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像杨绛一样的“先生”，也是穿裙子的“士”。如今93岁的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在当今中国，
像杨绛一样，
能被称为“先生”的女性没有几个，
她便是其中之一。
她站在那里，
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朗读者》节目组想请叶嘉莹上节目，
但93岁的老先生想了想，
没答应。
她说想学习杨绛先生，
把自己“关”起来。
她的“关”不是为了幽居与隐逸，
而是为了皓首著书，鹤发授课，
也是为了把古体诗词的火种传下去。
环环还记得，与叶先生初相见时，
心头真是一惊：
这就是叶先生？
如此瘦而小，背微弓，脚微颤，
由二楼的书房下来，
年轻的保安小心翼翼相扶，
如同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
可一旦叶先生上了讲台，
却陡然惊艳。
有人安排说：“您坐着说吧。”
她微笑着摇头：
“我从1945年教中学开始，就是站着讲课。”
一个小时课站下来，
没有一丝左摇右晃，
气息柔弱但声音婉转，
她就那么站在讲台上，
极瘦弱的身子却有极坚韧的力量，
仿佛就像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大家族，
本姓叶赫那拉，
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
因为家里都是读书人，
父亲也早早请来了姨母给她做家庭教师，
她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
曾有传言说她接受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
叶嘉莹笑笑说其实也没这么明确的口号，
只是相比于一般人家多了些礼数。
读初中二年级时，
北京被日本人占领，
她的父亲跟随当时的政府向南撤退，
家里的生活质量也急转直下。
叶嘉莹整年里吃不到白米白面，
只能吃一种混合面。
“酸酸臭臭的、
很干很粗糙的渣滓，
老舍《四世同堂》里，
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
但叶嘉莹没有怨言，
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17岁的叶嘉莹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变故。
她的母亲因为肿瘤手术引发败血症去世，
父亲又远在南方失去了消息，
身为家里的长女，
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
听钉子钉在棺椁上的声音，
悲痛欲绝地写下《哭母诗八首》。
“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叶嘉莹
好在当时有亲戚的关照，
她还是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
在这里，她遇到了恩师顾随先生。
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
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
毕业后，她还经常跑回去听顾先生讲课，
赶上什么听什么。
后来辗转台湾、美国、加拿大，
她把什么都丢了，
唯有几大本听课笔记始终带在身边。
后来，她把这些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
一起整理成书。
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高柳鸣蝉怨未休，倏惊摇落动新愁。
云凝墨色仍将雨，树有商声已是秋……”
——叶嘉莹1943年与顾随先生及同班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合影。顾先生后右侧一是叶先生。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
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
“让念书，也就念了。
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
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
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
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
外面穿一个布做的长衫。
因为骑车，
时间一长后面的衣服就磨破了，
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
“只要我讲课讲得好，
学生对我一样尊敬。”
她之所以有这种信念，
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
“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
“士”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
即便一无所有，
内心仍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在旧家庭长大的叶嘉莹，
自认比较古板、保守。
上大学时，她很少同男生讲话，
有男生给她写信，她也从来没有回过。
后来，叶嘉莹的一位老师很喜欢她，
便把自己的堂弟赵钟荪介绍给她。
赵钟荪几次向叶嘉莹求婚，
她都没有答应。
差不多两年后，
有人给赵钟荪在南京谋了个职，
他便提出要与叶嘉莹订婚，
叶嘉莹不答应他就不走。
叶嘉莹一心软就答应了，
1948年南下南京结婚，
后来又跟随他到了台湾。
1949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
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
赵钟荪被抓了起来，
半年后她和女儿也被抓。
后来她们母女俩先被释放，
但工作没了，宿舍也没了，
她们只好寄居在亲戚家里。
夜里，等大家都睡了她才敢回屋，
铺一条毯子，带女儿睡在走廊的地上；
中午，怕孩子吵到人家午休，
她抱着孩子到外面的树下转来转去，
有时也抱着孩子在太阳下走很久。
3年后赵钟荪出狱，性情却大变，
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
叶嘉莹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
他们第二个孩子出世时，
赵钟荪见又是女儿，
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叶嘉莹默默承受着一切责难，
但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得透不过气，
她经常做噩梦，
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她说她那时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
历经了多少精神上、物质上的苦难，
只是苟延残喘活下来而已。
——叶嘉莹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了大学任教。
当时，她刚生完二女儿，
身体本就虚弱，又染上哮喘。
每天下课回家，
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
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
“开时不与人看，
如何一霎蒙蒙坠”。
她以为自己就像这杨花一样，
根本不曾开过，就零落凋残了。
1966年是叶嘉莹的转折之年。
她受邀到美国讲学，
后来又接受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
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42岁的她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英语，
但她总觉得把诗歌翻译给外国人听，
没有生命，也没有共鸣在里面。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
你翻成英文：
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这是什么？
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
真的没有办法讲。”
她那时常常做梦，
梦见用中文上课，
梦见下课后去拜望老师，
有时路上被困在芦苇丛中，
怎么也走不出去，
突然惊醒，怅惘好久……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
叶嘉莹以为终于能安稳度日了，
不料却再生变故。
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
双双亡故。
她强忍着悲痛料理完后事，
把自己关在家里，
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
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过去顾随先生说过两句话：
‘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悟，
历经世事无常，
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诗词不仅帮叶嘉莹走出生死劫难，
也让她重新焕发出热情，
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
她决心回祖国教书。
1977年，她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当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时，
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
但诗歌的灵魂不死。
从1979年开始，
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
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
当时传统文化断层严重，
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
但很多老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
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
课堂上反响很是热烈，
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
——叶嘉莹
后来，经由原来辅仁大学的老师介绍，
叶嘉莹来到南开大学，
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
“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
就是回到祖国教书……”
2009年，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
叶嘉莹特地回国庆贺。
当她用特有的清朗音色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
台下已是掌声雷动。
对叶嘉莹来说，
“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
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
她一定尽己所能，
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
因为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
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叶嘉莹
有学生问过叶嘉莹：
“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
我也很爱听，
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她这样回答：
“你听了我的讲课，
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
也不会加工资。
可是，哀莫大于心死，
而身死次之。
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
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
诵读古典诗词，
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
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叶嘉莹晚年的叶嘉莹把传承古典文化视为自己的责任。
她说不为名，也不为利，
只是单纯的喜欢诗词，
也希望把诗词中美好的东西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如今，93岁高龄的叶先生依然站在课堂上。
有人劝她，年纪大了，
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
话虽有理，
但叶先生一直认为只有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染力。
“如果到了那么一天，
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智慧而温厚，勤勉而淡泊，
真正的“先生”当是叶嘉莹先生如此。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转载须经授权
2017年《环球人物》全新改版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在线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