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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时代下的硬蛋,慢慢变软

2017-12-25 林兑 火星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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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都是强调电影创作的使命,你现在再跟人们说使命,几乎等于遭人笑话。可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这个使命一直在,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


 


文 ✎ 林兑

编辑  ✎ 方奕晗

 

1

 

可能没有哪位演艺圈人士,获得过比陈凯歌更多的“豁免权”了。观众在他面前就像不长记性的兔子,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循环往复。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陈凯歌”三个字仍然承载着许多人对好电影的期待。

 

虽然《妖猫传》依旧遭遇口碑的两级分化,但它似乎是陈凯歌这些年来最被温柔对待的一部作品了。批评了这么多年以后,观众和媒体对陈凯歌终于显示了更多的宽容——能更理性客观地就电影说电影,而不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甚至可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带着儿子在媒体上大谈教育心得,不用再一遍又一遍地回应自己“到底还行不行”的话题。



▵《妖猫传》片场照,陈凯歌(中)和黄轩(左)、染谷将太(右)

 

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凯歌的电影都承受了比电影本身更严苛的对待,人们本能地期待更高——毕竟他是陈凯歌。1984年凭借处女作《黄土地》登上中国影坛时,张艺谋还是他的摄像师。这部电影被誉为“第五代导演崛起之作”,在香港上映仅仅7天,就引来200多篇影评,获得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瑞士第3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

 

年轻气盛、调子颇高的陈凯歌,毫不客气地评价自己的成功:“十年忧愤,四载攻读,然后一泄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掩不住的一股傲气。他出身电影世家,从小能几百行几百行地背排律。“文革”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迹,使他感慨“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其身”。上世纪80年代,他和北岛一起在北海读诗,到了纽约也是跟陈丹青、谭盾往来。这让他有足够的智力优越感。

 

陈凯歌的老师、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生前回忆,陈凯歌文学底子好,口才佳,平时谈论的都是家国天下的宏大命题。

 

在电影里,他关心的始终是众生在命运和时代沟壑中的大命题,“我们想表现天之漠,想表现地之沉厚;想表现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想表现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想表现人们从原始的蒙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想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想表现人的命运,想表现人的感情——爱、恨、强悍、脆弱、愚昧和善良中光明的渴望和追求……”



▵电影《霸王别姬》

 

《黄土地》还不是他的巅峰。1993年,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获得历史性成就,让一位虚构的前朝伶人和中国观众产生的情谊至今仍浓。这部电影获得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直到今天,仍没有第二个中国导演能捧回这座奖杯。

 

但是一定程度上,《霸王别姬》也给陈凯歌建立起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度。此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放在这个坐标系中接受检阅,结果是,口碑相继扑街:《风月》未通过审查,《荆轲刺秦王》因备受批评而重剪,《温柔地杀我》票房惨淡,《和你在一起》被称为“妥协之作”……2005年,被指责“大而无当”、“故弄玄虚”、“生硬说教”的东方奇幻史诗《无极》上映时,甚至有人质疑,《霸王别姬》是不是陈凯歌父亲、导演陈怀皑代拍的?

 

这是陈凯歌没想到的。他不服,放话说“《无极》十年之后你们才看得懂”。这一下惹恼了观众,仿佛眼瞅着这人站在高处睥睨众生。



▵电影《无极》拍摄现场。谢霆锋、陈凯歌(右)

 

最终,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迎合了网民对《无极》剧情的不满,迅速发酵。网络新时代的到来,让旧时代的精神贵族猝不及防。带着某种知识分子的荣誉感,他破口大骂:“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当时对他最夸张的描述是“与人民为敌”——他迎来个人声望的最低谷。

 

2

 

就像一个从山巅跌落的人,每一次重新攀爬都变成徒劳。


陈凯歌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却在不上不下的处境中备感艰难,怎么做都不对:做商业,被质问理想去哪儿了;讲道理,又会被说怎么还这么深刻,都什么时代了?

 

实际上,之后的《梅兰芳》《赵氏孤儿》等作品并不失水准,之所以被苛刻对待,还是因为“这是拍了《霸王别姬》的陈凯歌”。



 ▵《赵氏孤儿》剧照


对于创作上的变化,《霸王别姬》编剧芦苇的看法比较尖锐。《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曾拿40万元的报酬找他写《风月》,被拒绝了。他觉得,“陈凯歌的创作状态在《霸王别姬》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他很有激情,判断力也敏锐,之后呢,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陈凯歌显然不这么看,常常提起一个词——“时代”。“时代力量大于个人力量”。因为时代,他成为知青,下乡7年,又成为导演,《霸王别姬》则是他恰好路过,而时代垂青了他。现在,陈凯歌则爱说“时代不同了”。

 

“当时相信一个东西,就是现实与理想的交锋,胜者永远是现实,被记住的永远是梦想。而现在战胜的仍然永远是现实,被记住的也永远是现实。这就是时代变了。”

 

陈凯歌认为,《霸王别姬》不可能再有,原因不在他,在时代。电影的小说时代已经过去,视觉时代已经来临。电影从神圣艺术,变成了商业消费。



▵1993年5月19日,法国戛纳电影节。张国荣、巩俐、张丰毅、陈凯歌

 

