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袁隆平秘书、学生：最后时光他始终没说过“痛”字，梦呓都在说杂交水稻

“最后在医院的这段时间，他的梦呓都围绕杂交水稻，而且很有逻辑性，或是关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研发，或是关于杂交水稻某个技术环节，杂交水稻播种、制种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关心得很细致⋯⋯”

    |《环球人物》记者

王媛媛 田亮

袁隆平的学生、秘书、同事没有预想到，袁老的逝世会引起全国上下这样大的悲恸。5月24日追悼会当天，有近十万百姓潮水般从全国各地涌向殡仪馆，所以他们要收拾心情，负责组织接待工作。追悼会当天晚上，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她说了句：“我的脑子都迷糊了。”但就在这样的疲惫又悲痛的状态里，他们依然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他们希望人们了解袁老生命中最后的光华。

青年学生李建武：

守灵一夜，我一直在流泪

我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建武，跟随袁老师工作有十几年了。追悼会上，我望着袁老师躺在那里，在鲜花和绿叶中，他像是睡着了。这次追悼会极尽简单，甚至没有念悼词，这是袁老师家属的想法，也可能是袁老师生前对他们表达过此意。有人说，袁老师身上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其实我看不见他的衣着，他身上盖着国旗，但我知道，他生前特别喜欢格子衬衫，他的衣服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格子衬衫和条纹衫。若穿着这套衣服，他应该满意。

袁老师5月22日去世，23日一大早就有很多市民来我们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悼念，当天至少来了三四万人。研究中心一进门有个很大的广场，市民们悼念的鲜花早早把那里摆满了。24日来悼念的人就更多了，研究中心外面是一条长长的马路，两侧也被摆满了鲜花，再往外走是袁老师安排种植的早稻试验田，田边也都是悼念的鲜花。研究中心大厅的三面墙上贴满了唁电，电梯旁边的空白处也贴满了，就这样，还有很多唁电没贴出来。

24日一大清早，在明阳山殡仪馆，来悼念的市民队伍排了两三公里，他们都是自发过来的，其中不少是从很远的地方坐飞机坐高铁赶来。他们看了袁老师的遗体后都在哭，不是无声地流眼泪，是真的泣不成声。那场景令我深感震撼。

这两天，我和很多同事负责参加追悼会人员的组织接待工作。23日那晚，我和另外3名同事在研究中心的灵堂守护了一个通宵。我想，这可能是我和老师最后的相处时光了，再多陪陪他吧。那一夜，我脑海里闪现着一幕幕往事。我想到袁老师的慷慨激昂，他曾讲：“如果实现（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那就是我们给党的百岁生日献礼！”我想到，今年在海南过新年，他手写了新年祝福语，还大声说：“中国最牛！”“今年（必定）牛气连连！我们要实现（双季稻）亩产3000（斤）！HAPPY NEW YEAR！”我还想到，我跟他说要完成科研目标拿到他自掏腰包设置的10万元奖金。还有我们最后一次照相，最后一次他给我题字，最后一次握手，最后一次谈笑风生，最后一次开会，最后一次我给他汇报工作⋯⋯守灵一夜，我一直流泪。 

听到袁老师去世的消息，我脑子一片空白，到现在都不愿意接受。不只是我，这两天我接待一些熟悉的领导、同事，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多人在几个月前见过他，很多人感叹：“袁老走得太突然了！”

去年12月起，我一直在三亚负责杂交水稻的栽培工作。袁老师在11月底到的三亚。那时，他的精神状态还比较好。先前他就提出了双季稻亩产3000斤、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两个目标，12月20日，他又在三亚主持召开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小时，他全程参会，中间没休息，还在会上发言。在三亚，我们常见面交谈。如果不见面，袁老师就打电话问我杂交水稻试验田的情况。有时候早上八九点打来，问行程的问题，是到试验田还是到别的地方；有时候下午三四点打来，他猜测一些试验结果可能要出来了；有时候是晚上八九点打来，他可能突然想起与杂交水稻相关的事。所以，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杂交水稻。

