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globalpeople2006 Intro 读环球人物 获人生智慧  十周年特辑 于2016年2月26日上市           人物简介：王振耀，1954年生，河南鲁山县人，1989开始在民政部任职，曾任救灾救济司司长、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图为2016年1月14日，王振耀在中国公益研究院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永远不要对中国人的善意失去信心 10年前，王振耀提出一个概念“平民慈善”，“平民慈善是一座没有被开发的金山，所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才非常不理想。没有平民，慈善事业做不大，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 “咱们能不能人均捐50元，通过5年努力，能不能一年捐到500亿？”王振耀这个想法一提出来，身边同事几乎众口一词，“王振耀这人说话太胆大”……大伙儿的想法不是没道理，2006年，全国慈善捐款不到100亿元；中华慈善总会接收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富人，10%来自普通民众。 作为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还是把这个颇有些“大跃进”的提法作为阶段性目标写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当时就觉得这是好事应该做。国务院把指标下到民政部，民政部下到救灾救济司，作为官员，你就得做呀。” 王振耀1989年到民政部，工作中接触到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的善良，给了他希望。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等遭遇特大洪水。8月16日抗洪赈灾募捐晚会播出当晚，一个女人看了直播后深受感动，带着孩子到了民政部。当时王振耀正在值班，女人是来捐赠的，放下几千块钱就要走，王振耀执意要她留下名字，拿上收据，不然被贪污了怎么办？最终，女人拿了一纸收据，但坚决不留姓名。这给王振耀留下的印象很深，“一个很普通的人，却显露出如此善良朴实的一面，你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很多人有捐赠的意愿，为什么却没化为实际行动？因为没受到激励、弘扬和保护。王振耀曾体验了一次申请退税的过程，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500元，申请减税的手续竟多达10道，整整办了两个月。对于企业同样有这个问题。随后，他提出“以善治促慈善”。2007年税法改革，将企业的公益捐赠免税额由3%提高至12%，个人捐赠免税手续也简便了许多。当年中国公众、企业捐赠就达到了223亿。 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的全民捐助潮，更让王振耀体会到了社会蕴藏的力量有多巨大。“汶川地震民间捐760亿，一年下来捐1000多亿，2009年也没有大幅下降，2010年更是超过1000亿，这几年一直很稳定。”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令公益开始展现出平民色彩。“大家平时总说年轻人有各种缺点，但没想到他们那么有责任感，亲赴灾区，忍饥挨饿，奉献自我、奉献钱财——‘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等理念展现为具体化的行动了。” 但公益、慈善，在中国依然是“道阻且长”。2015年年底，美国慈善援助基金会公布了全球慷慨指数排名，中国在受调查国家中排倒数第二，仅有8%的人有慈善捐款行为，4%做过志愿者。 “中国慷慨吗？”这一话题引发了全民讨论。 王振耀想起2013年在瑞典开会时，与一位以色列教授的对话。以色列教授问他：“全世界谁对以色列人最好？”“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更不是。”“难道是中国宋朝那件事情？”王振耀是河南人，又是历史系毕业，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19世纪有传教士到河南开封，发现当地人很熟悉圣经故事，还有不少六角星——犹太人标志。原来有一批犹太人曾在宋朝到达此地，有感于中国人的善良慷慨，最终这些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犹太人被同化了。那位教授听后笑着点头，对他说：“王先生，永远不要对中国人的善意失去信心。”   从政府到民间 2010年，王振耀火了。那年6月，他从民政部辞职，就任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此前，他在政府任职了22年。一纸辞呈，从官员到民间人士，从故宫边上有警卫把守的北河沿大街147号，到了比邻发廊和大排档的大帽胡同一座小四合院。 做出辞职决定时，他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更没料到他的这一个人转变会被外界解读为：公益慈善事业从政府主导到民间自觉。 回忆起6年前的这个选择，王振耀向《环球人物》记者坦言，“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民间乏力”。2008年9月，汶川地震后的第四个月，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成立，作为司长的王振耀提出对口支援，效果很好。“社会有很多散置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开发。”而另一方面，他推动的很多改革，下了很多文件，开了很多会，落不实，并不是因为政府不落实，而是民间乏力。“民间做不了大项目，相互合作力量不强；和政府好像互不联系，有时还会因为一些误解，叮叮咣咣产生矛盾。” 从那时起，王振耀给自己的理想定位就是“桥梁”，“给政府和民间搭一座桥梁，让社会更有建设性，更有力，能让民间和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从政府到民间的转变也让王振耀有了不少改变，“过去我管救灾救济，手里有钱，有资源当然受尊重。现在，慈善家既不找你要钱，也不找你要权，只是给，那凭什么给你，就是看你的价值，看你设计的项目到底有多少价值，再来看你是不是值得信任。所以，尽管我60多岁了，还觉得每天都在成长。” 曾经，王振耀被民政部下属评价为“特立独行”，他也坦言，很多政策都是不按常理力争来的。现在，他平和多了，因为“年龄越大，越看得开”。作为一名专职的公益人，王振耀也感受过被救助者的“麻木”态度，“我就是村子出来的，家里很穷，我知道穷人的想法。