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王毅、华春莹？这位“燕大校花”才是中国外交部的顶级大咖！
周恩来总理曾称赞道：“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作者:二水
前几天，外交部官网公布华春莹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有媒体称，她是我国外交部首位女性新闻司司长。
其实不然。在此之前，外交部新闻司还有一位女司长——龚澎。从1949年8月至1970年，龚澎不仅是外交部新闻司首位司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新闻发言人。
作为一名女外交官，龚澎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更令无数对手折服。周恩来总理曾称赞道：“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燕大校花”
毛泽东曾评价说，龚澎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龚澎原名龚维航，1914年出生在日本横滨。她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人龚镇洲，曾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留学日本；母亲则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党人黄兴的妻妹；姐姐龚普生也是一代才女，曾先后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更是新中国成立后150余位首任驻外大使中唯一一位女性。
父母从小就教育龚家姐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你坚持努力，女孩和男孩一样，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历史系。她天生丽质、气质高雅，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人人公认的燕大“校花”，更是无数男生追求的对象。
龚澎在燕京大学校门口留影。
但龚澎无暇顾及儿女私情，她心里装的全是对苦难祖国的满腔热血。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当时已是燕大学生自治会财务部长的龚澎与担任学生会副会长的姐姐龚普生等人一起，主持了燕大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
这是龚澎的“首次”发言，也是她新闻发言人生涯的起步。
在“一二·九”运动中，龚澎自告奋勇地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面对警察的镇压仍挥手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一切内战！”
一年后，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内心对革命先烈澎湃的敬仰，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龚澎”。
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在燕大读书期间，龚澎常与一些进步学生到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做客。在斯诺家里，她第一次通过影像感受到延安的生机勃勃，并主动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
1938年，怀揣革命激情的龚澎踏上延安之旅。
到了延安，她先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六个月，期间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英文翻译。从马列学院毕业后，龚澎被党组织分配到了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社工作，1940年又被调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主要协助周恩来做国际统战工作。从那以后，龚澎一直是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
位于重庆城内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因建筑内部狭小，被外国记者们称为“集装箱般的周公馆”。周恩来常说：“我们这里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哨阵地。”正是在这里，龚澎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也很快在这个“阵地”上脱颖而出。
在“周公馆”，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龚澎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她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战争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甚至有很多是直接在打字机上翻译的。
但对龚澎来说，这只是最简单的工作。她最出色的能力，是同各类外国人士交往。
每当周恩来会见外国人士或记者时，都是由龚澎陪同并作翻译。她的翻译表达准确，“讲的英语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十分流利”。记者们认准了龚澎是“周恩来的亲密助手”。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共产党人斗争的环境越来越险恶，龚澎等中共代表和工作人员也受到严密监视。后来，富于正义感的英国大使卡尔举行记者会，意在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的卑鄙行径。记者会上，坐在卡尔身旁的龚澎列举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一一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无形间成为这个记者会的中心人物。
曾与龚澎有过接触的美国《联合劳动新闻》记者爱泼斯坦这样形容她：“沉着、热情，应付裕如地周旋于外国记者之间”。而彼时在重庆居住过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更把龚澎誉为“环球新闻界一个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龚澎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这些国际友人，更和他们成为了“战友”。她生病了，他们忙着联系医生；风闻她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他们挺身而出，充当保镖。解放后，那些在重庆工作过的外国记者，在写回忆录时无不提到龚澎，赞扬她的才干和品德，把她比作“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支长茎花”。
如此优秀的一位年轻女士，自然少不了专属的浪漫。1943年，在周恩来的撮合下，龚澎与著名外交官乔冠华结为伉俪，两人更被毛泽东誉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乔冠华（左）与龚澎。
首位女司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年仅35岁的龚澎担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
上任后，龚澎经常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是领导们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每逢出席重要活动，她都会穿上旗袍，在外面套一件西装，看上去既得体又有风度。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龚澎锋芒毕露，那么这时的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外交官了。
周恩来（前排左二）、龚澎（前排左四）和外国友人在一起。
周恩来曾将外交官比作“文装解放军”，他们是一批不穿军装的部队，却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期待。
在某种程度上，龚澎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代言人”，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团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国际会议。为了做好准备工作，龚澎在启程前发动外交部多个部门和经贸部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的资料。
4月2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当天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国内外记者有300多位。他们认真倾听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的发言和介绍。她以从容大方的态度、不疾不徐的语调、精准有力的措辞，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着国家利益和形象，清晰鲜明地传递着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立场。
龚澎（左）出席日内瓦会议。
当年作为代表团的随行医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曾回忆道：“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对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能出色地进行驳斥，被西方不少记者称赞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长达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的名字常常飞越重洋见诸国内报纸的报端。
龚澎（右二）与法国妇女交谈。
除了替中国政府发声，发言人的个性和魅力在适当的时候也是一件利器。
1961年，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指定龚澎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龚澎摆事实、讲道理，直揭事件真相，回应了美国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1963年，周恩来率团出访亚非十四国，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言辞地驳斥道：“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了！”
龚澎将中国温润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更用自己潜在的“刚”主动出击，尽展大国风采。
正当她向事业顶峰迈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来。
由于在重庆时期的那段特殊经历，龚澎被扣上“帽子”打做“三反分子”。这位曾经叱咤外交场、舌战群儒的女外交官，在种种折磨下痛苦不堪，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瘦得皮包骨头。最终因积郁成疾，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消息。这是龚澎一生中的最后一则消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一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五十六岁。
当这个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总理黯然神伤。
虽然生命被定格在了56岁，但龚澎成就了一生的传奇。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外交事业，也献给了她永远看不到的未来。她是中国女新闻发言人的开创者，是中国外交史上当之无愧的领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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