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两代计生员 国策下的人生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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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为迁善小区办公室对外来务工人员查验《婚育证明》
在历史的各个节点上，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随时代的脉动跌宕浮沉，只是无人自知。
文 ✎ 韩茹雪
编辑 ✎ 容与
图 ▢ 视觉中国
见到季方珍，是在一场骤雨过后。
麦田积了水。76岁的老人，正把一棵棵倒伏的麦苗从泥水里捞出来，认认真真地扶正，顺带一把揪掉杂草。
她穿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暗色外套，带着垫肩，小臂上戴着套袖。虽已头发花白，她在麦田里仍然手脚利落，行动迅捷，好像越做越有力气。
她被街里街坊称为“季主任”。从季方珍1964年就任江苏如东县岔河镇土山村妇女主任起，这个称呼跟了她半个世纪。
“最有权力的女人”
在如东岔河镇乃至整个如东，季方珍声名赫赫。火星试验室寻访她时，一提“季方珍”，镇上居民中好多人都立刻说“知道知道”，热心指路。
季方珍是当地最早一批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妈妈。
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刚提出“一对夫妇一对孩，三个孩子多一点”的口号，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初显。
那之前，国家的号召还是多生孩子。莫言在《蛙》中描述：“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
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思想。但江苏如东计划生育政策一出，初中毕业、只生了一个女儿的土山村妇女主任季方珍，不顾家族的反对，带头做了结扎手术。
女儿还没有断奶，季方珍就参加了县市组织的计划生育宣讲团，以切身体会在县内外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宣讲最远到过离家两百多公里的南京六合农村。
据《如东日报》记载，季方珍的宣讲，“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效应”。1972年，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栗秀珍到如东来视察工作，亲自接见了季方珍，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以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开始实行严格一孩生育政策，专门的计生队伍建立。到了基层，在现成的组织结构内，妇女主任成了村里的“计生员”，是每个村里分管计划生育的实际负责人。
土山村村民刘福林说，那时的季方珍，是土山村“最有权力的女人”，管理着村里人最看重的传宗接代大事。
和季方珍同时期的计生工作者，声誉不能算好。为完成计划生育指标而出现的执法失范案例，不少见诸媒体报道：把超生家庭的粮食搬空、家什砸烂；强制堕胎、强制节育引发暴力冲突，跨省抓捕“超生游击队”等。
但在季方珍这里，一件都没出现过。几十年之后，村里人还会说，季主任“心肠好”。
把一般人眼里“逼人打胎”的角色做到这个份儿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年，从土山村到岔北医院的八里路，留下了她无数道自行车辙痕。几乎每年，她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带着村里“额外”怀孕的妇女，奔医院去做引产手术。村民们记得，有一年送了50多个怀孕妇女过去。
今年72岁的土山村村民李德旺有一个独子，是1977年出生的。他告诉火星试验室，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怀上二胎会被要求终止妊娠。
李德旺夫妇俩怀上二胎后，最初想着，躲过去，就能生下来。但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怀孕4个多月时，村里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发现了情况，报告给了季方珍。
季方珍到了李德旺家里坐下，和颜悦色地帮他算账，“生二胎是要罚钱的，按政策规定得交四五千块钱”。当时的李德旺夫妻都在生产队，一年家里总共也就能挣200块钱，家里积蓄全部加起来也就四五百块。
那是一个春天，衣衫轻薄，李德旺却越听心里越沉重。他的妻子在一边哭，俩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孩子“留不住了”。
又拖了十来天，季方珍又一次来到李德旺家里，用自己的自行车，驮上李德旺的妻子，送到了岔北医院。
季方珍在村民眼里是个讲理的人。干脆利落，但不硬来，总是尝试讲道理说服人。加上江苏如东推行计划生育在全国都是早的，差不多十年时间，当地人的头脑里“计划”“不超生”已经渐渐生根。他们尊重季主任的权力，也适应了只生一胎的政策。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当时，全国只有10地获此称号。如东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计生红旗县。
那是计划生育为国策的时代，也是季方珍的黄金时代。她工作努力，成效显著。接近季方珍的人对火星试验室回忆说，“本人赶巧是独生子女（妈妈），在当时吃香，被地方干部捧起来了”。
