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十年十人·经济 | 樊纲，我们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
十周年特辑
《用人物记录时代 十年十人》于2016年2月26日上市
人物简介：樊纲，祖籍上海，1953年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图为2016年1月11日，樊纲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过去10年中，樊纲两次被国务院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一次是2006年到2010年，第二次是从去年6月开始。樊纲说，委员并非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而是参与议程：“我们起的作用是讨论、发表一些观点。央行希望倾听更多的意见，以制定正确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樊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研究西方经济学。其间，他曾赴哈佛大学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朱绍文曾经提到，樊纲在美国读书时非常刻苦，经常因为走得太晚而回不了家，就在研究局的桌子底下睡觉。
从1991年起，樊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体制转轨的论文。他1996年出版的《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内最早研究体制转轨的理论专著。进入新世纪，樊纲继续研究不同的改革方式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如何选择成本最低的改革道路。这些理论被称为“过渡经济学”。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处于加速转型期。樊纲认为，改革重点不应放在对旧制度的修补上，而应发展新制度。“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慢慢就淘汰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私人经济不够发展，国有垄断还存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监管、调控机制也很不完善。我们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
2015年10月，由于在过渡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和成果，樊纲获得了国内经济理论界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学术界认为，樊纲针对中国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状态提出的系统性论述和改革构想，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发现，为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建议。
整体：两次过热，余波未了
如果给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画一个走势图，将会呈现两个巨大的波峰，樊纲将其称为“两次过热”。
“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那次是形势使然。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时期，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30%—40%，加上国内已经搞了很多改革，尤其是房改后，地方开始搞土地财政，企业也投资、政府也投资，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为抑制过热，2006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连续收紧，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那段时期，房价一度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
“直到现在，一提到‘宏观调控’这个词，人们的印象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在樊纲看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三个“马上”：一刺激马上火起来，政府马上防过热，经济马上又下去了。
第二次过热出现在2009年到2010年。随着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大约需要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解读为“4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
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GDP就从6.1%的谷底反弹到8.9%。10月末，官方宣布4万亿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前9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
但是，从“4万亿”出台之日起，国内外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甚至称4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
对此，樊纲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各国普遍采取了刺激政策，中国政府的干预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选择。不过，他也承认，“中国政府的刺激大了点”。
刺激了一年后，经济开始过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的爆发式上涨，政府又掉头“泼冷水”。2010年4月，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连续打压，但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尤其是产能过剩。“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是全世界的经济规律。产能过剩背后是不良债务，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这些都是过热的典型结果。”樊纲说。
中国经济为何容易过热？樊纲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地方政府。“我们曾经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借债，但2009年危机一来又放开了，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债务。债多了，投资就多，经济就热，直到现在我们还处在清理、应对过热后遗症的状态中。”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全国就业水平，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能借钱就借钱，能扩张就扩张，这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利益。我们不能说怪谁，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这种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么多年一直循环来循环去。”
对于过热的风险，政府的基本对策就是预防。“当然，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还是要采取刺激政策，托住经济，但力量不能太大，否则又要过热了。”樊纲说。
个体：此起彼伏，水涨船高
对老百姓来说，宏观政策离生活太远，国民经济运行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收入与消费。
过去10年中，国民收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上涨。2006年，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群体总数的72.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突破1800元；2014年达到2864元；2015年突破3000元。
2015年3月，广州某小制衣厂的老板在路边招熟练工，前来应聘的工人寥寥无几。
与此相对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阶层收入的相对停滞。去年7月，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网公布了2015年夏季全国32个主要城市白领月薪排行表。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白领平均月薪6320元，其中北京以7873元排名第一，上海、深圳分别以7546元和6935元名列二、三。然而，早在2007年时，国内某研究机构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排名第一的上海月均收入是5350元，深圳5280元、北京5000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物价的高涨，不少城市白领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仅跑不过房价增速，甚至已经跑不过通货膨胀率。
“就过去五六年看，农民工收入上涨的速度确实比白领要快。”樊纲说，“尽管如此，农民工仍然是低收入阶层。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城里留不下。我们调查的数据是，他们平均干八九年，然后就回到农村。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几年为什么闹‘用工荒’？如果他们不回去，新人又进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樊纲认为，“用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过早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才导致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
不仅是农民工，大量白领乃至中产阶层也在“逃离北上广”。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大幅增加，而生存成本，尤其是住房压力却节节攀升。加上沿海经济的纵深发展，曾经热衷挤进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打拼几年后，往往趋于理性，退到二、三线城市定居，劳动力市场逐渐实现供求均衡。
