、16次大型演唱会、拥有147首录音作品的汪峰，是中国摇滚圈最具辨识度的名字。从声誉和名望来看，他早已取得成功——世俗意义的那种成功。而热衷在高亢歌曲中嵌入生命、奋斗的他，也在公开报道中常常以成功者的姿态展示“我是怎样一步步成功的”。
现在的汪峰是流量和市场的保证，他的喜悦与愤怒、他的期待与失望、他的情感与背叛，都成为谈资和段子手的动图素材，满足来自各种心态的窥探。
乐评人郝舫曾在微博里说：“汪峰的《存在》与许巍的《此时此刻》，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取向，就是刘晓枫多年前那本书的标题：拯救与逍遥。当然，如今谁也没法是单极的，包括他们。”
他们对应人生哲学的两端，入世和出世。
解散
14岁时，汪峰第一次听到柴可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时忽然哭了。那一刻，他终于领悟到音乐的伟大，以及自己长期被禁锢在这件事情里的意义。
之后的十多年，期待中的“意义”却没有那么快到来。
直到1999年，汪峰接到许晓峰的电话。华纳唱片当年进入中国大陆，汪峰在深圳的歌迷将《花火》小样给了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两人在北京朝阳公园餐吧谈了40分钟，许晓峰递过来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
这之前，汪峰经常会在报摊亭打公用电话，挨个儿向唱片公司推销小样。
多年后，他写下那首著名的《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这与他刚开始做摇滚时的生活境遇有诸多重合之处。那时，他把头发留过肩膀，住在没有暖气的房子，寒冬腊月，脸盆里的水都会结冰。母亲心疼他，眼泪汪汪地拉他回家住，他不肯回头。
1994年冬天，他带着“鲍家街43号”乐队骑自行车出门，到处找人听歌曲小样。那时的汪峰交不起房租，最穷的时候只能回家找父母，用欠条换来暂时的周济。
此前，他按照父母期待的轨迹发展。汪峰母亲曾说：“音乐学院整个氛围是高雅的，我们希望他也能搞高雅艺术，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拉着很优美的小提琴。”
大学毕业后，汪峰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手。他花了5年时间练习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总长度20多分钟，3个乐章，每个乐章大约7分钟。每节课两小时，他记得，老师说话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说得最多的就是“继续拉”。
1986年，国际和平年音乐会，崔健演唱了一首《一无所有》，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的汪峰被这种生命的力量和全新的形式震撼，“有一个人替我们讲出了我们所有人心里的渴望”。
1994年，23岁的汪峰厌倦了机关里的老年气息，受到摇滚的感召，辞去安稳工作，带着几个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组建了“鲍家街43号”——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
他们开始频繁在酒吧演出，门票几十元一张。但这是一支带有“名门正派”优越感的乐队，知情人透露，“这种正统，让乐队有一种清高，1993年组队到1996年，他们拒绝一切商业演出和地下走穴，这和黑豹、唐朝、轮回等的艰难经历形成鲜明反照。”
1997年，乐队同名处女作发表，《小鸟》和《晚安北京》成为早期代表作，但出场费依旧特别少，5000块钱要6个人分。
窘境一直持续到了1999年的冬日。在东直门簋街的一家饭馆，汪峰打电话叫来乐队的兄弟，对坐在桌子对面的他们说：华纳只签我个人，咱们乐队没法签了。
合同是给他一个人的，不是给“鲍家街43号”乐队的。他已经跟华纳签完了合约。
“那我们就散了呗。”谁都没有说什么，坚持把饭吃完。
2000年，汪峰签约华纳不久，鲍家街43号宣布解散。
小伟是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的孩子，汪峰的师哥，也是鲍家街43号乐队名义上的经纪人。汪峰组建乐队时任何人都不愿帮忙，小伟拿出近20万元给他们买乐器。
汪峰后来公开回忆，“那一天我到他家里，磨叽半天之后我跟他说，事情只能这样了。小伟始终在笑着，然后我们俩大概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继续，要拿出所有好的作品来。他一句都没有提‘为什么要这样呢’。”