在三亚，我们给袁老师安排了一个小别墅样子的住处，但是他一直不去住，坚持住在科研基地。科研基地住所的条件很一般，类似于一个普通的招待所，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厕所⋯⋯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是为了及时了解科研进展，袁老师坚持住在那里。3月上旬的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听到消息马上从田里赶回去。我们叫了救护车，一起把他从二楼抬下来送到医院。我当时万万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这竟然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对我来说，袁老师是很亲的亲人。在追悼会上拜别他时，我在心里默默向他保证：“您最想达到的两个目标，我们一定会替您实现！感谢您十几年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指导。袁老师，一路走好！”

·2020年，李建武获得第十一届 “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后与袁隆平合影。

研究员辛业芸：他从不表露痛苦

我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也是袁院士的秘书和学生，从1996年起就在袁院士身边服务了。

这几年，袁院士生病后，我们陪他到北京、长沙的名医院看病。袁院士经常笑说“医生的话不能全信”，可能因为这样，医生嘱咐吃药住院的话，他并不是完全照做。记得今年春节，我们提醒他吃药时，他要么“谢绝吃药”，要么接过药就扔掉。给他看过病的医生都有印象：这个老人“依从性”差。

我有时候会思考，他不想吃药时，是不是代表心里有疑问：“这个药到底是不是治我的病？对症不对症？”他可能想要这样说出来，也可能想通过这样的举动表明想了解病情到底怎么样，但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我觉得正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做事讲究依据，要把道理讲透，他才会真正接受，才会配合。

在袁老身边这么多年了，我慢慢感觉到他的老去。

2010年前后，袁院士出现肺功能降低的症状。他有60多年的烟龄，曾经还有一套抽烟理论，大谈抽烟的好处：“友谊的桥梁、寂寞的伴侣、纳税的大户、灵感的源泉、痴呆的良药⋯⋯”但疾病使他意识到必须要戒烟了。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计划：先把焦油含量高的改成含量低的，然后一支烟只抽半支，再又变成只抽1/3支，慢慢地吸烟也不过肺了，直到2012年，他把烟完全戒掉了。

他戒烟是因为对杂交水稻无尽的追求。他不但每天要去田间看水稻，还要到各地的杂交水稻试种示范点考察，没有健康的身体可不行。但他还是没好好爱惜，2015年、2016年的时候，他真是像年纪轻点的人一样到处去看点，我觉得是透支了，后来身体看着就不如从前了。早前，他可以下到水田里查看水稻，慢慢地他只能站在田边，不能下到田里了，不然一脚踩下去，会拔不起来。以前能走路上下班，后来需要开车接送了。

他患上了慢阻肺。以前，在海南南繁时他常常带着大家去海里冲浪、游泳，慢慢地游泳次数减少了，只能到那种很僻静、水很清澈又没有浪的地方游。再后来，他就不游了。我曾经很疑惑地问过他：“袁老师你以前那么热爱游泳，怎么不游了呢？”他答：“我下水以后会气喘。”我听了心里真是好难受。不光是游泳，他热爱的气排球也慢慢不打了。锻炼身体就靠他自创的一套动作舒缓的体操，每天坚持做，直到这次入院前，他都一直在坚持。

他生性要强，生病了，也不表露病痛，也不讲悲观的话。所以为什么他的去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和震惊，可能是因为他在人前尽力地展现良好的状态。在此前的各种媒体报道中，他一直是精神饱满的，充满活力的。

他不但对外展现良好状态，还会给我们表现出良好的心态，比如打麻将和唱歌，他好嗨。打麻将上午打一场，晚上打一场。晚上临睡觉前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歌，他的“歌单”里有三四十首歌，我们陪着他一起唱歌。有时候，他用俄语唱苏联歌曲，我们都不会唱，他就独唱。我在想，打麻将和唱歌都成为他抵抗病痛的方式了，这样可以使他从病痛中分心。

