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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天安门毛主席像的传奇老人,走了

金台环环 环球人物 2023-01-28


1949年9月初,

“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

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



作者:余驰疆编辑:隋坤


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周令钊先生安然离世,享年104岁。


他曾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设计或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少先队队旗、共青团团徽、第二至四套人民币……


生于战乱年代的他,在抗战的烽火中度过了青年时代。他用手中的画笔为武器,在全国各地为中国人创作出一幅幅激励人心的巨幅画作。


周令钊的一生熠熠生辉,令人敬佩。在他生前,《环球人物》记者不止一次与他开怀畅谈。2019年,周令钊参加了我们举办的“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在那之前两年,他也曾接受我们的专访。


·2019年9月26日,周令钊参观“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时中途休息。(赵寒琪/摄)


采访时,当记者问到细处,周令钊常常“怼”回来:“你不能这么问,这么问都是在考我,我记不住了!”可时间也让很多东西越发闪亮,历久弥新,比如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为国家设计形象的光辉岁月、生命中的良师益友,还有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


记忆的海洋大浪淘沙,剩下的就全是赤诚与感动。


日军破城前,

在黄鹤楼画抗战壁画


周令钊出生于1919年,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时局混乱。他7岁离开湖南平江,到长沙学画,16岁进武昌艺专读高三,毕业后就被舅舅送去上海学印刷制版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 ,周令钊的住处中了日军流弹,他差点送命。那年,18岁的周令钊挤上了逃难的火车,开始了用艺术抗敌的青年时代。


一年后,他辗转到了武汉,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艺术处处长是田汉。


1938年的武汉,既是日军进攻的目标,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文艺界人士从全国各地涌来,郭沫若、田汉等人推动了一次又一次抗日宣传活动。


7月,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保卫大武汉宣传周。周令钊所在的艺术处美术科的任务,就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巨型画《全民抗战》。


·1938年,周令钊参加武汉黄鹤楼《全民抗战》壁画创作。


草图很快就完成并得到批准,美术科的画家们全体出动。周令钊和队友们自己搭脚手架、架梯子,一面用石灰将凹凸不平的墙面抹平,一面用简陋的画具、颜料作画。处暑初秋,烈日当空,城墙晒得发烫,画家们的背和手都被烫得破了皮。


周令钊年纪小,身体灵活,就负责油画的上半部分。他回忆说:“当年我没有恐高症,翻过栏杆站到梯子上,也不系安全绳。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颜料盘,还要用手臂夹住梯子,另一只手在墙上画,画不同的部位时还会摆动梯子,就像玩杂技一样。”


在梯子上,周令钊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耳边传来的是慷慨激昂的大合唱——宣传周里,数十万民众举起火炬,在江边大游行,冼星海在船头指挥歌咏队唱《太行山上》,田汉领着群众在岸边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夜幕时分,蛇山和长江火红一片。


9月,《全民抗战》完成。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的时候,可以望见黄鹤楼上巨大的全民抗战的壁画,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大画。


一个月后,武汉沦陷,日军从这幅画前经过,用了很大力气也没能将它完全销毁。


离开武汉,周令钊随队撤离至长沙,又在长沙大火那天撤至桂林,后又到柳州参加抗敌演剧队,设计布景、演配角,甚至还随演剧队去缅甸,演出慰问远征军。


1945年,抗战胜利,周令钊由缅甸经昆明到了广州。两年后,他来到上海,在田汉的介绍下到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周令钊说:“一路上,云贵大山,苍山洱海,瑞丽风光,怒江激流,大理民居,傣家竹楼,战时却是残垣断壁,破车死马,青山成焦土,一路写生,我记下了那饱受伤害的山河情景。”


在天安门城楼画毛主席像


1948年,在好友冯法祀的引荐下,周令钊结识了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徐悲鸿对周令钊很是欣赏,并聘请他到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


解放后,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的礼堂举行,而布置会场的任务大多都到了周令钊身上。几次大会,他都画了毛主席像,效果很好,“快手”之名由此被很多领导熟知。


