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亲”和她的3000个孩子
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从来不缺少爱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内蒙古。
一个外号“小毛巾”的小女孩，打翻了妈妈给她做的奶豆腐，因为“难吃”。
在草原上，她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没有蒙古族名字，吃不惯牧民的食物。看到冰糖两眼放光，吃到鸡蛋会开心地笑，有厕所才愿意方便。
她记忆的深处都指向她来的地方——上海孤儿院。她被称作“小毛巾”，是因为经常拽着一条小毛巾不撒手。那是母亲留下的，上面绣着她的名字：杜思珩。
9月9日，尔冬升执导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上映。“小毛巾”杜思珩，即是主人公之一。而在她的故事背后，凝结着一段真实的历史：三千孤儿入内蒙。
·《海的尽头是草原》剧照。
1960年，水、旱、虫、雹一齐向神州大地袭来，中国陷入自然灾害的深渊，全国粮食急骤短缺，从农村到城市，人们一步步勒紧裤带。
饥饿首先威胁着孩子。上海孤儿院人满为患，几乎每一天都有弃婴、弃童被送来，粮食和营养品难以为继。
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心急如焚。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她碰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向他求助：“能不能搞些奶粉给那些可怜的孩子？”
·康克清和孩子们。
此时的内蒙古，也置身灾荒饥馑中。但乌兰夫还是伸出援手，凑出几千罐奶粉，运往南方。
然而，面对“远方的哭声”，这一点奶粉只是杯水车薪。
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将孤儿接到内蒙古来，分派给牧民去抚养。”计划第一时间报告给党中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
乌兰夫的指示简洁果断：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1961年，乌兰夫看望在锡林浩特幼儿园的上海孤儿。
4月中旬，包头市的接运人员最先出发，带回了100多个孩子。拥挤的车厢里，充斥着汗味、奶味、尿骚味以及给孩子们治疗的医药味。接运小组，从领导到医生，从厨师到保育员，轮流值班，谁也不敢懈怠敷衍。
·开往草原的列车。（电影《额吉》剧照）
从春天到夏秋，在从上海开出的列车上，不时能看到装满小乘客的车厢。这些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刚刚降生，全都瘦得皮包骨头，大脑袋、细脖子，肚皮胀得像个小鼓。
他们先到城市医院里进行严格的体检、治疗。当身体无大碍时，孩子们会来到育儿院。这些育儿院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兴蒙”。
那几年，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接纳了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城市的3000多名孤儿。这些来自江南的孤雏，将在内蒙古高原的花草、马背与蒙古包中，开始新生活。
19岁成为28个孩子的母亲
育儿院，是孩子们草原生活的第一站。他们随时面临死神的挑战。消化不良、腹泻、脱水、麻疹、水痘，尤其是蛔虫病。呼和浩特市育儿院的保育员马玉珍曾回忆：吃了蛔虫药，孩子们到处拉蛔虫。有时，便出一半的蛔虫还在肛门外挣扎、缠绕着，孩子们吓得一边哭一边叫。保育员去帮他们，手哆嗦着，拽出那些白色的虫子。育儿院有一个5个月大的女孩，得了蛔虫病，任何牛奶饼干都喂不进去，医生也束手无策。马玉珍很着急。那年，她29岁，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儿子。她试着把乳头放进孩子嘴里，孩子没有拒绝，不一会儿就吃饱了。她又找来偏方，用使君子熬水，孩子拉下大团的蛔虫。不久，孩子脸上有了红晕，长了肉。马玉珍自己的儿子却一天天瘦下来。那年月，市场上买不到好奶粉。她把自己的奶水喂给孤儿，自己的孩子只能灌玉米糊糊。也有很多保育员，还是未婚的姑娘。1961年，19岁的都贵玛被分配到四王子旗育儿院，成为28名孤儿的“额吉”（蒙古语，母亲）。这些孩子，最小的刚刚满月，最大的6岁。从喂奶喂饭到卫生护理，都贵玛常常不眠不休；孩子生病了，她冒着凛冽寒风和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去找医生。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经常挨饿的年月，堪称奇迹。
·上图：都贵玛（中）和女儿查干朝鲁（左）在她们居住的蒙古包前合影。
·下图：2018年，76岁的都贵玛（右）和女儿查干朝鲁在自家楼下合影。
在育儿院，马玉珍、都贵玛的故事，到处都有。
很多无名的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了病弱的孩子。很多职工将自己的鲜血注入孩子细弱的脉管，有一个人先后献血15次，却没有留下姓名。
·内蒙古巴音策勒牧业社的保育员和幼儿们玩耍。（新华社资料图片）
在这里，这些孤儿被叫作“国家的孩子”。