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知道他其实病重了，但是到了什么程度，有时候却有点迷惑，因为从他的表现和状态很难判明。从去年12月份以来，他一直处于治疗中，治疗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肯定不舒服，但不舒服到哪种程度，他宁愿自己承受，也不说“不好受”“不舒服”这样的话。哪怕到了临终前，我们还是没听他说“痛”“不舒服”这样的字眼。

最后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尽管他有时像梦呓一样，但我认为他还是头脑很清晰的。仔细听，他的话语都围绕杂交水稻，而且很有逻辑性，或是关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研发，或是关于杂交水稻某个技术环节，杂交水稻播种、制种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关心得很细致⋯⋯他的头脑里就像在放一部杂交水稻的电影大片，他像个总导演，指挥着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他有时会说“要开会”“有几点要注意”。我想他还是有事情要交代，他要通过开会来布置杂交水稻的各项任务。

我还记得他过90岁生日的场景，大家围绕着他，唱着生日祝福歌。我听见他在许愿：“要实现亩产3000斤的目标⋯⋯”而此刻，我想说，袁院士，您就放心吧，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袁隆平、辛业芸在两系杂交早稻试验田里观察稻谷情况。

年长弟子邓启云：

他带我们这些晚辈一路狂奔

我是袁隆平老师的弟子邓启云。我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工作时就认识了他，至今已陪伴他老人家38年了，现在是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我5月21日赶到医院时，袁老师身上已经插着输氧机，临危了。我跟他说了几句话，老人家有反应，但是不能回答了。我说：“袁老师，邓八克来看您来了。我们现在超级稻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把您的事业继续往前推进。”“邓八克”是他2002年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当时选育了一个超级稻品种，每穗稻谷重达8克，所以他就这么叫我。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已经好几个小时发不出声音了。可当他听到我来了，比较激动，努力答应了一声，轻微地点了下头。我看到他的血压、心跳等数据又上来了一些。在他临危之前，弟子们和他的儿子们跟他讲杂交水稻科研的发展、产业化推广这些事情，他都有反应。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事业。

·2014年10月10日，袁隆平与邓启云在田边交流。

他被人们称为“杂交水稻之父”，而杂交水稻真的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十分爱惜。他曾写道：“从把它（杂交水稻）播种到田里面，一直到收获，我每天只要有时间都要到试验田里去看一看：它长得好不好，要不要肥料，要不要水，有什么虫，有什么病。如果虫来了，那赶紧要治，如果治不好，被虫吃掉了，那我会伤心的。每天看着它成长，心中无比欣喜。”袁老师也喜欢对水稻有感情的年轻人，他希望他的学生都能懂得这份牵挂的心情。

有一次，我陪袁老师从香港中文大学回内地，从温室带回了7株苗子。路上火车一路颠簸，快到长沙的时候，我一看苗子快死了，当时就傻了。结果被袁老师骂得要死哟，也没敢吭声。一回到实验室，他就集中精力，好歹救活了5株，我这才松了口气。袁老师骂人，当场骂完就完了，第二天见面该干啥干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他着急是对事不对人。 

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永远年轻。平时，很多事情他都要身体力行地参加。其实他做一些指导，口头说说就可以，但他不是。2004年，很多科学家到海南参加一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会议。74岁的袁老师也在其中。会上，科技部有位处长说，以后像袁院士这样的老科学家慢慢退出一线了，可以主要培养年轻人，为他们做顾问和指导。袁老师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不是裁判员，我是运动员！”大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后面这十几年，他一直是这个心态。

袁老师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行者和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不断攻关，走向了科学的高峰，让我国杂交水稻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世界。他得过很多奖，早已功成名就，但他觉得那是包袱，人的心思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成绩，要向前看。所以我认识他这30多年来，他一直带着我们这些晚辈一路狂奔，年轻一代的步伐有时候甚至追不上他。有时候一个目标还没实现，他已经定好了下一个目标。杂交水稻的亩产数字不断更新，对他和我们而言，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大树虽倒，浓荫满地。祝袁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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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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