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北京，晚安，那些从低处走向高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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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无明》剧照
我觉得好悲惨，感觉老天爷也在为我哭。
采访 ✎ 王媛 马程 裘雪琼
编辑 ✎ 温丽虹 卜昌炯
导演雎安奇1999年拍摄的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最近突然被很多人翻了出来。
时年24岁的雎安奇和他的伙伴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路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他们去过居民楼、学校、医院、发廊、饭店；问过憨厚的外地民工、捡破烂的流浪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以及不苟言笑的军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底层人士。他们甚至在公厕问过一个正在大便的人，得到的回复是：“操。我他妈蹲着呢，你们还拍？”
这部画风凌乱、粗野、破碎的50分钟纪录片，入围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并在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喝彩纪录片奖”。
看似无意义的访谈，却是一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和生存体验的真实写照。
而在镜头扫过的陌生人群里，有各种从外地赶到北京追梦的面孔。
回首当年那些漂泊的岁月，每一个人经历过风雨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体味。
下面是火星试验室四个采访对象曾经的往事。
赵英俊：朋友家只有一张床，夫妻俩睡床，我紧挨着床睡在地上
赵英俊，音乐人，40岁
曾在辽宁抚顺当银行职员的赵英俊，经过了北漂、选秀的标准配备后，终于成为了“网红”音乐人。
自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出道后，他在喜剧片中客串角色，为多部影视剧配乐，当过选秀节目评委，还给王菲写过歌，凭借“神曲”《大王叫我来巡山》一夜成名。
顶着“爆炸头”的赵英俊看上去天马行空，自称不是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但写出来的词总能让人看到他的人生。
这一切，都源于2002年年底那个“北漂”的决定。觉得小城再也容不下自己音乐梦的赵英俊，在25岁时毅然乘火车去往北京。出发之前，玩儿乐队的朋友陪他喝酒践行，他告诉他们：我要去当明星。
对赵英俊来说，北漂并不算苦。他记得有一天身上没钱，饿着肚子演出，演出酬劳舍不得花，就到酒吧对面的麦当劳买最小的汉堡。他运气好，赶上促销，原价4块5的汉堡卖3块钱一个。他买了3个，还特意去小卖部买了可乐。那是他记忆中最苦的一天。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住朋友家。朋友家只有一张床，夫妻俩睡床，我紧挨着床睡在地上，当时是把被子对折起来钻进去睡。
之前做银行职员有点积蓄，带了几千块钱来的北京。先在朋友家待了两天，后来觉得不行，得出去。去哪儿呢？当时觉得三里屯是北京最著名的地方，那就去三里屯吧。
那时候朋友家住在丰台，我先倒公交车，又坐了好久的地铁才到三里屯。到了之后我挨街找酒吧，有一个酒吧老板要我去驻唱，一晚上50元。那天我唱完之后有点累了，就决定打车回家，结果到家花了55元。
后来我从朋友家搬到了三元桥，睡的是沙发床。白天拿来坐，晚上打开睡觉。
我不是一个特别苦的北漂的人。有点小积蓄，所以没有特别苦。那段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很开心，起码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暖暖和和的，大家都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日子。我觉得每一段都有各自的意义。
耿军：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怎么就变成低端人口了？
耿军，导演，41岁
如果不是金马奖，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耿军这个名字。
刚刚结束的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他执导的电影《轻松+愉快》入围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此前，他曾凭借《镰刀锤子都休息》获得2014年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
耿军是中国独立导演中的另类，有人评价他的作品不是从摄影棚和影视城里长出来的塑料花，而是黑土地上的真东西。“很多导演都说自己在拍‘故事’，也有很多导演在说自己在拍‘主题’，耿军不太一样，他拍‘节奏’。”知乎网友太宰琰说。
22年前，19岁的耿军怀揣600块钱从老家黑龙江鹤岗来到北京，当过宾馆服务员、开过录像厅、卖过早点，挣点钱就拿去拍电影。
他很排斥“底层”这个词，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直到现在，他都自称没有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
2017年9月，居住天通苑住地下室的耿军接到要求搬家的通知。之后，他搬到了通州的楼房里。
“发小”张志勇调侃他说：“这么多年，终于住到地上了。”
今年9月，我正在外地拍短片，突然接到一个租友的电话，通知我说这两天必须搬走，不然就要清走了。我当时特别生气，但是还是要停下工作赶回来。