感恩心是有的，不过不善于表达，还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要心胸开阔一些，你真心帮助了他，那个善的种子就在他心里种下来了。” 工作的变化也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变，王振耀最大的遗憾就是很久没法像从前那样跑步了，家里人对他的意见也挺大，因为他不着家。但家人更多是心疼他，就在北师大租了房子搬了过来，希望能让王振耀少些奔波，多休息休息。 对于家庭，王振耀面对媒体时一向不愿多谈。一方面，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影响到家人。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在工作之外，有普通人的心态。有时他乘地铁被人认出来，他会和对方聊聊天，合个影。   搭一座桥梁 王振耀从2003年开始接触儿童救助，辞职前他一直在推动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在各地实施，散居孤儿每月600元，在儿童福利院的每月1000元。文件发下去，下面的人呆了：密密麻麻11页附件，列了近300项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项目，从土豆、苹果、猪肉，到内裤、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为此，王振耀花了半年，请各地儿童专家、营养学专家、福利院院长等，论证几轮才定下来，“这应该是中央行政部门第一个对群众生活列得这么详细的单子。” 但这一令65.5万名孤儿受益的保障制度也有无法涵盖之处，例如有些孤儿因没有户籍无法享受。这些体制无法惠及的孤儿，一直是王振耀的隐痛。 2010年9月，辞职后的王振耀与同事奔赴四川凉山金阳县调研。“在救灾司的时候，我都没去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到村里一看，我感受很深，要做的太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凉山捐赠，捐赠啥？小凳子、小桌子。因为没凳子，没桌子，孩子们只能蹲在地上学习。”此后，他们又走了很多地方。为了解决儿童福利服务递送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提出对策：在村里设置儿童福利主任职位，建立村儿童之家。 这个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公益研究院合作开展，涉及河南、山西、云南、四川、新疆5省区12个县120个村的近8万名儿童，被王振耀称为“儿童福利的基础性工程”。“儿童福利主任每月补贴800元，1年只需1万元左右；运营一个儿童之家，硬件设施在1万元左右，一个村投入两三万元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扶贫不是简单地给钱，而是应该将关爱变成一套机制，落实到村里去，落实到孩子身边。” 云南瑞丽项目村有个叫俩麦的11岁小女孩，父亲被强制戒毒、母亲改嫁，她寄居在表叔家，常被别的孩子欺负。一次班上报名参加郊游，福利主任陪伴她一起去，活动结束后她说：“我第一次被人牵着手走路，好温暖，我好幸福！”“设立儿童福利主任”的创新做法后来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世界推广。 在公益救助领域，民间组织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统计，近几年政府层面累计救助近20万大病儿童；而仅2013年，96家民间公益组织就救助了近10万名大病儿童。但那个痼疾依然存在：民间组织各自为政，与政府也少有沟通。为推动儿童大病救治联盟，王振耀奔走数年，每次都苦口婆心呼吁各方尽早联合起来。最终，民政部、卫计委、财政部以及国内近10家儿童大病救助类民间组织一同坐下来，探讨建立儿童大病救助联盟。 王振耀这样总结公益慈善大趋势：2005到2007年是政府规定；2008到2011年已经看出民间力量；到2012、2013年，逐步进入到官民互动；再到2014、2015年，政府开始购买社会服务，反映出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与政府的良性关系基本形成。 现在看来，王振耀6年前那个“搭起一座桥梁”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公益组织有时候做得不够周到，政府能比较包容；政府有些政策不太妥呢，社会也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情绪。这是一个良性的、善的社会框架形式，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基础。”   2012年8月，王振耀（左一）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右一）、外交家吴建民（右二）、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交流意见。   建立新的思维方式 “做公益这些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记者问王振耀。他想了想回答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很多固有的想法、理念，让我们无法认识、解决问题。”新思想、新方法如何才能诞生，并为公益组织自身以及社会民众所认识、接纳、实践？除了自觉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出现问题—争论质疑—形成共识……这个过程如同一条鞭子赶着中国公益往前走。 2005年11月，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召开，通过与海内外上百家慈善机构的联系交流，王振耀深感慈善信息透明之重要。转年10月，在王振耀的支持和指导下，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成立，力图通过促进信息公开和行业自律，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对于公益组织是个老问题。到了2011年，民众对公益组织公开透明的质疑达到顶峰。那年6月，20岁的郭美美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炫富。彼时的红会财务不透明、诸多救灾表现欠佳，又深陷“万元接待费事件”，郭美美成为压垮红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民政部工作时，王振耀和红会打过不少交道，“对于红会的体制、优势、苦衷、矛盾，我都了解。”