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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破烂儿,也有江湖

火星作者 火星试验室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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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平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发生在1996年的一个星期三。当时,他作为“大哥”,受邀参加“丐帮”大会。会议地点就在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那天早上,饭店门口聚集了2000多个拾荒者,把经理吓坏了,王维平赶到现场,安抚说,“别害怕,都是来找我的,我是市政府的。”




文 ✎ 张文政

编辑 ✎ 容与

图 ▢ 视觉中国


在北京东五环和东六环的乡间,有一块总面积超过2.6万平方米的“废墟”。


数以吨计的纸箱、泡沫板、饮料瓶、金属玻璃制品,堆垒成大大小小的高山,夹杂其中的,是被抛弃的衣橱、拆掉的木门,重型卡车、轻型货车、座椅被拆掉的小型面包车和人力三轮车穿梭来去,在轮胎卷起的尘土中,交易快速而频密地进行。


一个关于“废墟”的段子说:在村里,走上100米,抹把脸,白纸巾就会变成灰色。


这里是北京上千种垃圾离开前停留的最后一站,也是外表光鲜的帝都背后隐秘的帝国。尽管地处城市边缘,集纳的都是日常弃物,却呈现一种奇异的蓬勃的商业景观。


在北京,这样的垃圾集散地尚有若干个,其中由政府规划建成的屈指可数,多数是占地面积小、在近郊村落临时形成的“隐形”废墟,因暧昧的背景关系或打擦边球的营运资质,默不声张。


▵北京郊区一个垃圾集散地,拾荒者们在整理可回收材料


如果把垃圾的流向比作河流,垃圾集散地即是河网交汇处,上游零散的拾荒者、“二道贩子”和社区回收网点,把经挑捡、分类的垃圾,卖到垃圾集散地,集散地的坐商再经详细分类、打包后,运送到下游的塑料加工厂、冶金厂、造纸厂等,再生利用。

 

这也带来一种悖论。在消费端,我们的科技已支持依靠互联网甚至人工智能所创造的“一键下单”,但面对消费的结果时,依然在持续千万只手人工挑挑捡捡的原始方式。即便如此,也只能完成城市垃圾总量的三分之一。据统计,2017 年北京共产生生活垃圾约900万吨,平均每天 2.5 万吨。这个行业,最多时容纳了30万的从业者。


人在生存面前,从来没有聪明笨拙之分


民间回收体系的从业人员被喻作“野战军”,又称“丐帮”,对应的是市政环卫体系,即“正规军”,两者一度并存。


“正规军”的主力,曾是自毛泽东时代组建的国营单位“北京市废品回收公司”,当时,下辖两千多个驻扎在社区的回收站。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后,开始出现零散的民间拾荒者。据粗略统计,1997年时,北京约有8.2万人的民间拾荒者。


▵纪录片《垃圾回收梦》视频截图


千禧年后,“消费就是为了丢弃”成为社会风气,而国家体制改革背景下,国营回收单位逐渐压缩业务,仅保留了垄断性的重型金属的回收,“野战军”开始攻城略地。到2014年,民间回收体系已有接近30万人,是为顶峰。


四川巴中人杜茂献,是30多年前最早的北京拾荒先驱。

 

1987年的冬天,杜茂献和同乡许继财二人从四川跑到北京,住在北京丰台的一座粪库里。他们找到当时在市环卫局管理垃圾填埋场的王维平,诉苦说,老家太穷了,想在北京捡垃圾维生。


王维平当即写了个条子,内容大概是:让他们进场捡垃圾,我同意。


“我想得很简单,你捡垃圾,捡得越多越好,”王维平如今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他向火星试验室讲述这一改变了许多人命运决定的初衷,“当时,我们一吨垃圾,从收集到运输、处理,需要157块钱,你捡得多了,我们不就省钱又省事了吗?”