“不是说我现在就拍不出来了,是现在这个环境决定了电影不能再这么拍了。你说我硬扛,那是扛不过去的!所以我也并不认为我的创作力相比《霸王别姬》时就有所衰退……所谓‘时者,势也’,所有的事儿都别脱离了实际。”陈凯歌说。

 

“现在进电影院的观众第一就是找乐,第二就是找点刺激。这时你就得问自己:你现在拍的电影还有价值吗?作为导演你的价值在哪儿?不管中国变化怎样快,首先第一件事你得适应,然后再想怎么往前走。”陈凯歌感叹,“鱼还是这条鱼,水不一样了。”

 

他说自己当不了伯格曼那样“代表民族声音”的导演,“没有他们那么勇敢”。“你要这么做,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要背负着很沉重的负担,而且你还不讨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不太允许这样的人出现。”

 

陈凯歌承认自己在变。在2010年的采访中,他用《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和《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形容这种变化,“这两人共同的地方很鲜明,就是都有强烈的个性和主见,为了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不惜一切。但程蝶衣不能忍,而程婴能忍,这就是区别。”



▵《赵氏孤儿》里的程婴(中),由葛优出演

 

正是在《赵氏孤儿》的首映发布会上,陈凯歌时隔5年首次谈到《无极》所面对的批评。“现在我明白,电影上映后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我甚至和《赵氏孤儿》的演员们说,对所有的批评都照单全收,并且跟观众、媒体和朋友们说,‘敬请原谅,下次改正’。”

 

“由‘不忍’到‘忍’,即为‘上山’与‘下山’的不同路径。”朋友、主持人曹可凡曾撰文评价。“既然决定‘下山’,艺术家不得不向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作出妥协与臣服。同时,又始终不忘将人性奉为圭臬,试图从有限的时空里展现人性嬗变、历史沧桑。两股力量的撕扯必然使创作者左支右绌,承担更大的心理负担。”


3

 

陈凯歌开始习惯接近观众、迎合时代。为了宣传《道士下山》,他不惜“在一个节目闷热的舞台上站了3个小时”。更早之前的《无极》首映晚会上,陈凯歌公开宣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迷恋两样:一是和陈红拍的《无极》,二是老婆陈红。随后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亲吻了陈红。

 

“我心里特别难过,我都想哭。不是陈凯歌和陈红的问题,我是在想,做导演做电影都要做到这个份上、这个地步,真的受不了。”陈凯歌同班同学、导演彭小莲看到这一刻,在与另一位同班同学、导演田壮壮的对谈中如是说。



▵2005年12月23日,影片《无极》花絮。陈红、陈凯歌

 

“我们了解和印象中的凯歌,以他的那种清高和骄傲的性格,不可能去做这些宣传。现在,所有的综艺节目他都去参加。”田壮壮说,“不管你说是票房也好,封顶线也好,我觉得心里面还有一种更深的尴尬,是在于……”

 

“在于,电影对于我们已经没有神圣感了。”彭小莲说。

 

陈凯歌本人倒没有这么悲观。“过去我们都是强调电影创作的使命,你现在再跟人们说使命,几乎等于遭人笑话。可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这个使命一直在,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

 

他说自己决不会拍纯粹感官享受的娱乐片,那超过了他的“底线”。“(我)肯定变了……但你要让我变成什么都成,变贱,这个我做不到。”

 

对他来说,不能变的东西,是态度立场,是“爱和美”,是好电影里的那口气,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什么呢——就是天真,一个电影当中若有天真,就是上了境界。”在他看来,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可以实现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

 

他一直觉得昆汀·塔伦蒂诺的一句话挺有意思:我这辈子爬的是同一座山,只是换角度去爬而已。“他想在这个顶峰之上找到的是什么呢?我想无非就是美与爱,不会比这更多。”

 

这些年来,曾经捆绑在他身上的话题开始一一松绑。有人赞赏陈凯歌的坚持和天真,有人说终于看懂了《无极》,看到了“真正的探索精神”,“我们欠《无极》一个道歉”。



▵2005年12月7日,北京,《无极》拍片现场。陈凯歌、张柏芝

 

陈凯歌不置可否。他记得小时候家旁边有个寺庙,经常有僧人站在热闹的街边托钵化缘。不论是有人拿钱放进钵里,还是向他吐口水,他都坦然面对。“我就是那个托钵僧人。有了电影这样一个信仰,我忍辱、精进、不流于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说。

 

这有点像他每部电影都会出现的那个“牛X的傻子”。他仰慕这种人——不畏强权,不与社会妥协,不苟同于其他的污泥浊水。按陈凯歌的话说,无论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荆轲刺秦王》里的荆轲、《无极》里的昆仑,还是《赵氏孤儿》里的程婴、《道士下山》里的何安下、《妖猫传》里的白龙,都贯穿了一个信念:拒绝长大的孩子进入成人社会一定要遭罪,你可以妥协,但也许有人就干到底了。“我希望能够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记者反问他,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能成了这样的人,没准就不拍电影了,我就做大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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