1983年至1988年，季方珍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成为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是如东县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直到2005年，季方珍退休，光环仍在。《如东日报》2010年3月4日刊载的《六十年见证人口变迁》中，她总结自己的职业：“我把一生交给了计生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事业，我没有遗憾！”
“就是想把我写坏”
然而现在，季方珍拒绝谈及“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事业”。面对火星试验室的采访，她亲自下厨做饭菜招待，热情闲聊，但一提计生，就立刻翻脸。
她如今的日子，在和街坊打牌、侍弄麦田中消磨。她的生活，曾经和外面宏大的世界息息相关，现在好像毫无关联。和普通农妇唯一的不同，是她自费订阅了一份《工人日报》，每天仔仔细细从头读到尾。
看似平顺的生活里，有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
“反正就是想把我写坏。”季方珍这样判断媒体对她的关注。
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全面二孩时代来临，季方珍生命里，最有意义也给她带来最多尊敬最大荣耀的事情，好像突然变成了徒劳无功。对于国家，这是历史的转折和选择；对于个人，那个世界倒塌了。没有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由于她计生明星的身份，四世同堂三代单传的家庭结构，和如东“国家计生红旗县”老龄化严重的背景，季方珍成为躲都躲不过去的报道对象。
她提到，此前有媒体写自己“一家六口，至今挤在两间平房里”，特别愤怒。她家明明是一幢二层小楼，有七八个房间可以住人，季方珍说“这是抹黑我们如东”。
▵季方珍居住的岔河镇土山村 图/韩茹雪
季家的客厅有个一人多高的白色玻璃柜，正对门口，里面摆放着绿植、红酒、飞机模型。季方珍职业生涯中“数不过来”的荣誉证书、奖状，没有一样在这里示人。
曾经奋力书写的辉煌被时代揉皱，消耗，甚至霉变了。季方珍不想再提往事，“那些和我都没关系了。”
但当记者提出，如东档案局有一份对她的个人介绍，季方珍表示想看看。她两只手托着手机，遇到看不清或需要滑动页面时，她会微微示意请求帮忙。她把这份对自己的介绍，从头到尾、原原本本看完。
季方珍告诉火星试验室，她并不是专门的计生干部。她的工作单位是妇联，后来到了人事部分，最后是从纪检部门退休的。退休工资每个月5000多元，足够安度晚年。
她介绍说，基层计生队伍多的是像她一样的“计生员”——事实上，她们并不计生系统的编制里，却分管计生工作。
火星试验室问她：“当年受表彰带大红花吗？”季方珍眼睛里有微微的笑意散开，却没有答话。
“让生也不生了”
季方珍家的独特意义在于，这个当年的计生标兵，她的独生女张季红，如今也负责计生工作，但工作内容已截然不同。
张季红现在是如东县岔河镇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站长。相较于季方珍那一代以“不让生”为主要工作内容，计生工作到了张季红这一代，变成了“劝生”：向育龄妇女普及现行的生育政策和各种优惠，劝大家生二胎。
“但你让人家生，人家也不一定生，我们都是以宣传服务为主，生孩子自主性强，跟以前计划生育指标不一样了。”如东县计生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火星试验室。
▵内江市市中区龙门镇白方路，不同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岔河镇计生站的工作人员配置是3人。一连三天，站长张季红都去执行治理污染任务，她的办公室大门紧闭。
相比过去的“不让生”，如今“劝人生”难度更大，怀孕、生产、生下来得照看，还要考虑上学等一系列事情，而且无法像禁止多生一样去“监督”。所以，这一代计生员多只能张贴宣传海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进行普遍式的宣传。
“计生红旗县”在这方面也走在前列。2014年3月28日，江苏正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如东在此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单独二孩”的审批工作，计划将再生育一孩的审批时限由45天压缩至20天。
56岁的李桂兰和季方珍住在一条街上。1990年李桂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来得早了4个月。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生育二胎至少间隔5年，在电子器材工厂上班的她去做了引产，因为“不打胎会被开除”。
她1992年才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儿子还没结婚，女儿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也不打算再要二胎了，“让生也不生了，多养个孩子压力太大。”李桂兰说。
年轻一代中，少子化的生育文化已经形成。放开“单独二孩”的2014年，如东县卫计委对全县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逾2.8万对夫妻进行统计，有生育意愿的仅有11.6%。
而从2014年3月单独二孩实施到2015年10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如东全县共审批单独二孩申请193件，选择生二孩的夫妇不到0.69%。
2017年末，如东县常住人口出生率6.83‰，人口死亡率8.72‰，人口自然增长率－1.89‰。
与岔河镇相邻的掘港镇计生站，大门紧闭，玻璃门上贴了告知“计生站已撤销”，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日。
门口两侧分别挂着醒目的黑字长牌，一侧是“如东县掘港镇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另一侧是“如东县掘港镇世代服务中心”，一把锁，锁在中间。
这里原本有1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为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做B超和引产手术，同时负责独生子女补贴落实、生育宣传登记等。在倡导独生子女时期，这里人流如梭。