直到出门，下楼，汪峰突然发现外套没带，返身回去敲门。“小伟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他流眼泪了。”
签约的决定改变了汪峰日后的音乐轨迹，也让他在重情义的摇滚圈背上“原罪”，关于分道扬镳和背信弃义。
实际上，汪峰和乐队的间隙早就存在。
在鲍家街43号乐队鼓手单晓帆看来，“汪峰很早就开始摸索观众的喜好”，而乐队其他成员更希望坚持学院派路线。
一次演出，唱完最后一首歌《晚安北京》，汪峰哐哐几下砸烂了手中的吉他。所有人都愣住了。下场后，乐队成员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情绪到了。单晓帆说，砸琴要在观众和乐手情绪都很亢奋、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才有效果，“那时候他还没有经验”。
变了
2000年底，汪峰单飞后首张唱片《花火》出版。
“鲍家街43号”时代的两张唱片，封面设计充满抑郁的蓝色和抽象的碎片，而《花火》的封面是汪峰的大头照，配以文艺气息浓郁的名字，预示着转型。
在主打歌《花火》中，汪峰半预言半宣告地唱出“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现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开始变了”。
作为商业公司里的摇滚歌手，汪峰一度处在巨大的失落之中。为了让形象更为国际化，他在华纳的授意下穿上皮裤，铁链从腰间垂下——一开始他不太适应，常常忍不住要用手遮挡这条链子。“虽然穿成这样并不代表你就摇滚了，但歌迷认为，那就是摇滚。”
后来，汪峰火了。
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传唱他的歌曲。单曲《飞得更高》蝉联music radio排行榜8周冠军，被中国移动作为广告曲在《新闻联播》结束后播放。歌曲在2005年随着神舟六号飞船登上太空。
汪峰的前经纪人姜南洋回忆，当时整个国家沉浸在大国崛起的亢奋中，他们隐约感觉到一个摇滚歌手制造出一种社会需要，“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的东西”。
《飞得更高》与《怒放的生命》让汪峰有资格挑拣晚会的邀请，可以要求巡演路途上的头等舱。他对这类歌驾轻就熟——他深谙大众心理，精心配置它们在专辑中的比例，“有一半是和现实有关系的，和感情有关的占1/4，另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或者是纯粹玩的，加起来也有四分之一”。
汪峰渴望成功。他秉承实用主义哲学，这是当年窘迫生活教会他的效率最高的生存方式。签约华纳前，他有一段时间天天在零下十多度的天气里给人送自己的专辑小样，对方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他在《晚安，北京》一书中写到当时的创作思路，“别人觉得《飞得更高》好，那下一张专辑还得整一首这样的歌出来；别人喜欢《春天里》，这样的歌也得有；然后你还会想，我自己还必须有突破。这就是创作的痛苦，你先得说服自己别人喜欢你什么，然后你再说服自己别人认为你哪儿不好，开始拧巴、纠结，蜕变，产生新的思路”。
“如果没有这些作品，光靠炒作肯定不行。他的歌确实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说这么多北漂，大家都活得很辛苦，可是怎么办呢？还得生活。”薛利平说。几年来，汪峰的巡演都由薛利平创建的“罗盘”公司一手承办。
汪峰是创作圈里有名的高产。他用纪律化的流程来保证这件事：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都留给写歌。在这四五个小时里，他只允许午饭占去15分钟。这种产量和工作效率令他与摇滚乐坛作品频率很低的歌手构成两极——那个名单上，包括许巍、朴树、崔健、魔岩三杰……
有网友总结出汪峰9张专辑117首歌曲中出现的高频词，次数最多的分别是爱、生命、路、哭、自由。有人因此批评他陈词滥调。
对此，汪峰回应：“这些很多人不齿于谈论的、貌似很形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每个人的经历中所必有的成分。道德底线、爱情、亲情、正义、恐惧，听起来简直有点扯淡，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词，在你可笑的生命里，每分每秒都在经历，这是对我们生命的最大嘲笑。”
孤独
