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一生漂泊伶仃，如今将千万财产全部捐出！

在当今中国，像杨绛一样，能被称为“先生”的女性没有几个，叶嘉莹便是其中之一。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教书育人70余年，培养出了无数人才。

前天，94岁高龄的叶嘉莹又做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继续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目前，她已完成初期捐赠1857万元。

叶先生的助理、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副教授，向龚克教授递送捐赠支票。

环环还记得，与叶先生初相见时，心头真是一惊：这就是叶先生？

如此瘦而小，背微弓，脚微颤，由二楼的书房下来，年轻的保安小心翼翼相扶，如同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

一旦叶先生上了讲台，却陡然惊艳。有人安排说：“您坐着说吧。”她微笑着摇头：“我从1945年教中学开始，就是站着讲课。”

一个小时课站下来，没有一丝左摇右晃，气息柔弱但声音婉转，她就那么站在讲台上，极瘦弱的身子却有极坚韧的力量，仿佛就像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叶嘉莹的才情纵横是大多数人知道的，可在才华的背后，是她不为人知的苦难和漂泊伶仃的一生。

出生在北京一个大家族的叶嘉莹，本姓叶赫那拉，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因为家里都是读书人，父亲也早早请来了姨母给她做家庭教师，她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

曾有传言说，她接受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叶嘉莹笑笑，说其实也没这么明确的口号，只是相比于一般人家多了些礼数。

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叶嘉莹，甚少与外界接触，书籍是她的慰藉。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

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她的父亲跟随当时的政府向南撤退，家里的生活质量也急转直下。全家人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年仅17岁的叶嘉莹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变故。她的母亲因为肿瘤手术引发败血症去世，父亲又远在南方失去了消息，身为家中长女，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听钉子钉在棺椁上的声音，悲痛欲绝地写下《哭母诗八首》。

好在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还是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恩师顾随先生。

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毕业后，她还经常跑回去听顾先生讲课，赶上什么听什么。

即便辗转台湾、美国、加拿大，她把什么都丢了，唯有几大本听课笔记始终带在身边。后来，她把这些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一起整理成书。

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1943年与顾随先生及同班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合影。顾先生后右侧一是叶嘉莹。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个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时间一长后面的衣服就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

正如叶嘉莹所说，丈夫赵钟荪是由她的一位老师介绍而相识。对方几次向她求婚，她都没有答应。差不多两年后，有人给赵钟荪在南京谋了个职，他便提出要与叶嘉莹订婚，叶嘉莹不答应他就不走。叶嘉莹一心软就答应了，1948年南下南京结婚，后来又跟随他到了台湾。

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叶嘉莹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半年后她和女儿也被抓。

后来她们母女俩先被释放，但工作没了，宿舍也没了，她们只好寄居在亲戚家里。中午，怕孩子吵到人家午休，她抱着孩子到外面的树下转来转去，有时也抱着孩子在太阳下走很久；夜里，等大家都睡了她才敢回屋，铺一条毯子，带女儿睡在走廊的地上。

3年后，丈夫出狱了，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叶嘉莹成了他的发泄对象。他们第二个孩子出世时，赵钟荪见又是女儿，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叶嘉莹默默承受着一切责难，但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得透不过气，她经常做噩梦，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她说她那时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历经了多少精神上、物质上的苦难，只是苟延残喘活下来而已。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了大学任教。当时，她刚生完二女儿，身体本就虚弱，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

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她以为自己就像这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零落凋残了。

1965年与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六为戴君仁，左八为台静农，左十为郑骞，右二为叶嘉莹，右三为许诗英。

1966年是叶嘉莹的转折之年。她受邀到美国讲学，后来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为了将诗歌翻译给外国人听，42岁的她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英语。“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这是什么？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真的没有办法讲。”

她那时常常做梦，梦见用中文上课，梦见下课后去拜望老师，有时路上被困在芦苇丛中，怎么也走不出去，突然惊醒，怅惘好久……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终于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

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叶嘉莹在大女儿的婚礼上。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

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自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南开校长杨石先（前排右二）、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前排右一）与南开教师迎接叶嘉莹。

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重新焕发的热情，让她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

“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就是回到祖国教书……”2009年，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叶嘉莹特地回国庆贺。当她用特有的清朗音色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台下已是掌声雷动。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而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早在1996年，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之前，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年老后将定居天津南开，决定给她捐助，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定名为“迦陵学舍”。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留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如今，94岁高龄的叶先生依然站在课堂上。

今年5月14日，叶嘉莹出席了南开大学慕课《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第四次全国直播见面课。

叶嘉莹曾为南开大学首届荷花节撰写了一篇长文，在文末一首小词里——“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修到马蹄湖畔住，托身从此永无乖。”

她对荷花的这一份热爱，对南开的这一份情怀，跃然纸上。智慧而温厚，勤勉而淡泊，真正的“先生”，当是叶嘉莹先生如此。

作者：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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