这群南方的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北方的气候水土、语言饮食——是时候了，让他们“放飞”到各自的爸爸妈妈家。
草原的节日来到了。
那些没有孩子又十分喜欢孩子的牧民们，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一批一批来到育儿院——他们要领一个自己心爱的孩子做儿女。
也有一些孩子被“剩下”。
镶黄旗新宝力格公社育儿院有6个孩子，他们经历遗弃、漂泊、迁徙，本能地对抗着外部世界，用上海话互相鼓励，不愿意到蒙古包里去。
保育员张凤仙，主动提出收养这6个不愿分离的孩子：“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他们挨饿。”
张凤仙的丈夫仁钦·道尔吉，曾是一位骑兵连长，转业后在旗畜牧场当场长。他买了一支猎枪，踩着碎雪去荒原上打兔子、追黄羊，捡回过去不屑一顾的头蹄下水货，给孩子们增补营养。
·张凤仙和丈夫仁钦·道尔吉。
有一年临近春节，粮食局给每个孤儿特批5斤大米，领米的地点在百里之外的化德县。张凤仙顶风冒雪，跋涉远征，一路上靠几块饼干和白雪充饥，背回了30斤大米。
动乱的年代，新华书店的书被堆成山，放火焚烧。孩子们从火堆里刨出两大捆书，从此张凤仙坐在门口纳鞋底，让孩子们在家里读书。
旗府中学一位老师，被勒令去滩里铲羊粪砖。张凤仙把他请到家中，给他烧茶做饭，教孩子们功课，晚上再给他一车羊粪砖回去交差。
就这样，在偏僻遥远的草原上，一顶破旧的蒙古包成为一座播种文明的学校。孩子们学会了演算数学、朗读英文，书写汉字和蒙古字。
后来，这６个孩子个个有出息：巴特尔考进了南京气象学院，黄志刚在旗物资局当采购员，党玉宝参了军，毛世勇也入了伍，其木格当了邮电局话务员，高娃考进了南开大学。
·张凤仙夫妇和她收养的6个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新华社资料图片）
1991年1月，一生劳累的张凤仙逝世。那些岁月里，几个孩子始终叫她“张阿姨”，因为张凤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子，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阿姨’。”
蒙古牧民没有立碑的习俗，但这6个汉族儿女，却以汉族传统的方式，在草原上为父母立下一方独特的墓碑。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张阿姨一声“妈妈”。
·张凤仙夫妇墓碑。
草原额吉与“国家的孩子”的故事，还有很多。
锡林郭勒盟有三姐妹，老大叫国秀梅，老二叫国秀琴，老三叫国秀霞。当初，她们没有姓名，民政局的叔叔阿姨们说：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就姓“国”吧！
一位由朝鲜逃难而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族大娘芮顺姬收养了她们。三个孩子都有小儿麻痹，腿脚不便，芮大娘扶着她们走路，背着她们上学，看着她们一个个出嫁、成家。
苏尼特右旗的牧民哈斯巴特尔和妻子色仁杭拉夫妇，为抱来的女孩子起名阿拉坦图雅。5岁时，小姑娘的双腿瘫痪了，妈妈把女儿放在勒勒车上，走遍了草原，见医生就求药，见菩萨就磕头，终于找到一位民间医生。
针灸后，医生用羊皮被子把孩子包起来发汗，叮嘱3天不能动弹。妈妈三天三夜没合眼，喂饭喂水。结果，奇迹出现了，阿拉坦图雅的腿好了，中学时，在全旗女子短跑、长跑赛中都得了第一名，人们称她“飞毛腿”。
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国家的孩子”，有的当了工程师、教师，有的走上领导岗位，也有的成了地道的牧民，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自己的羊群。高原的风和阳光使他们变得剽悍、健硕，许多人讲得一口蒙古语，不经介绍，无法想象他们曾经来自秀丽的江南。
2019年9月29日，都贵玛早早醒来，穿上紫色蒙古袍，配上橘红色头巾，7时30分准时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这一天，她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颁奖词写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代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人间大爱。”
·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人民楷模”获得者都贵玛颁授奖章。
都贵玛抚养过的孩子们，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哺育他们的土地上。不论工作再忙、住得再远，他们都会不时到都贵玛家坐坐，陪额吉喝碗热乎乎的奶茶。
原本相隔千里、民族迥异，如今却骨肉相连、生死相依。在那段困难年月，草原以其博大的胸怀，成为无数人的“额吉”。
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共和国记忆。它告诉我们，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从来不缺少爱的故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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