我住在天通苑那边的地下室，赶快找朋友帮忙。一个朋友说在通州有房子，可以先住着，他还帮我过来搬家。
我的东西不多，随便拣拣就可以走了。但是搬走的时候，心里特别失落，天又冷了，感觉到就挺惨的。
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怎么就变成低端人口了？我在考虑把个体的一些事故，过一段时间变成故事。
”
丁薇：风一大屋子里就有一种声音，呜呜呜呜，感觉老天爷也在为我哭
▵图/黄京
丁薇，音乐人，45岁
1996年夏，丁薇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加入北京大地唱片，住在北京东三环左家庄一处筒子楼里。
不久，丁薇和公司因发展方向发生分歧，停止工作，经济来源随之被斩断。生存压力下，丁薇不得不开始做“以我的性格，根本不会做”的事。
比如，为了支付一个月600块的房租和其它零零总总的费用，她开始打电话到处推销自己写的歌。比如，唱片制作人一般会在歌手录歌后支付费用，但她会问制作人“能不能提前付点”。以丁薇的性格，说这样的话很难，多年后提及此事，她很是感慨：“当你有特别具体的生存压力时，你的潜力是无穷的。”
在左家庄的筒子楼住了一年后，丁薇搬离这里，换了一个一室一厅住，后来住过阜成门，也住过蓟门桥。
到了1998年，她签约新的唱片公司，又过了一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开始》。
念书时，我住学校，有钱多花点，没钱问家里要点，到了北京什么都要靠自己。
最早，我住在东三环左家庄一处筒子楼里。所谓筒子楼就是长条形的，有一个走道，厕所是公用的，厨房没有，只能在门外搭个灶炒炒菜。我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房租不便宜，一个月要600块。
不久，唱片公司让我做一张偏主流的新专辑。我不愿意，谈不拢，我就说要解约，但公司没同意。那次谈了半小时，我撂下一句话：“那行，那就耗到合约结束，（我）什么都不做。”
回到筒子楼，我马上意识到生存问题，毕竟每个月得交房租吃饭。如果我答应做新唱片，那公司一个月会给我发几百块的预付版税，出了唱片可以参加演出，就还有其他额外收入。
但我不后悔，因为后悔也没用。当人有了具体的压力，你不会自怨自艾。没什么积蓄，我急得要死，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挣钱？
我开始写歌，推销歌。其实以我那时的性格，根本不会打电话给谁。但是生活把你逼到那个份上，没有办法。我第一通电话打给一个制作人：“某某老师，我是某某，我听说你们在做谁谁谁的专辑，我这里有些歌，有没有机会给你们听一下，如果有合适的可以给歌手用。”
打8到10个电话，能成的有两三个就OK了。一旦合作了一次，人家也会主动来找你邀歌，情况会慢慢变好。
那个时候（录用歌曲）流程走得很慢，（制作人）得录了音以后才会把钱给你。有时候上顿接不到下顿，我就问相对熟悉一点的制作人：“什么时候（打款），能不能先付一些啊？”让我说这样的话好难，但人就是这样的，当你有特别具体的生存压力时，你的潜力是无穷的。
我的心情有时候还是灰暗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出租屋里，隔音不好，稍微走两步楼下就喊“吵死啦”。我只是在自己家里走了几步路啊。后来我都是在家里蹑手蹑脚走路的。
我记得第一次在北京过冬天，晚上起大风，房间是木头窗，屋子外风声大作，吹得窗户发出“哒哒哒哒”的响声。那时，我觉得说，天哪这房子要给掀掉了。风一大屋子里就有一种声音，呜呜呜呜，我觉得好悲惨，感觉老天爷也在为我哭，哈哈哈哈。
”
邓家佳：那个房间什么东西都不响，只有空调嗡嗡嗡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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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佳，演员，34岁
邓家佳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爱情公寓》里怀揣演员梦、常年跑龙套“唐悠悠”。这个角色多少类似邓家佳毕业头两年的状态，最大的不同是居住环境——唐悠悠和男友在“爱情公寓”里共享一个大房间，现实里的邓家佳住的却是蜗居。
2014年，邓家佳在媒体访谈中回忆过那段经历。比起房间阴暗潮湿、空调冰箱不制冷，最让她无法容忍的是“午夜鬼哭”。她和室友经常在半夜听到女孩的哭声和叹息，刚开始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女孩每天半夜回家，跟男朋友在电话里吵架所致，“由于房子不隔音，我还以为自己撞见鬼了呢”。
那两年，邓家佳始终没有找一个“很好的单位”。为了生计，她跑遍各大剧组，最常去剧组聚集的健翔桥“糊涂宾馆”，距离她的出租屋23公里开外，演员梦最初便系于这漫长的往返之路上。那些年，邓家佳试过太多戏，以至于“失败变成常态”，觉得自己跑10个剧组，能赶上一两个不拒绝的，“就是很大的成功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就是一个房间，10平方米，一个月500元，很远，在传媒大学还要东边。屋子里有一个漏水的空调、一个没有台的电视，那个房间什么东西都不响，只有空调嗡嗡嗡在响。卫生间和别人合用。
地铁站要走过街天桥，挺可怕的。
刚出来自己不会做饭，但自己有个小空间了，特别愿意请大家来家里吃饭。有一次，我把菜都切好了，但是我按了电饭煲，发现米还是米，水还是水——我忘了按下去煮饭键。
一开始那两年，我对北京各大剧组的选组地点特别熟，推荐一个糊涂宾馆（健翔桥南），很多剧组愿意扎堆在那里选演员。我每次去，从一楼一直发传单会发到四楼。剧组门口会贴一个纸，XXX筹备处，我就塞一张。
我记得有一个剧组说，我们要一个角色，身材非常好，家佳你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我当时就说，去你的。就走了。当面我就骂他。就没有正常剧组，肉眼已经看到你穿衣服的样子。虽然不会提像那种过分的要求，但当时你觉得不对劲，那就是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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