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数学家对年轻人发出一个“警告”
“人生中，
真正的竞争是在后面，
而现在的家长太看重前面了。”
作者：尹洁
不久前，在第六十三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中国队以全队满分的成绩名列总分第一，6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得金牌。
这是中国队自2019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夺得团体第一。
同时，第二十九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也在线上召开，约200位数学家作了学术报告，其中有14位是中国人。
这是中国数学家受邀作报告人数最多的一次。
“20多年前，在这个大会上被邀请作报告的中国数学家是个位数。”袁亚湘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人生是场马拉松”
作为国际知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认为国内数学人才的成长速度很快，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活跃。
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袁亚湘感慨良多。
他出生在湖南资兴农村，15岁高中毕业后，回老家当了3年农民。除了种田，他还兼任过生产队出纳、会计和保管员。
因为从小喜欢数学，他在干农活之余，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
·袁亚湘（后排右一）小时候与父母、哥哥的全家福。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袁亚湘向生产队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到高中母校脱产复习。
当时，农村学校里有不少从大城市下放而来的优秀教师，其中一些人还毕业于名牌大学。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袁亚湘获益匪浅。
他的高考志愿也是老师们结合他的爱好和特长选的，建议他填报湘潭大学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
“当时计算机是刚刚兴起的事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听都没听过。因为我喜欢数学，老师认为数学跟计算机挂钩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袁亚湘说。
这些老师后来都调回了城市里的学校。袁亚湘也感叹，“老家的中学后来再也没有当年那么好的师资配置了”。
袁亚湘成了那年生产队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如果再晚两三年恢复高考，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不同。按家乡的习俗，我会早早结婚生子，成家之后或许就不会再考大学了，那么今天的我应该还在老家务农。”
之后的人生更是袁亚湘没有想到的——
本科毕业后，他先后在中科院、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并在剑桥从事研究工作；
1988年回国，1995年出任中科院计算数学所所长，同年获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
201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次年当选美国数学学会首届会士，201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6年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2017年获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杰出贡献奖（首位华人）；
2021年当选伦敦数学会荣誉会员。
基于自己的经历，袁亚湘觉得高考成绩在人生中既重要，又没那么重要。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将近80岁，而高考是在18岁。从数学的角度说，你人生的黄金分割点还没到呢！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高考只是开始阶段，家长们何必着急呢？”
·袁亚湘在大学里举办讲座，与学生交流。
袁亚湘觉得人生需要后劲。
他喜欢长跑，在湘潭大学的4年里，每天早上跑5000米，风雨无阻。
原本他的身体并不健壮，但通过锻炼变得非常健康，不仅在学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中拿到名次，身高也从1.69米长到1.77米。
“人生中，真正的竞争是在后面，而现在的家长太看重前面了。孩子天性是爱玩的，如果从小就逼着他们学太多知识，可能会适得其反。其实孩子只要懂得不断努力就行了，早期用力过猛往往是不好的。”
在袁亚湘看来，虽然名牌大学的成才比例是要高一些，但普通高校的成才比例也低不了多少，关键还是看个人能否持之以恒地努力。
“我希望中国的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希望家长们想开一点：你们自己没考上清华北大，难道过得就不幸福吗？所以还是心态问题。”
“我是要报效祖国的”
袁亚湘曾说，自己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人生道理，其中一条是：不管怎样，都要活得高高兴兴的。
这句话一直鼓励他乐观向上，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就对自己说：“天又不会塌下来。”
考大学时，袁亚湘对于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当时的他不想去湖南以外的地方读书和工作，“就连长沙都觉得已经蛮远了”。
去大学报到，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穿着一双新买的解放鞋，坐绿皮火车到湘潭。
列车走走停停，300多公里的路程花了20多个小时。
下了火车，他又坐上学校派来的汽车，等到了湘潭大学一看，觉得“和我们农村差不多嘛”。
那时湘潭大学周围还是荒郊野岭，而且因为处于复校阶段，到处都在搞基建。
袁亚湘下车时一脚踩在稀泥里，新鞋成了泥巴鞋。
·数学带给袁亚湘无穷的乐趣。
第一个学期，教学楼还没盖好，很多课都是在食堂上的，但师生们的劲头很足。
袁亚湘是全系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第二年就当了学习委员。在校期间，他参加了湖南省大学生理科数学竞赛，获得了一等奖。
毕业时，又是在老师的建议下，他报考了中科院的研究生。
“我基本上属于顺其自然的人，从上学到工作，都没有预先设立什么宏大的志向。”袁亚湘对记者说。
他曾打过一个比方：自己的人生就像跳远，不设定目标，而是尽量往远处跳，“如果像跳高那样预设一个高度，跳不过可能很郁闷……我唯一要做的是不断努力，最终达到什么成绩不强求”。
袁亚湘出国是在1982年。
刚到剑桥大学时，他感受到中国在很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
“我是公派留学生，但从第二年起，剑桥就开始给我发奖学金，金额比当时国内普通教师的月工资还要高很多倍。”
剑桥当时只有30多名中国大陆人，其中有七八名是研究生，其余大多是访问学者。
“学不好，人家不说袁亚湘不行，会说中国人不行，所以我就很努力地学习。”
·2008年，袁亚湘在剑桥大学。
“一出国就爱国”这句话，袁亚湘深有体会。
有一次，学院里负责研究生工作的老师竟然问他：“听说我们剑桥发给你们的奖学金，中国政府还要扣一部分钱？”
“他的口气很不屑，我听了非常生气。当时中国很穷，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就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评论。我们一到国外，天然就有一种民族感情，觉得自己代表着祖国，这种情绪在国内时反而感觉不到。”袁亚湘说。
留学期间，袁亚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爱国的情感也让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从我自己来说是要报效祖国的，所以很自然地回国了。”
“纯基础研究就像高雅艺术”
今天，中西方实力对比早已不同往日，但仍有很多年轻人为“是否出国”“是否回国”而纠结。
袁亚湘认为出国不应该是盲目的，要看专业、看学校、看导师。
国内著名大学的一些学生，为了圆出国梦而跑到海外很差的学校留学，这让袁亚湘感到有点可惜。
“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学少林功夫，最好的学校当然是少林寺啊，何必去美国呢？我们有那么多好学生去美国，有几个进入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了？出国不是目的，跟有本事的人学东西才是目标，否则就是人才的浪费。”
虽然尊重个人选择，但袁亚湘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多一些家国情怀，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看待中西方之间的科技竞争，并努力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课堂上的袁亚湘。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袁亚湘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前几年还给本科生上课，60岁后才减缓了工作节奏。
在他看来，纯基础研究有点像高雅艺术，虽然不像流行文化那么通俗、能赚钱，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和文化品位。
“说不好听一点，欠缺这方面的研究，人家看我们就是一个科技暴发户。”
但纯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重大成果通常需要科学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专注与坚持，而目前国内高校对青年学者的考核方式等，还有很多地方存有争议。
·袁亚湘（左一）在科普报告会后给学生签名。
“创造性劳动是难以用量化指标衡量的，就像我们不能用‘鲁迅写了多少字’‘李白和杜甫谁的诗歌引用度更高’来衡量他们的文学成就一样。作家当然有优劣之分，但不能以这种方式评判。”袁亚湘说。
对于数学家而言，一个问题可能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不间断地研究，一些著名的数学难题可能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解决，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找不到答案，但他们的付出绝不是“无用”的。
“现在，我国在数学领域有一批非常厉害的年轻人。他们谁会成为下一个华罗庚、陈景润？还很难说，他们需要机遇，更需要环境。如果我们要考虑100年后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加强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袁亚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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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 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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