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现在沉默大概是因为故事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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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程泉
当这个时代的年轻作家们正忙着搭建自己的大世界时，他却一头扎进了最世俗最细小的市井生活。
文 ✎ 何可人
编辑 ✎ 卜昌炯
65岁的金宇澄还在念念不忘那些已经消逝的老上海菜市场。“虹口三角地菜市场，上海人都知道⋯⋯20多个租界时代造的菜市场，全拆掉了⋯⋯可新建的菜场哪有旧的好看？”他对火星试验室说。
在他眼里，拆掉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审美。前段日子，他去同济大学建筑系作讲座，主题就叫“建筑的文学语境”。和大学生交流很通畅，金宇澄聊得尽兴。被推土机一点点推平的旧上海的日常，被他鲜活地还原。
石库门弄堂上的名牌、外滩情人墙的铁链子、南京路上的铁藜木、虹口三角地小菜场⋯⋯上海“爷叔”金宇澄，心里总记挂着那些一点点被抹去的旧上海细节。
▵老上海景象
在另一些事情上，他却是另一副态度 ——不响。他还记得一次到深圳办讲座的经历，活动结束，他听见背后有人大喊：“金老师，你的书我没看过，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我 ——文化大革命到底好还是不好？”回头一看，两位进书城吹冷气纳凉的老大爷追过来提问，语气铿锵，态度坚定。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他能做的唯有闷声不响，拉着主持人 ——直往外走。他有着上海人惯有的处世态度：不同意、不赞成但又不想明面上反对，最后习惯两个字 ——不响。
“我不喜欢逻辑性非常强的大历史，一直觉得旧式笔记那种八卦才特别，留有空白的想象，充满人性魅力。”金宇澄说。他不愿意对大历史作洪钟大吕式的评述，更喜欢用最世俗最细小的市井生活，完成对“大”、“崇高”和“意义”的反叛，正如把他推上茅盾文学奖颁奖台的长篇小说《繁花》。
“上海的清明上河图”
王家卫导演看了小说《繁花》，找到金宇澄，说：“这本书写的是我哥姐的事。”
▵《繁花》金宇澄著
王家卫出生在上海，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年纪和金宇澄接近。上世纪60年代，王家卫随父移居香港，哥哥姐姐出不来，留在了上海。至80年代回上海探亲前，王家卫对哥哥姐姐和家乡上海有一段完全隔绝的时期。
王家卫电影里常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上海旧影，如《阿飞正传》里张国荣养母张狂的眼角眉梢，或者《花样年华》张曼玉婉约的旗袍身段。《繁花》里六七十年代的场面，激活了他的上海情怀。
▵电影《花样年华》剧照
实际上，《繁花》与王家卫电影早已发生映照。2014年香港书展，金宇澄在与王家卫的对谈中说，“《阿飞正传》的结尾，就是《繁花》的开始。”
《繁花》开章第一段，金宇澄写道：“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清爽放入口袋，再摸出一副扑克牌细看，再摸出一副来⋯⋯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的，最阁楼。”
2011年5月10日上午11点42分，金宇澄在上海本地论坛弄堂网上，注册了ID—独上阁楼，用一句“呵呵，拜码头先”发了个帖，随后敲下小说的开头。
大半年后，金宇澄完成这个故事。3个上海男人阿宝、沪生和小毛，70多个女性“珠环翠绕”，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35万字的长篇，没一句心理描写，全由长长短短的对话和密集的故事情节，显现众声喧哗的上海。
2013年3月，《繁花》单行本出版，赞誉无数，并在两年后拿到茅盾文学奖。评委王春林说：“上海叙事，4个人的名字绕不过去—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和金宇澄。”
在许多外人的想象里，上海约等同于“大世界”、夜总会、大腿舞、旗袍⋯⋯金宇澄笔下，却是一个琐碎而真实的市井世界。“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一辈子没去过外滩。”“上海女人穿睡衣睡裤在路上走，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写这种。”
▵2009年5月，上海世博会，还原老上海情景的模特 图/视觉中国
王家卫把这个“上海女人穿睡衣睡裤在路上走”的故事形容为“上海的清明上河图”。2015年，他买下《繁花》的电影版权，决定把这部“上海密码”翻译成电影语言。
王家卫电影中的爱情从不赤裸炙热，充满若即若离的暧昧之感，就像恋爱中的梁朝伟、金城武，对肥皂和凤梨罐头絮絮叨叨说痴话。《繁花》中，男女之间的声色犬马，也带着混沌难明的游移。金宇澄的观点是：“写饮食男女们谈恋爱，不必真的谈爱，谈面包也是好的；如果谈灵魂，不必真谈灵魂，谈肉体也可以。”两厢果然投契。