出事后有媒体采访他，他说：“2008年之后，公益飞速发展，整个格局变了，红会一家独大不存在了。因此，大家重新审视红会，发现这套体制不行，有很多争论，最后导致意见总爆发的就是郭美美事件。我觉得，大家逐渐会明白，其实中国慈善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丑闻，是没放开，就像当年市场经济刚放开一样。” 当年年底，红会公布“郭美美事件”调查结果：郭美美炫耀的财富与红会无关，但质疑之声依旧。直到2014年郭美美因赌球被捕，她承认与红会毫无关系并道歉，事件才最终平息。 也是因为涉及红会和郭美美事件，2013年，王振耀也成为被质疑的一方。当年，红会改革成立社监委，王振耀是委员之一。在反对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后，几位委员们遭遇爆料，针对王振耀的则是：红会挪用2000万元捐款建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对此，王振耀除了否认并没有多说什么，研究院的同事们很不平，甚至想要起诉。最终，壹基金发声明澄清，2000万资金来自上海壹基金与万达、泛海、老牛基金会的定向捐赠协议。如今再回忆起这件事，王振耀笑着释怀了：“后来想想就算了，要包容。包容就是人家攻击你了，你才包容；如果都不攻击你，都说你好，你包容啥？” 在公益慈善发展的道路上，质疑之声从来没有断过，从汶川地震时王石的“十元捐款”，到郭美美事件，再到壹基金3亿元被贪污、嫣然天使基金被私吞；从管理费之争，到志愿者的待遇问题，再到善款能否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的争论。王振耀认为，质疑并没有令慈善界的公信力下降，“我们需要时间建立新的公益慈善思维方式。最近五六年，我感受特别深，我们这个民族在成长，社会在进步，这是个集体学习过程。比如在透明领域，开始大家对很多问题不理解、质疑，这个冲动本身是好的，但有时候质疑得过度。透明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对谁透明，通过什么方式来透明，这需要大家学习和思考。” “相对于加强监管，建立行业支撑系统更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王振耀直言，他已经等得很着急了——11年前，他就开始推动《慈善法》立法。“我们起草的这个稿子，包括大慈善、慈善服务、政策优惠、公开透明的规范化等等。”就在记者成稿之时，2016年1月底，《慈善法(草案)》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结束。这个支撑慈善行业的大框架终于要建起来了。   慈善是为社会问题、民众福祉寻求解决之道 2015年，王振耀又多了一个身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这是中国首家培养慈善专业高级管理人才的机构。 5年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北京举办慈善晚宴，邀请了多位中国企业家出席。那时的中国企业家大多还处在听巴比讲故事的阶段，但现在，更多人行动起来。“目前中国慈善捐款的60%来自企业，其中60%来自民营企业。”过去很多人关注“看得见的苦难”，把钱捐出去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很多成立了基金会。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老牛基金会，到第一家以股票创办的河仁基金会，再到马云捐赠价值124亿元股权成立慈善信托基金。 民众对于富人做慈善有各种看法，王振耀则表现得很乐观，“大部分企业家是真心地关注贫穷，关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长期对慈善家有过高的道德标准，我们这个民族转向现代慈善时，应该过好现代道德关，才能理解慈善人。”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振耀和很多企业家有交往，“大概到目前为止，把企业卖掉、带领全家全力做慈善，牛根生恐怕是亚洲第一人了。2004年，他把自己所持股份全部捐给了基金会。他把钱看得很淡，有很强的使命感，常说觉得50岁以前挣了不少钱，50岁以后就是散财，让社会受益。”截至2014年底，老牛基金会已与国内外129家组织合作，在各领域开展了153个公益慈善项目，遍及全国29个省及美国、加拿大、法国、非洲等部分地区，累计公益支出8亿多元，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支出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热衷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牛根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已不仅仅是传统观念中的捐钱、救助了，而是要和产业结合，为社会问题、民众福祉寻求解决之道。这几年，王振耀提出“善经济”的理念，“在‘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了。可能前些年，创造就业机会就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现在，企业没有社会价值，会被人瞧不起了。大量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组织，成为新的生产力。在国外，很多慈善基金会投资建企业，宜家就是瑞典一个基金会投资的。有一次我们去英国访问，和一个养老集团打交道，它就是个地道的基金会，办了80家养老院。” 质疑、讨论、改进、发展、交流、合作……慈善公益事业一直在向前。如今61岁的王振耀也是如此，只有时间表，没有退休表。“你还有很多想法、建议，可以跟很多朋友合作，最后得到实行，还可以帮助一些人……有时，虽然累，但是很有动力。” 采访结束拍照时，王振耀又开始接电话，还有会在等着他。为了配合记者的要求，他依旧微笑着摆出姿势。10年前，有记者采访他后写道：“他几乎都是一副眉宇紧锁的表情……像一个步履沉重而坚实的独行挑夫。”而今他仍旧像一个挑夫，只是没了眉宇紧锁，也不再孤独了。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李雪 原创稿件，转载务经授权，否则维权到底。 关于“《环球人物》十周年专辑”更多精彩内容，请戳下方“阅读原文”。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阅读  | 姚晨，在全民娱乐的盛宴中从容     点击图片阅读  | 贾平凹，文学的地盘越来越小     点击图片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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