2014年夏天，汪峰的“峰暴来临”巡回演唱会即将开始。36个城市、200名工作人员、6万多公里旅程、超过100万现场观众——一切都在宣告，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摇滚盛会。
汪峰首部音乐纪录电影《存在》以这个场景开头。他对宏大叙事和大场面一往情深，无论歌曲、演唱会还是表白。
2013年11月9日，在上海八万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上，汪峰向台下的章子怡进行8分钟的表白，“想对你说：我想象有一天，这个社会不会把你我曾经生活的迷惘和坎坷看作是放荡和污垢。”之后，他演唱了《我是如此爱你》。
这首歌是他写给前女友葛荟婕的。2004年，33岁的摇滚歌手汪峰在聚会上认识了从浙江金华到京城闯荡的17岁模特葛荟婕。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当时，汪峰怀着满腔爱意，为女友写下一首歌，《我如此爱你》。此前，他2000年与歌手筠子恋爱，后来，筠子自杀。
在那之后，和前女友反复撕扯、手撕媒体……汪峰被拖入一个个巨大的舆论漩涡。
他歌曲中的梦想、远方、情怀和深沉形象，有时和现实中的琐碎形成一道越来越深的沟壑，人们一边干了他歌曲里的鸡汤并为之买单，一边又难以接受生活中另外一个汪峰，一个或许没那么高高在上、“恋爱史纷繁复杂甚至有些混乱”的人。
他已经很难不被黑了。有人在知乎上感慨，“汪峰应该和许巍、郑钧一样是音乐圈里人，却被裹挟着在娱乐圈里混”。
他不屑。汪峰团队推送过一篇文章，“如果没有汪峰，大陆乐坛尽失半壁江山”。由此，“汪半壁”成为他身上一个略带戏谑的标签。
▵插图/晁春彬
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汪峰，“你的好多歌，看似是热闹的。在这样的状态下，有时会觉得孤独吗？”
“如果你认为生命应该是快乐、喧闹的，不孤独的，那你一生将比更多的人感觉到更加孤独和寂寞；如果你能认清生命本身是寂寞和孤独的，你会收获更多的幸福。”
汪峰始终没说，他是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种。
他的音乐里，出现最多的形容词就是“孤独”。或许，这也是他在很多时候的真实状态。
“很多时候一个人是孤独的，每当它开始包围的时候，我会想到鲍勃·迪伦。写《北京北京》前，我告诉自己，10年过去了，我需要再去建国门走一趟。”出门前，他听了鲍勃·迪伦的歌。
十多年后，再次到了建国门，一切都物是人非。“有一种燃烧的东西一直在我心里，是鲍勃·迪伦的歌，那些诗可以给我心里面那种冰冷的状态带来温暖。第二天，我开始写《北京北京》。”
汪峰在访谈里提到，“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做摇滚的人，在全世界都是最伟大的。因为这个环境最早太不适合做了，真的是苦苦挣扎。最早的一些限制没有了，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敌人是所有音乐人拿不到他合理的收入，就是我们的版权保护。”
汪峰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他对摇滚的看法，也喜欢表达他之于摇滚的使命感。然而，在摇滚圈，那个他开始的地方，早就有人心生质疑，“他们觉得汪峰背离了自由叛逆的精神，是摇滚的叛徒”。
他不在意这些，一边低吟求索“我该如何存在”，一边身手矫健地挤进娱乐圈最繁华的中心。
和汪峰早年有过接触的乐评人丁宁回忆，一段时间，全北京的音乐青年都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大厦门口买打口碟，汪峰也支了一个摊，但他生意不好——开价贵，且不善于推销。每当顾客试图还价的时候，汪峰就托一托眼镜，颇为严肃，一口拒绝，“你可以不买”。比起来，隔壁摊左小祖咒的打口碟生意就成功多了。
几十年后，汪峰推出的最成功的商品是他自己。与顾客讨价还价时颇为严肃的汪峰，和坐在《中国好声音》导师席上问选手“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汪峰，是同一个人。
他的身段越发灵活，在每个时代节点顺势而为，让人们看到晚会舞台上励志的汪峰、引领思考的迷茫的汪峰，低声批判的汪峰，以及创建“碎乐”平台把音乐变现的CEO汪峰。
只是，被各种人盯着的他，再也无法买一瓶啤酒坐在长安街边看车来车往。“现在我必须待在车里，外面还没有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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