曾有位北方作家看了《繁花》对金宇澄抱怨：“写的什么名堂啊，男女之间黏黏糊糊，像上海黄梅天那样。我们北方，男女关系要明亮得多啊，两个人，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嘛。哪有你们这么黏黏糊湖的，都看不出都是什么关系啊。”批判了一大堆，到最后却说：“想来想去，我还是想到上海来生活啊。”
金宇澄听得好笑。在他看来，大城市体现了一种暧昧，并因这种暧昧而丰富。《繁花》讲的正是尴尬和疑虑的状态，他相信读者可以意会，不涉及人物内心，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把自己最熟的事写出来，就可以了”
金宇澄“潜伏”在上海巨鹿路675号一栋楼里，至今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着编辑的工作。他的书桌旁，堆满了天南海北寄来的文学故事。
▵摄影/程泉
自小金宇澄觉得，作家很了不起，能懂得那么多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逼真地写出来。活了大半辈子，经历过无数事，也看过无数小说，金宇澄发现，“从没有彻底了解一个人像那些小说笔下的那样清晰”。
人原来是被小说骗了。那些“全知视角”的小说，传递出一个假讯，让天真的人们误以为一生所遇之人，都是可以被了解的，于是一辈子试图去了解他人，往往遍体鳞伤，仍不服气。文学的欺骗性正在于此。
悟到了这一点，金宇澄明白，小说家不是上帝，无法全知全能，“所熟悉的的范围，其实是很小的，你把自己最熟的事写出来，就可以了”。
曾有人问金宇澄：《繁花》所采用的传统话本元素、鸳鸯蝴蝶词汇等反启蒙意愿，追求“旧”的一种实验，也有“先锋文学的面影”，这一切是否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金宇澄“不响”，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反启蒙，究竟是好字眼还是坏字眼啊？”
1968年，16岁的金宇澄离开上海的家，到东北黑龙江农场插队务农。
▵1971年金宇澄（十九岁）与兄长金芒（二十岁，图右）在黑龙江嫩江农场
此地的前身是劳改农场，还剩一些刑满人员。有人给金宇澄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共合作”时期，两个要好的青岛大学毕业生，决心抗日救国，赴山西参军。到了报名处，年轻人排队走进一间大屋，左右两张桌子，一张国民党，一张共产党，不得选择，站在哪一桌，属于哪支队伍。他和最好的同学，就此分开。
再见面已是淮海战役后，成为国民党军队营长的年轻人打了败仗，成了共产党的战俘，几年后被押到某地开会。他抬头一看，发现主席台上坐着的，正是当年的同学。隔着人群，他们四目相对，无话可说。
散会后，勤务兵找到这位“战俘”，对他说了两句话：首长马上要调东北劳改农场工作，你要去就报名。这位战俘因此来到了东北的嫩江农场。但是老同学并没有帮他什么，没过多久就调走了，两人从此再无交集。
“人生道路，有时就这么狭窄和偶然，充满悲剧性，充满了宿命。”金宇澄感慨。
金宇澄还记得当年从上海到黑河途中看到的一件事。火车开到铁岭站时，短暂停车又慢慢启动。他靠车窗，见一个上海女知青在月台打水，见火车开动，赶紧拉住车门把手上车。但是把手上也拉着几个陌生的男生，她也许是不好意思，想跳回月台，换一个门再上。她跳了，却掉在了火车轮子和月台的夹缝里。火车紧急刹车，两个高中生下去把女学生拉出来。隔着车窗，金宇澄看见了她的伤口，大腿完全被压断，“没有出血，真是奇怪。而且她没有昏迷，大叫‘妈妈救命 ’”。
女孩被送走急救，火车载着青年们往北不回头。第二年，金宇澄听人说，那女孩当时被直升飞机送到沈阳治疗，之后成为了独腿的女生，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南市一个煤球店里上班。在苦寒之地，成为“二等公民”的青年们情不自禁地羡慕她运气真好，因为可以不用下乡了。“短短的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极端的经验，往往也有普遍意义。
▵摄影/程泉
几年中，金宇澄目睹青年人为了“病退回城”，动用无数“巧思”：背后贴一个小铁片，希望拍X片能拍出肺上有病；有人被怀疑故意让拖拉机轧断腿，或如金宇澄一个短篇小说的桥段，请来乡村医生接骨，有意接成瘸子；或主动去吃黄疸肝炎病人吃过的馒头，希望能被感染⋯⋯
金宇澄当时被诊断得了胃溃疡，这也可以是回城的理由。于是不少同伴请他顶替拍片子，以求“患”病回上海。一个月里，他顶着不同的人名，拍了四五张片子，直到被放射科一老太太医生提醒：“我如果举报，你就麻烦了，冒名顶替，破坏‘上山下乡’。你知道拍片就是‘吃’射线，一个月拍好几次，你不要命了？”
“每个青年人，可选择的路其实是非常窄的。”金宇澄说。
1976年，金宇澄回到上海，在里弄的钟表工厂做工。9年后，33岁的他在《萌芽》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失去的河流》，把记忆中松嫩平原颓唐、粗野、幼稚的知青故事写了下来。《失去的河流》收录在金宇澄1992年出版的小说集《迷夜》中。小说集的内容，同样大多取材于知青生活。
金宇澄把知青岁月记了下来，但他没有成为那个年代流行的知青作家。相反，他强烈抵抗着知青的身份。回到上海后，他没有像一些同路人一样，激昂地凭吊这两个字代表的跎蹉岁月和远逝的青春。他“不响”，不参加任何纪念知青的活动。