1949年9月初,“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


·毛主席像。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脚手架,开始工作。


他选取的参考图像,是毛主席在北平和谈时的照片: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鲜红。


照片很小,要放大成高6米、宽4米的大型画必须经过多次“人工放大”:周令钊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再根据每小格放大画一幅小稿,再用同样方法,在小稿上打格放大画。一次又一次打格、放大,这才渐渐有了雏形。


那十几天,周令钊夫妇每天天刚亮就带着一天的干粮登上城楼,一直画到天黑。


9月30日,画作完成,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地来看,评价道:“像!非常像!” 但是他又觉得,开国大典毕竟是个很严肃的时刻,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着的好。周令钊又连夜修改,把敞开的领口给“扣”上了。


结果躺下没多久,周恩来总理那儿来意见了:画上有“为人民服务”5个字,挂在城楼上看不清楚,不如去掉好。


画像已经挂在天安门上,只能周令钊自己“上去”。“那时没有升降机,也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我们就把两三个梯子用铁丝绑起来,叠着爬上去才够到了画。我手里拿着颜料、笔和桶,摇摇晃晃的。那几个字很宽,我就爬上去画一部分,再爬下来,挪挪梯子;再爬上去画一部分,再下来挪梯子……”


天亮了,画像修改完成。几个小时后,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站在画像的正上方。周令钊亲眼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比自豪。“可惜那时没有相机,连一张工作照也没留下。”


·1949年开国大典的资料照片。


开国伊始,百废待兴,周令钊身为中央美院的中坚力量,参与了许多有关国家形象的设计。1950年,他在张仃、张光宇的领导下参与了国徽设计,如今国徽上的“五颗星”就是他提出的方案。


·周令钊曾参与设计国徽。


除了国徽,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等,也都由周令钊主笔或参与设计。


生前怀念亡妻


在女儿周容记忆里,从小父亲留给自己最多的就是背影,“他太忙太忙了”。


1950年,周令钊接到设计、绘制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为了瞒住妻子,他直接住进了北京印钞厂,一遍遍去故宫、颐和园,在那里的石雕、铜器上找灵感;1955年,周令钊又受命绘制第三套人民币,这次他把妻子也拉进来,他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


他也忙着教书育人。那时的中央美院名师荟萃:庞薰琹、张光宇、郑可、常沙娜……周令钊除了讲课,还兼任班主任,在学生中很有声望。


他的学生,如今也是美术大师的韩美林说:“周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水墨课教师,我至今仍能记得在他的带领下,学习掌握各种艺术规律,参加各种艺术实践创作活动的场景。”


平日里,周令钊对女儿没怎么发过脾气,对陈若菊更是如此。“我们不像别的夫妻,我们从来不吵架,从来都是一块研究,共同创作。”周令钊说。


陈若菊是周令钊的学生,出身书香门第,是当时班上成绩最好的。解放后,陈若菊以助手身份帮助周令钊工作。而周令钊则是用一封情书赢得了陈若菊的芳心。


1949年7月,徐悲鸿在自己家中为周令钊夫妇举办婚礼,不仅担任了证婚人,还拿出精心绘制的《双马图》送给他们。


60多年来,周令钊和陈若菊一起旅行、创作,在生活和工作上相互扶持。2012年,夫妻俩还分别为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创作了两幅壁画:周令钊画《京东粮道》,陈若菊画《凤舞朝阳》。


·周令钊与陈若菊。


2013年11月,陈若菊突发心肌梗死离世,周令钊伤心不已。采访时,他的身后就摆着与妻子的合照,他拿起照片不断轻抚,突然有些哽咽:“这是我爱人。可惜她已经不在了,好好的怎么就不在了呢?陈若菊,我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了。”


采访结束离别时,周令钊与记者、摄影记者一一握手道别。


那单纯的眼神让人想起了著名画家郁风对他的评价:“提起周令钊,在我的印象中,仍然是抗战初期那个‘八一三歌咏队’的小伙子——小周。他披一件旧棉袄,灰布帽上贴着自己剪纸做的红星,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有孩子般的笑脸……”


周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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