杜茂献和许继财从家乡拉来500多亲友,用铁皮、碎砖和木头,在当时的丰台义和垃圾填埋场围墙内侧盖了一圈儿“狗窝”,只一米多高,人钻进去睡觉。这500多人很快分成了塑料、金属、玻璃、纸包装、鞋底胶皮、碎砖头等专门的组,“垃圾车一来一卸,扑上去就抢”。


▵当运垃圾车刚把垃圾卸下,人们便会一拥而上,纷纷争抢


即便捡废品,也能练就一手本领。王维平向火星试验室感慨,“(他们)用手一摸,就能把这塑料分成一百多种,聚酯的、聚丙的、聚乙的、单色的、双色的、无色的、硬塑料、软塑料……人呢,在生存面前,从来没有聪明笨拙之分。”


凭借同王维平的支持,杜茂献带领他的“四川帮”在北京立足,并陆续进入各个垃圾填埋场。杜茂献和初到北京拾荒的人,都感激地把王维平称为“大哥”。


杜茂献自然成了“四川帮”的头儿。据王维平了解,当时在垃圾填埋场捡拾垃圾的人,平均每人每月收入1500元,每人要拿出500元“孝敬”杜茂献。“为什么?他说:‘我给你们找到了职业,也给你们找到了在北京的落脚之处’”。


王维平听说,在顶峰时,杜茂献一个月进账达20多万元。“发财了以后,离婚、赌博……什么都干,还养了一批打手,叫 ‘飞虎队’,后来又扩大了地盘。杨澜采访了(他)一次,他制作成光盘,一千多盘,(见人)老发。”


北京饭店里的“丐帮”大会



90年代中期,王维平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来后,发现北京已有近十万拾荒大军。

 

拾荒看似简单,却因门槛不高,而形成极强的竞争关系。学者周大鸣曾做过垃圾场上的空间政治研究。他认为,关系、财富和个人品质,是衡量拾荒老板竞争力的3项主要指标。他在一篇论文中描述:“一个成功的拾荒老板不仅需要与政府部门的 ‘硬’关系,也需要得到普通拾荒者的支持。有一批忠诚、熟练的 ‘工人’在垃圾场高效率地工作,能够为拾荒老板带来更多的人气、声望和财富。”


▵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段,首钢回收废弃铁路现场,拾荒者在寻觅枕木钢板


北京这十万拾荒大军,自然而然,依省份不同组成帮派,不断争夺地盘,导致口角械斗不断。王维平从杜茂献那里听说,这些帮派争斗,一年最少死六七十个人。市公安局也向王维平透露了另一个数字,北京当时的刑事案件中,有72%是这些人干的。


王维平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发生在1996年的一个星期三。当时,他作为“大哥”,受邀参加“丐帮”大会。会议地点就在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那天早上,饭店门口聚集了2000多个拾荒者,把经理吓坏了,王维平赶到现场,安抚说,“别害怕,都是来找我的,我是市政府的。”


他回身儿冲这一帮人说,“就帮主一人进来,不许带保镖,其他人马上散开!”


北京饭店的一桌宴席上,算上王维平,总共坐了14个人。


王维平向火星试验室回忆,“川帮的先站起来了,说, ‘我们今天表个态。我们是京城最大的一帮,我们听大哥的,原因有三。第一,当初我们起家都是靠他写的条子;第二,城管归他们单位管;第三,他管垃圾。所以,我们都听他的。’”其余帮派也都表态支持。


由此,王维平立下不成文的规矩:四川人只许捡垃圾,包括小区垃圾桶、垃圾转运站、填埋厂、处理厂;河南人只许收废品;河北人不许进四环,在四环路外交易、接应;规模最小的江苏人搞地沟油……



这也形成了至今的北京拾荒格局:在垃圾填埋场、垃圾楼、中转站等捡拾垃圾的主要是四川人,在社区、街道以及公共场所回收废品的以河南人居多。这两个人群中拥有话语权的人物分别是承包垃圾填埋场和垃圾集散地的老板。

 

当时,四川帮号称有57000人,河南帮号称有14000人,现如今,四川帮萎缩,河南帮成为最大的一帮。


王维平用昔日的江湖话术描述的这群人和这段20年前的往事,如今已难觅踪迹。关于杜茂献,可以寻觅的最近一条消息是2011年,他在江苏南京、苏州承包了两座垃圾场。


长期跟踪研究废品回收体系的陈立雯表示,“我不太清楚早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王维平)只是这么说,但是我问过很多人,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人的,也就是说,我不太清楚王维平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陈立雯更倾向认为,拾荒的江湖与帮派的分工,是在市场规律下自然形成的。


至于早年间的械斗,一位从业者说,听说是有的。“现在为什么不打了?法治社会了嘛。”


拾荒食物链


拾荒江湖有句顺口溜: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是最引人妒羡的食物链顶端生物。


▵北京,拾荒者骑着三轮车在市区的大道上寻找废旧物品


据王维平介绍,民间回收体系的下游流向,有更细致的分工,“金属运霸县,塑料运文安县,纸类包装运保定,鞋底胶皮运定州,玻璃运邯郸”。这背后是河北各市县产业集聚效应。受近年治理大气污染的影响,河北大量作坊式企业被关停,受创的也包括废品再利用产业。