▵瓦片温热，黄浦江船鸣。 ——金宇澄为《繁花》画的插画
60岁那年，他在《繁花》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慨：“一场革命，有一批牺牲品，革命一场接一场，牺牲品一批压一批，有的人是牺牲，有的人是牺牲品。”
“我现在沉默大概是因为故事太多”
金宇澄在朋友圈分享了好几首旧歌 ——《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银梭》《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他解释，并不是喜欢这些歌，而是发现它们会促发对旧年代的回顾。
“那时的社会，只能产生那样的曲子，效果当然是恍如隔世，却生动异常。”金宇澄说。
最近，几位80后对50后的金宇澄发牢骚，说感觉一点希望都没了，“你们当时还有所谓理想，我们现在就是还房贷，压得气也喘不过来”。
金宇澄不打诳语 ——比如说“你们人生会很宽广”之类，老老实实回答：“没办法，只能说，和我的上一代人、我父亲这一代人、祖父母那代人去比，还算是幸运。”
都说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金宇澄却觉得每个青年人可选择的路其实是非常窄的，“所谓理想，是很能骗人的”。
2013年，金宇澄的父亲去世，享年94岁。他在母亲的帮助下，看到父亲遗留的文字影像，回望父辈的人生。
▵1948年金宇澄父亲所摄太湖照片及背后小诗
金宇澄母亲是上海人 ——出身于银楼的小姐，在复旦大学读中文 ——她的前半生，有着旧上海短暂的静好。父亲是苏州黎里镇破落家庭出身的少爷，受苏俄思想和文学影响，曾有望成为作家，却因国难，投身抗战烽火。
上海沦陷时期，金父明面上任《先导》杂志编辑，实为中共的情报人员，最上级领导是潘汉年。
1942年，因著名的“佐尔格案”的连锁效应，一部分中共上海情报人员暴露，父亲被日军逮捕。“老虎凳什么（苦）都吃过”后，父亲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7年。
听闻儿子被捕，祖父颇费周折地筹钱从黎里赶到杭州探监。父子俩四目相对，沉默半晌，父亲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倷戆伐（你傻啊）？”老人回到黎里后便卧床不起，很快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在狱中，父亲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出狱后，他继续衣着考究地在上海的各个咖啡馆里寻找接头人。
1945年抗战胜利，金宇澄父母在上海相识，后成家，生下3个孩子。1951年生大儿子时，母亲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便给孩子起名“芒芒”（忙忙）；次年生二儿子时，产程顺利，孩子便得名“舒舒”。
▵金宇澄全家福 ，右下为金宇澄
1949年后，金父因“潘杨案件”牵连，祸患踵至，经受了二十几年政治审查。一家人也连同时代一起沉浮。“文革”中，父亲用毛泽东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给二儿子金舒舒改了名，从此“金舒舒”成为“金宇澄”。
晚年，这位曾经的抗日志士，一切终归于平静。曾经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今在电视机里看见“抗日剧”，只剩了一瞥的冷淡。在步入老境后，他专心伏在《廿四史》前，用放大镜观看久远的过去。
去世前3年，老人写下笔记，感慨“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问书书不语，自问又不能自答”。
金宇澄觉得，父亲运命无定、幽明互印的一生，令人不胜扼腕，有着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寻常”。
他将父辈一生录成一册《回望》。2017年1月，《回望》出版。在最后一节《我们回望》中，金宇澄写道：“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回望》的新书发布会上，金宇澄作为场面上的主角，有点紧张。人们对目的和意义的追问，让他想躲避。“年轻时候总喜欢说很多话，每件事都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后遇见的人越来越多，故事也越来越多，讲也讲不完。年轻时如果沉默是因为我没故事，我现在沉默大概是因为故事太多。”
▵《回望》金宇澄著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对“细部”的观察以文字书写出来？金宇澄觉得这是时代的集体谜语：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有时候只能任凭时代推着前进或转弯。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他说，“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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