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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何冰:我也想过狠叨叨的完美生活

2017-11-22 林兑 火星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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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究逃不过几个矛盾:跟社会的矛盾,跟他人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的矛盾,“最谈不妥的就是这个”。




文 ✎ 林兑

编辑 ✎ 方奕晗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播出的第一天,主演何冰还在担心“会有人看吗”。几天后,导演刘家成接到他的电话:“收视率这么高,我现在出去买瓶奶,不签五六个名都回不了家。”


刘家成并不意外,因为“何冰就是‘傻柱’,他就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剧中,这位钢厂食堂厨师穿着松垮的跨栏背心,调和着大杂院里丢鸡少袜子的杂事儿,善良却嘴贱。扮演这样的“小人物”,对何冰来说太驾轻就熟了。不论是最近一票难求的《窝头会馆》里的“苑大头”,还是不久前《白鹿原》里的鹿子霖,都是此类——草根、市井、有心眼儿、爱打小算盘,小眼睛一翻,一肚子话等着你。就连那身破棉袄都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窝头会馆》剧照


“我演小人物好比上了艘船,没想到一上去就没下来。”何冰说。


对此,他有种顺乎天命的“认头”。按他的话说,自己这种长相还能当演员,“就跟不要脸没什么区别”。而之所以扮演很多小人物,实在是因为没人找他演王子。


即便如此,他还是和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风风光光的演员太不一样了。


八九岁时,何冰就有了想做演员的愿望。那时没有春晚,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办“迎新春联欢会”,他从家里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上,看着孙道临穿着西装弹钢琴唱德国歌。“哎呦喂!说实话那时候表演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他们那种浪漫的生活方式向往极了。我以为他们的生活天天是这样呢。”


他不敢跟人提这个愿望,觉得当演员是“人家漂亮的人的事”,只能“天天照着镜子发愁”。后来,他偶然听说有个地方叫中央戏剧学院,那儿对形象没要求,于是做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定”——跟小姨借了5块钱,旷了课,骑着车跑去报名。


直到毕业以后他才发现,所谓的“浪漫生活”离自己差着十万八千里。进入北京人艺后,他当了4年“板凳队员”。那时,同班同学胡军、陈小艺、徐帆都已是红星,他还在舞台上扮小兵,最多的台词就是喊声“报”。




说不嫉妒那是假的,他觉得自己“特别会演”,却“怀才不遇”,心里迷茫、孤独、着急。“可能我的梦想实现不了了。”他心想,“我害怕命运不会选择我了。”


他彻夜读小说,听音乐,“靠很小的一点东西鼓励着自己”。“其实心里很多恐惧,因为不知道未来在哪儿,不知道这个职业能不能养活自己。”


窘困之下,他不得不去跑组,但又“拉不下脸来”,经常是副导演说“不错不错,等电话吧”,他一出来才想起来,“也没留我电话啊”。


这种境遇直到1996年参演《甲方乙方》时才有所好转。在这部经典贺岁片中,何冰扮演“好梦一日游”中的梁子,和葛优、傅彪搭戏。


就像“演完西红柿所有的红色都找你”,他成了小人物专业户,身上那股机灵、市井气、混不吝,和“小人物”产生奇妙的共振,好像每个“城市落后青年”都是照着他长的。他前一天还是《没完没了》里跟着傅彪蹭吃蹭喝的“朋友”、《澡堂》里逃债的何壮,第二天就成了《我这一辈子》里自私的赵二。


他没少演胡同串子,以至于老有人说,你打架肯定是一把好手。“说句良心话,我始终都是挨打的那一个。”他纳闷儿,也有点不甘心,“我一天小流氓也没当过,怎么演这个还活灵活现?”


▵《没完没了》剧照


但好处是,机会涌来。就像4年龙套的“后遗症”,他急于用它们变现。“说真的,我没有那么坚守。”他说,“对物质我也有欲望。年轻的时候经常是为钱拍戏的,物价那么贵,你得生活,买房子,然后娶媳妇。”


那时候为了赚钱,他无暇他顾,没时间看书,“光看存折”,甚至一度对剧本来者不拒,“烂戏”也接。“凡是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我都没有进入过角色。观众不喜欢的、没出名的,都是不好。”


2005年的央视黄金档大戏《大宋提刑官》里的主角宋慈,成为第一个找他的“正面男主演”。尽管他对惊悚和悬疑的片子没兴趣,但还是没犹豫就接了,“就想能借宋慈挺个身”。


制作方一开始选定的候选人是陈道明、陈宝国、刘佩琦,因为几位演员没有档期,最后才找到何冰。他的出现却为这部戏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大宋提刑官》执行导演何涛说,何冰诠释的宋慈在刚正、严肃之外,还有一种难得的生活气息,这是导演组始料未及的。