“下游收的少了,价格就会下跌。”已从事十余年废品回收的王超说。


2003年,河南信阳固始县人王超从中学辍学到京,彼时,他父亲和亲戚在这里从事废品回收已有10多年。刚到北京,王超跟着同乡蹬着三轮走街串巷,学习怎么做回收分类,一个月后,他在一处垃圾集散地租下一个摊位,成为专门回收塑料的坐商。


行业前景发生改变,很多像王超一样的集散地坐商,不得不转向通过环评的大企业,或将回收物运到山西、安徽、江苏等更远的省份寻找合作者,随之而来是运输成本的增加。


下游收购市价的起伏,顺着交易链条一环一环地波动和显现,一般每个环节的交易加价幅度在10%左右,最终影响到最上游的拾荒者或沿街收购者。


▵纪录片《垃圾回收梦》视频截图


以八家村一带的“河南村”为例,“散跑”或“游商”没有固定的收购地点,属于等级关系里收入最低者,“看楼的”常年据守一个社区、机关大院或商场、工地等地,收入稍高于前者,这当中也分“肥点”和“瘦点”两级,比如日常消费水平较低的社区,就属于“瘦点”。


比“看楼的”再高一级,则是分布在垃圾集散地的货场主或坐商,这其中,又分废品回收点或较小的货场主之类的“二道贩子”,和较大的货场主。王超就算是较大的货场主。经过十余年经营,他在昌平和海淀同时经营着多处坐商摊位。


货场主之上,是集散地的经营者,再往上,则是下游从事废品再利用的企业主。


最上游的拾荒者通过打点饭店、商场的基层管理人员,获得固定的“地盘”;违规收购工业废金属的人,用礼金与行业内有关系的人交换证照许可;村干部会向垃圾集散地的老板透露清查行动的情报;坐商凭借让渡利益分成,与下游废品再回收企业的会计等人员建立关系,后者允诺为其提供优先收货、结清货款的特权……


这一套生意链条,全凭关系和信用,隐秘又稳定。


好日子过去了



但如今,无论处于食物链的哪一级,都要面对更强大的、来自体系之外的力量。


一个阳光强烈的下午,河南周口沈丘县的牛师傅坐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的马路牙子上乘凉,属于他的一辆漆了银漆的三轮车靠着粗壮的梧桐,侧着停在行人道上,旁边是某家快递员经改装的厢型电动三轮,每隔10分钟,就有一位同行从他面前蹬着车路过。


靠回收纸类包装卖到垃圾集散地,牛师傅每个月能赚3000元。但在10多年前,这个数字是少则8000、多则1万。



除此以外,牛师傅还清楚周边所有物价的变迁。他告诉火星试验室,旁边小区的老房子,目前每平米单价13万,某家饭馆的啤酒,价格从十多年前1块5,涨到今天的每瓶八块。


业内人士都认为,2003年,施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法》被废止,客观上使北京的民间回收体系进入历史上最稳定的10年。


陈立雯花了9年时间跟踪、访谈北京的拾荒人群,写下《垃圾回收四十年》系列长文。她对火星试验室总结:“北京的拾荒者大概经历了3个历史阶段:2003年前,很不稳定,经常有被遣送的危险;2003年到2012年,一方面,(交易)量在增长,另一方面,生存环境比较宽松,可以像正常的生意人一样去做,非常稳定;2012年之后,城市规划调整,经济环境也开始下滑,生存空间又开始被压缩。”


2014年,北京出台《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名录》,再生物资回收和批发被列入禁止新建和扩建行列。


2016年11月1日,北京宣布要疏解非首都城市功能。


2017年,一系列“拆违”、“环境综合整治”、“治理 ‘散乱污’”、“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背景下的“停工令”、“11·18”大兴火灾之后的“清退”等市政行动、大型政治活动庆典期间对拾荒人员的管制一一展开。