如今，掘港镇的计生工作已转交给镇卫计办的4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是生育登记、惠民政策（如独生子女补贴）办理以及宣传。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的卫计办顾主任告诉火星试验室，掘港镇计生站原来“做b超什么的，人可多了”，政策变化后，原来的计生人员分散到了镇一级事业单位的其他部分。
“来一个政策我执行，执行得好我有错吗？”
同样冷清的，还有如东县卫计委办公室。“计生办（现改名为“卫计办”）没人了。”县卫计委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县一级真正做计生工作的只有两个科室，总共4个人，“事情没有那么多了”。
卫计委位于如东行政中心12层，是最高层。往外看去，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行人不多，街上最常见的是三三两两的老者。而在季方珍劳作的更广阔的如东乡村，田间地头也多是蹒跚老者。
如东谋求发展。“掘港新城 活力高新 创业福地”的宣传条幅遍布县城环道。而在计划生育年代，公路边上高高矗立的是“全国计生红旗单位”宣传牌。
▵如东县城原来立有“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牌子的道路，如今被新的标语取代 图/韩茹雪
对如东来说，过往的辉煌，是不愿提及却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2014年，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在“计生红旗县”的殊荣之后，再次高频走进大众视野的如东，成为一个过去时代的标本，并在之后的几年间，被一次次地解剖和分析，成为对计生政策反思的典型。
“我的内心是抗拒的，（如东）不需要再有这方面的宣传了。”如东县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不希望采访计生话题。
他告诉火星试验室，打开网络搜索“如东”，排在前列的都是“计划生育”、“老龄化”等标签，他认为，如东有更多值得报道的内容，“别抹黑如东”。
但现实又无法辨白。如东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早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17年。如东，则是南通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
据如东统计年鉴，2017年末，如东60岁以上人口有32.9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33%。国际通例，一个国家或地区，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7%时，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如东的村落静悄悄，道路上鲜少见到行人，田间多是沉默的老人在劳作。纺织、健身器械制造、成衣加工等工厂散落在如东，工人们大多在40岁以上。
▵江苏如通，探访中国人口老龄化比重最高的如东县，曹埠镇敬老院的老人们 图/视觉中国
计划生育30多年来，据当地官方保守统计，全县少生近50万人。
“来一个政策我执行，执行得好我有错吗？”如东县计生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达了他的困惑。
不过，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知名人口学家周长洪告诉火星试验室，老龄化的第一个原因，不是计划生育，而是寿命延长。
联合国人口司曾在《年度人口发展报告》中提出，老龄化是值得拥抱和欢呼的。长命百岁本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随之而来的巨大社会挑战不容轻忽。
同时，生育率降低，使老年人比例相对上升，间接推动、加速了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是两者并存的作用结果，所以压力尤其大。
▵纪录片《养老中国》视频截图
季方珍一家六口，上有90多岁的老母亲，季方珍和丈夫都已年过70，和独生女儿、上门女婿以及独生外孙一起生活。
家里唯一的年轻人是大学毕业两年的外孙。他在南通念完大学后留在那里工作，但不久后就回到了老家土山村，在离家一里地左右的工厂做财务工作。
他提到，本科毕业前曾想过去国外念书，但最终作罢。讲这话时，他正站在家门口，院子里三位老人在忙碌，他们的年纪加起来有250岁了。
这个男孩并不畏惧自己面临的养老压力，他说，“身边大家都这样，没什么特别的压力”。
2018年3月27日，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挂牌，正式取代了卫计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自此退出历史舞台。从计生委到卫计委再到卫健部，全国的计生系统自上而下调整适应着社会发展。
如东县这次没能紧跟时代步伐。岔河镇计生机构门外挂的仍然是“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计生站）”的牌子，掘港镇计生办事处的门口挂着“计生办”的标识。“听说上面已经改名叫卫健部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牌子）。”工作人员表示。
▵原如东县掘港镇计生站大门 图/韩茹雪
2018年7月中旬，辽宁传来生育政策新的探索：生育二孩由家庭自主安排，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福林、李德旺、李桂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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