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裸女画拍出2亿天价，人们为何都爱这个放纵一生的浪子画家？
|作者：阿晔
常玉的“最贵大腿”刷屏了。
2019年10月5日晚，香港苏富比2019年秋拍“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中，常玉晚年巨作《曲腿裸女》以1.98亿港元成交（含佣金），轰动了艺术圈，也创造了常玉个人拍卖纪录的新纪录。
《曲腿裸女》
而就在8年前，他的另一画作《五裸女》以1.28亿港元（含佣金）的成交价格，同样创下了当时全球华人油画拍卖纪录。
《五裸女》
常玉何许人也？
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莫迪里阿尼”，也有人称他是“中国的马蒂斯”。他是早期留学海外的华人画家，徐志摩是他粉丝、毕加索为他作画，他本有机会成为第一个进入巴黎主流艺术界的中国人，却因“放任和不善利用时机”而穷苦潦倒、浪迹一生。
画家黄永玉用《世说新语》里的一个句子总结他：“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在与自己周旋很久之后，常玉最终还是选择做那个并不完美的“自我”。
不在乎钱的富家子
30岁以前，常玉过的是花团锦簇的日子。
1901年，他出生在四川顺庆（今南充市），家境富裕，父亲是当地著名的画师，大哥经营着当时四川最大的丝织企业，二哥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牙刷厂。就连他小时候的书法老师，也是大名鼎鼎的晚清翰林、成都“五老七贤”之首的赵熙。
16岁时，常玉去上海投奔二哥，在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起了插班生旁听，第二年又跑到日本留学深造。1921年，他响应民国政府提倡的“勤工俭学”留法风潮，前往巴黎学艺。
不过，“勤工俭学”四个字放在常玉身上可不太合适，这个富家子完全不知人世多艰。
在巴黎，他穿着讲究，没事儿就打网球、拉小提琴，常坐在咖啡馆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画画，过着让不少人羡慕的小资生活。他的同学王季刚评价说：“（他）烟酒无缘，不跳舞，也不赌，一生爱好是天然，翩翩佳公子也。”
那时的常玉钱多，花得也快。在巴黎留学的穷学生，不少都得到过常玉的接济，他经常请大家吃地道的中国菜。钱花光了，他也从不窘迫，大大方方地问朋友：“我今晚有个约会，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吗？”
刚到巴黎的常玉（前排右）与友人
和其他留学生更不同的是，常玉拒绝进入正规美术学院学习，而是选择在大茅屋画院随性地习画。这个画院里没有老师，只有负责掐着时间号令模特换姿势的班长；也没有身份限制，无论什么人，买了门票就能进入画院参加速写班。
常玉就在大茅屋画院里自由成长，有时并不画模特，反而专画周围的人，并且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可能被他画成裸体。
在这里，常玉成了名人。
常玉在大茅屋画院所画
有趣又独特的灵魂或许总是能互相吸引。
常玉和徐悲鸿、蒋碧薇夫妇成了朋友，他现存最早的一幅彩色牡丹就是当时送给了徐悲鸿才得以保留下来；
徐志摩是常玉的头号粉丝，将其裸女画中肥硕的下肢盛赞为“宇宙大腿”；
巴黎大收藏家、毕加索和杜尚等人的经纪人亨利·皮埃尔·侯谢也忍不住在日记里夸奖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他的欣赏意味着巴黎主流社会的大门已经对这位东方公子打开……
常玉
之后，常玉在侯谢的帮助下，多次参与秋季沙龙及独立沙龙展，特别是在欧洲地位很高的法国杜勒里沙龙。他还结识了毕加索、马蒂斯等一众艺术家，毕加索甚至专门为他画了油画肖像。
上苍的眷顾来得太快，同在巴黎的艺术留学生们，勤奋如徐悲鸿、才华如林风眠，这时连这个主流社会的“边”都没碰到。看上去，常玉似乎将成为第一个进入巴黎主流艺术界的中国人。
不在乎市场的穷画家
然而，常玉的人生没能一直如此顺风顺水。1931年开始，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这一年，他的大哥患病去世，常家的顶梁柱一下倒了。常玉回老家继承了大哥的遗产后，分到了一笔不小的钱。但他对“钱”这种东西没概念，这笔钱竟然在他回巴黎后很快就全花完了。
同年，妻子玛素与他分道扬镳。一是因为她对他的大手大脚早有不满，穷又花钱无度的他有一次甚至把玛素母亲送给她的珠宝拿去典当了；二是因为她怀疑他出轨。
常玉妻子玛素（右）及其画像
第二年，更坏的消息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侯谢给他写了一封信，“好像我们彼此都要多占对方一点便宜”，两人3年的合作终究走到了尽头。
这段关系的破裂，恐怕也要归咎于常玉对世俗之事“不在乎”的性格。他把侯谢当成他的亲大哥了，觉得侯谢带给他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却又对侯谢介绍来的那些画廊不屑一顾。
他常常和画商签订合同后，就把画商支付的订金挥霍一空，到了该交画的日子却什么都交不出来。对此，侯谢感到难以接受，两人的关系就这样慢慢恶化了。
侯谢
“由于他放任和不善利用时机，落得终生潦倒。” 著名画家吴冠中有次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常玉。
但在常玉的人生辞典中，或许压根就没有“时机”这个词，更不要说“利用”。他不在意钱，自然也不在意市场。