在过去一年间,坐商王超因原有集散地拆迁,“工作地点”先后迁址4次。日常在二环周围骑着三轮车回收废品的安徽人王师傅,也向火星试验室讲述,平房越来越不好找了。


北京的民间回收体系在一系列政策的挤压下收缩明显。尽管他们仍在展示韧性:一处集散地遭到拆迁,他们就再找一家新的。


▵北京,北五环外的昌平区东小口村一带曾是京城著名的“垃圾村”,最鼎盛时有大约3万人在这里从事垃圾回收产业


但这意味着,集散地有减无增,摊位费只会更高,随之而来的焦虑还有:原来建立起的交易链条被打散,上下游关系需要重建,搬迁的成本,以及随迁子女面临转学等问题。


在新的风暴中,早年那些建立在地域性、利益关系上、秘而不宣的权力寻租,多已不复存在。庇护失去了,基于同乡的地缘关系大多瓦解,化整为零,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散兵游勇。


一个明显事实是,民间回收体系的从业人群规模已进入负增长状态。“这几年的思路是 ‘两网融合’,”陈立雯对火星试验室介绍说,两网,即基于环卫体系的环境卫生网,和再生资源回收网,“两网融合”是政府为解决城市废物处理的解决办法,但“老是喊,还没有特别实质性的、现实的举措”。2017年,曾有政府官员问陈立雯,能否参与做一个北京市废品回收体系的摸底,但那次的先期沟通后,对方再没出现。


根据长期的田野调查,陈立雯估算,2016年,大约已有近一半的人离开了这个行业,截至2017年底,尚留在北京的拾荒人群已不足10万。相比二十0年前“丐帮”繁荣的时期,近年来,由于生存成本的提高、经济下滑和下游产业的萎缩,拾荒者并没有获利多少。“有一少部分人挣到钱了,但是90%以上的人,只是一种维持生计的状态。”陈立雯说。


▵拾荒者拉着捡拾的几大麻袋空饮料瓶行走在长安街头


还有人关心垃圾吗?



2009年,北京曾爆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垃圾焚烧厂争端。一部分居民反对在住宅区附近筹建垃圾焚烧厂,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并不会产生污染,而以北京的城市和人口扩张速度,如不制定对垃圾处理的长期计划,终有一日会被垃圾淹没。


那也是近年来,这个大城市最关注垃圾处理产业的一次。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王维平,因始终站在支持垃圾焚烧的一线,遭到恐吓。他说,收到过装有一颗子弹的信封,还有人寄给他一把带血的菜刀。他去录节目现场,公开与异见者对峙,街上几百人拉着横幅要“打倒王焚烧”。


他向杜茂献的哥哥杜茂洲寻求支持。

 

“我把杜茂洲给叫来了,我以为他能够支持这个事儿,杜茂洲当我的面儿说得很好,一进演播室,马上反目,我本来指望丐帮能支持我一下,我把他们带进央视,带到‘一虎一席谈’,我当时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没有。”重提往事,王维平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怒斥杜茂洲“背信弃义”。


很多事,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王维平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按相关条例规定,他可以在70岁或75岁退休。他如今更乐意早点退,“我有孩子,有孙子”。


▵王维平


星散的拾荒者,靠着一点点安全感,维持着现状。


来自河南信阳固始县、住在白塔寺附近平房的马师傅在受访时透露,他之所以还能住在二环以里、未遭驱逐,是因为“有人扛着”,一旦失去了这重保护,他便会离开。


34岁的河南人叶先茂在昌平回收冰箱和空调。5年多前,叶先茂在固始县城买了一套单价4000元、130平方米的房子,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当地读小学,由他父母照看,出于对以后各项花销的恐惧,他说他还要继续干下去,攒下足够的积蓄。


他想过,如果不干这行了,他就跟几个在北京的表弟去做汽配销售,或是回到省会郑州,开一家家电销售和维修门店,相比于“累”,他更难承受此刻疲于奔命的焦虑感。


已经搬迁四次的王超,也几乎无法承受这种漂泊。他说,每次都是从张贴的公告或集散地老板那里获知要搬走的通知,有的限期一个月,有的只给两三天。


关注了一辈子“垃圾”的王维平,最近刚刚做了一项统计:“2016年以前,我们每年的垃圾增长率平均是1.3%,但是到了2016年,突然增长了11%。”他认为,快递业兴起,消费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拾荒队伍的萎缩,共同成就了这个迅猛增长。


尽管如此,据他估算,2016年,经民间回收体系运往河北的废品总量,仍然与进了垃圾处理厂的垃圾总量相当,“也就是说,没有这支正在萎缩的拾荒者队伍,我们的垃圾处理量就要多一倍,我们将为此多付出数亿元垃圾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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