相比于收入的增速，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过去10年中的蹿升更加引人注目。2006年，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境外消费的统计数字，到2015年，中国人境外消费金额已经高达1.2万亿元，成为闻名全球的旅游消费大户和“行走的钱包”。在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也在10年中迅猛崛起。去年，中国网购总额达到3600亿美元；“双11”期间，天猫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只用了12分28秒。
“过去10年，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人民币大幅升值，购买力不断提高，大家出去都是扫货的。”樊纲笑道，“还有投资。10年前，没有多少人知道理财产品，现在多少老百姓天天琢磨理财的事？”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10年前，全球富豪榜和世界500强里还几乎看不到中国内地富豪和企业的名字，现在不仅进去了，而且排到靠前位置。但是，当中国富豪的财富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甚至达到一流时，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排名仍然相对偏后。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7月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中国以738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60，排名第一的挪威则超过了10万美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当时占中国人口0.4%的富人，掌握着社会70%的财富。如果去掉富豪人群，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又将排在什么位置？
“过去10年，我们最富的和最穷的差距的确拉大了。”樊纲说，“那些占总劳动力70%的群体，农民、农民工，生活质量仍然很低，他们财富不多，更没什么金融资产。”
樊纲一直记得19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话。“当时韩国正闹危机，他却对我说：‘我羡慕韩国人，闹金融危机说明他们有钱啊！’”
有资产才会有危机。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人整体更加有钱仍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10年前这还无法想象。
纵论“十年之痒”
《环球人物》：过去10年，白领阶层收入减缓、压力变大，这是不是一种倒退？
樊纲：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白领压力的变大。过去10年，大学毕业生激增，但白领岗位和经济增速都没那么快，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以前大家觉得进了国企很舒服，现在国企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口头上拥护市场经济，现实中又希望过得舒舒服服的，有高薪铁饭碗。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舒服的经济。
《环球人物》：您同意“中国人口红利耗尽”的观点吗？
樊纲：我不同意。现在劳动力确实出现短缺，但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少了、孩子生少了，而是农民工早退。之前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让他们留下的机制，导致大量农民工回流。这正是新型城市化所强调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是人的概念，不是土地的概念。其实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只要为他们提供子女教育，就这一项措施，他就不走了。其他的方面，如住房、低保等可以逐渐跟上。
《环球人物》：过去10年，虽然收入和消费都在提升，但工薪阶层在花钱上还是小心谨慎、精打细算，也不敢生病，因为一旦失去工作，收入就断了。
樊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仍然落后。另外，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大家主要还是靠工资，慢慢地积累资产。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产和金融资产。10年前，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在1万元左右，这是把农民工都算进来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相信有较大增长。不过，要想完全靠财产性收入生活，在中国也不现实，未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收也要考虑财产税。房产税讨论了很久还没征收，股票等金融资产收入也不征税。其实财产税可以均贫富，如遗产税，可减小富二代的比例。
2015年12月，山东青岛一招聘会吸引了近万名高校毕业生前来应聘。
《环球人物》：大部分税负会不会落到中产阶层头上？
樊纲：有这种可能。现在一提财产税，有钱的反对，没多少钱的也反对。其实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富人因为开公司，有各种避税的办法，而中产阶层逃不了。
过去10年，我们对低收入阶层基本是免税的，但对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白领、金领，税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毕竟，我们重点还是要发展橄榄核的中间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中国的税收结构还要调整。税率要有利于人才的稳定，激励向上发展的空间。
《环球人物》：您赞同中国像欧洲那种高福利吗？
樊纲：当然不赞成。从经济学角度，高福利导致了高债务，欧债危机就是典型。福利的问题在于，一旦你设置了制度，就收不回去了，父母那代给，现在不给了，大家就要抗议。福利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你设置的时候可能财政很有钱，但经济一波动，债务问题就来了，难以为继。所以在福利问题上还是保守一点好，别动不动就补贴、承诺。大家还是多努力一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更强一点。
《环球人物》：经过10年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水平上还有多大差距？
樊纲：差距还是很大。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去年中科院一个研究机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称“中国工业落后德国100年”。虽然引发了外界质疑，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我们的汽车产业，很多品牌说起来都是国产的，其实连发动机还做不出来，更不用说飞机之类。科技、服务、金融等领域，我们起步都比较晚。
其实，我们真正的差距不是技术，而是专注程度、专业精神。西方一个家族几代人、十几代人专注琢磨一件事，各个环节不断积累，产品价格就比我们高10倍。中国是后发国家，这些年增长较快，新事物较多，大家很难耐得住寂寞。企业和个人都普遍浮躁，只要挣钱快、挣钱多就改行，沉不下心认认真真去做几代人的事业。
《环球人物》：中国企业和个人现在都很热衷创新。
樊纲：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跳跃式地急于求成。现在说到创新和创业好像很简单，星巴克里支个电脑就算创业了。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销售量，但没有解决产品本身的升级问题和专业化程度。如果产品不能做得更精尖，仍然不是一流产品。
《环球人物》：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过去10年专业性提升最快的地区，但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樊纲：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经济规模不大，现在则需要到世界各地找资源，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会更加明显。过去10年，政策优惠都集中在中西部，沿海真的是靠自己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民营企业、高新科技的转型。
未来的地区差异会缩小的。内陆部分人口流向沿海，剩下的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质量都会相应提高。小城市货币收入虽少，但实际收入比例高，大城市则相反。最后达到内陆与沿海人均收入的均等。另外，我在内陆住的房子比你在北上广大多了，不堵车，空气好，压力小，寿命长……这些因素都要算进去。幸福指数不仅仅是数字，虽然你挣2万我挣1万，但你的生活质量没我高。
《环球人物》：下个10年，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状态？
樊纲：过去10年为今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因为两次过热，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得花些时间清理遗留问题。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今后能避免过热，持续改革，再获得10年到20年的高增长完全可能。当然，这种增长应该是正常的，不是GDP10%以上，那从来都是过热增长。7%、8%，再少一点可能6%，都是正常的高增长。等中国真正走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百姓生活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还需要时间。中国各个产业都有潜力，但最关键的潜力还是改革制度，把制度红利尽可能都挖掘出来。发展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中国人的知识潜力巨大，之前我们没有创新很正常，因为落后太远，只能赶紧学，吸收、消化、引进，再加上点山寨。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前沿了，未来我们实现真正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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