在侯谢替他打开巴黎大门的那几年里，巴黎有相当多的画商对常玉的作品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但是常玉头都不抬：拒绝合作。
人家请他画像，他先约法三章：一、先付钱；二、画的时候不要看；三、画完后拿了画就走，不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答应这些条件就画，否则坚决不画。
常玉的做派，与当时同在巴黎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形成鲜明对比。
藤田进入巴黎艺术圈的时间比常玉早得多，画风也颇相近，却一直被认为才华远逊于这个比他小15岁的中国年轻人。然而，在与画商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上，藤田却游刃有余，他的作品逐渐流传开来，价格也越来越高。
常玉却依旧任性地保持着一个艺术家的独立个性，从未想过“迎合”。
他说：“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毋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常玉不具备世俗生活的能力，但他与生俱来一种消解世俗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他和他的亲朋好友来说，百无一用，但在他的画里，就成了那种独一无二、超凡脱俗的干净。
《双裸女》
不在乎落魄的贵公子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1934年，常玉的生活难以为继，他不得不找到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以解决生计问题。
自那以后，他又几次成为餐厅的服务员，还做过陶艺、当过水泥工。直到20世纪50年代，常玉到一家中国仿古家具厂打工，日常工作是绘制彩漆屏风和器物，这才总算是和他的手艺有点关系了。
即便过得如此落魄，常玉也从不顾影自怜。
他仍在思考艺术如何超越时代，写了一篇《一位中国画家对毕加索的见解》，讨论的问题放到现在都不过时；他还结合自己打网球的经历，构想了一种叫“乒乓网球”的运动，一度想要把它推广到全世界。
这个时期的照片中，半点看不出常玉是个要四处打工谋生的落魄者，仿佛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翩翩佳公子”。
1956年在朋友家的常玉（右）
不过，从常玉的画风还是多少能窥探到他生活的变化。
德军占领巴黎之后，重要物资实行配给，常玉买不到也买不起绘画材料，他想了个办法，就用油漆替代颜料，用廉价的纤维板或聚合板代替高成本的油画布。画材劣质竟因此成为他晚期画作的一个特点。
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和年轻时的作品相比，更多了些生命的份量。吴冠中曾说，常玉晚期作品的线条是“乌黑的铁一般的线”，“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
常玉晚年作品《蓝色辰星(菊花与玻璃瓶)》
常玉并非没有机会改变穷困潦倒的生活。
1956年，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来巴黎，访问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代表团中有人劝常玉回国，还可以做个美术学院的教授，常玉只回答说：可是我早上起不来床，也做不了“人人都要做的”早操……
又过了几年，台湾请常玉去办画展，他的老乡黄季陆专门寄来了旅费和机票，劝他回台湾定居。已经年过花甲依旧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的常玉回道：“一个人过得惬意，不需要成家。一个人爱画就画、爱玩就玩，很自在，不觉得孤单。”
1965年冬天，为数不多的几位圈中朋友为了让常玉高兴，替他在朋友的花园别墅里办了一次画展，没想到那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常玉。几个月后，常玉因煤气中毒意外去世于巴黎蒙帕纳斯工作室里。被人发现的时候，他胸口还横放着一本书。
而在常玉去世前不久，他和好友达昂保持着频繁的电话联系，他告诉达昂：我开始画一张画。
达昂：是什么样的画？
常玉：您将会看到！
达昂：那要等到几时？
常玉：再过几天之后……我先画，然后再简化它……再简化它……
过了几天，常玉邀请达昂去观看。“那是一只极小的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奔驰，他用手指点这只动物说：这就是我。然后自笑着。”达昂说。
这幅画就叫《奔跑的小象》，是常玉的最后一张画作。
有评论家把常玉与贾宝玉作比，两人都是出身富贵、心思稚纯的公子哥，却同样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
更多人则习惯把常玉和梵高做比较，都是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名声大噪的艺术家。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常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一生，这才是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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