这部电视剧在播出的第二周,平均收视率就超过《新闻联播》。之后几年几乎成为央视除《亮剑》外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有时半夜打开电视,“宋慈还在电视上破案呢”。




算下来,这几乎是何冰演过的最大的官之一。再往上数,就要数《抗倭英雄戚继光》里的嘉靖皇帝了,但戏少,一集也出现不了一次。其余时间,他连医生、教授都很少当上。2011年,何冰和陈道明主演话剧《喜剧的忧伤》,他在里面扮演编剧,在审查官面前据理力争、辗转腾挪。这部话剧的票房收入刷新了北京人艺60年来的票房纪录。再往后,2015年的《十二公民》和2017年的《情满四合院》《窝头会馆》中,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正面形象,但演的依然是和“伟光正”不沾边的普通人。


“我就是一个演北京小人物的小丑,不是不想改变,而是能改变的东西并不多。”他曾在采访中说,“(以前)我也幻想在人前显贵,站在有着强烈聚光灯下的领奖台上,过上狠叨叨的完美的生活,让别人心服口服。但是岁数大了才慢慢发现,那种生活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像我们一进来就点咖啡和橙汁,其实喝得最多的,就是眼前这杯最被人瞧不起的冰水。”


慢慢地,戏里戏外,他似乎都接受了当这杯冰水——谁还不是大时代之下的小人物?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他开始在小和普通中,寻找插科打诨之外的价值。“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演戏是演个人成功,演我多厉害,每个演员都是这样的。等到岁数大一点了,……你就知道你在演绎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理。”


在他看来,这个真理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性。不得志、闯生活的经历,成了何冰的营养。人性到底怎么回事,没被生活打压过,真不会懂。他觉得现在荧屏上充斥了太多绝对的好人和坏蛋,“生活中哪能那么轻易辨别出好人和坏人啊?要那样的话,生活太简单了,人也太简单了。”




他更希望能在表演中展现人性的复杂。《大宋提刑官》热播时,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其实宋慈让我表演的地方并不多,他是个法医,担任提刑官,还是个孝子、好丈夫、叛逆的女婿……这么多重任在他一个人身上,你说这还是个人吗?按常理来说,一个人在某个方面有专长,就不可能各方面都好。就像于是之先生,戏没得说吧,但是他就不知道在王府井吐口痰要罚五毛钱。”


2015年,何冰出演了《白鹿原》中的鹿子霖一角。其实早在2006年导演林兆华复排《白鹿原》时,何冰就请缨过这个角色,但因为和饰演白嘉轩的濮存昕年龄不搭,未能如愿。这次,他没问导演为什么选他,“可能是以往的某个反面角色演得比较生动”。


作为电视剧的艺术总监,张嘉译参与了选角。他说之所以请何冰演鹿子霖,是因为“他能捕捉到鹿子霖身上复杂的东西”。


原著中的鹿子霖奸诈、圆滑、好色,但何冰喜欢这个角色。“鹿子霖身上有一种中国农民完整的生活状态,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多打粮食多赚钱’,盼望孩子将来子承父业,儿孙满堂,生生不息。我更相信他是真实的,他符合我内心对人真实的想象。”


他不想把鹿子霖诠释成单薄的坏和自私,就向里面找真实、找生动。“什么叫真正的生动呢?比如观众看了戏,发现说,现在我们厂长还跟他这样呢,这就好玩了。他只是穿了这身儿衣服,放到了那个年代,其实这人离咱们一点都不远。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鹿子霖的影子。”




他把鹿子霖演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自私时自私,善良时善良,每件事都发生得有因可循。网友送这个反面人物一个充满喜感的绰号——“鹿萌萌”。


“我们总是把人分成好人、坏蛋,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让你演好人,你会了,让你演坏人,你也会了,说让你演个人,你不会了。”何冰说。


他享受萃取人性中幽微薄霜的过程,这也让他的演技稳坐前排,有人开始称呼他“老戏骨”。他却不急着领勋。“我绝不标榜自己是在艺术上多么笃定的一个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能吃上饭了,我抵挡物欲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他觉得自己还没能拍出配得上“艺术家”三个字的作品。“你见过高峰,就不会为一点点小成绩沾沾自喜,你心里清楚自己有多高,有几斤几两。”


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是好。好戏只面对一个东西,就是人,人心和欲望。人终究逃不过几个矛盾:跟社会的矛盾,跟他人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的矛盾,“最谈不妥的就是这个”。


归根结底,他演的这些小人物,还是给小人物看的。对于反馈,他说最希望听到的不是“泛泛之词”,不是表面的夸奖和表面的批评;而是一瞬间,触动了一个人,“这事儿跟我目前境遇差不多”,“原来人生是这样的”。于是,晚上睡觉前,这个人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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