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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十周年专辑 |【封面篇】:为什么怀念邓丽君

2016-03-27 何相宇 张雷等 环球人物

 


2010年第12期《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怀念邓丽君》


舞台下的完美


在家人与邻居、朋友看来,台上和台下的邓丽君并没有太多不同。谦恭孝顺、积极上进、悲悯感恩、不慕权贵……这就是人们眼中的邓丽君。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她的这些品格,与当今娱乐圈的是非繁多,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因此在故去多年后仍然受到怀念。


孝顺的女儿



邓丽君和母亲、侄女在一起


在邓丽君的孩童时代,他们一家七口的生活非常拮据。6岁那年,已经“很有表演才能和号召力”的邓丽君,开始在妈妈的陪伴下上街卖唱,为家里挣些买菜钱。9岁那年,她开始跟随父亲原来的战友,到台湾各地演出。虽然每次演出只能得到5元、10元新台币的微薄收入,但对贫寒的邓家来说,这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次偶然的机会,台北一家歌厅的老板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觉得很不错,希望她能在课余时间到歌厅里客串一下。当时,邓丽君的父母非常反对,担心她受欺负。不过,邓丽君说服了父母。不久,她就因表现出色,成为歌厅里的“娃娃歌后”,名气越传越大,就连台湾南部的一些歌厅也邀请她去演出。


由于频繁演出,邓丽君正常上学的时间越来越少,成绩一落千丈。1967年,她就读的金陵女中的校领导下了“最后通牒”,要她二选一:要么放弃歌唱,专注于学业,要么休学。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和对歌唱事业的热爱,邓丽君决定休学。据她当年的老师回忆,当时有夜总会愿意与邓丽君签约,邀她做专职歌手,但校园生活同样令邓丽君难以割舍。最终,家庭因素被她放在了首位。这位老师回忆说:“我问她父母亲的意见如何?她自己又如何打算?她说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她需要那份工作,如果休学的话就能安心地唱歌。很明显,她是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而牺牲自己,而这个小孩子也真的一直很努力!”



邓丽君成名之后,外界曾对她的父母有过微词,认为他们关注家庭的经济状况胜于关心女儿的前途。面对这些质疑,邓丽君回应说:“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


1972年前后,邓丽君走出台湾,到香港、东南亚地区谋求发展。而此时,流言蜚语纷纷传出。有人说她在越南因为私生活放荡,堕胎时流血过多而死;一些香港媒体称,她已经暴毙……这些流言甚至困扰了邓丽君的父母。女儿外出巡演的时候,他们常常寝食难安。但邓丽君本人始终对这些流言保持豁达和从容的态度,以宽容和坦然作出回应:“人反正迟早要死的,真的死了反而就看不到自己死亡的消息了,现在提前看到自己的死讯,不是很有趣吗?……我实在没有话说,只想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只要自己没有做错事,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恶意中伤?”


上进的歌手



上世纪70年代,邓丽君已成为红透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少女歌手。可就在此时,她的危机感与日俱增:自己在舞台上唱的歌曲越来越定型化,没有新的歌路可走,没有新的唱腔可用。随着观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她即使疲惫地全心付出,仍不能换来往日的那些热烈掌声。因此,她一直在寻求突破。


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派人到香港寻找偶像型华人歌手,他们在东方歌剧院发现了邓丽君。与妈妈赴日本考察后,邓丽君发现,日本的音乐水准比港台高得多,那里有完善的歌唱条件、大型的乐团……对她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她决定和宝丽多签下5年的契约。


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邓丽君要抛弃已有的成绩,从头开始。进入日本歌坛后,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除了接受系统的歌唱训练,还苦学日语,不出一年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每天工作12个小时,前后共推出8张大唱片、12张小唱片,而每张唱片都进入了日本歌曲排行榜的前30名。她平均每个月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次要唱35首歌。这些经历,奠定了邓丽君的舞台表演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华人娱乐事业的进步。


大陆乐评人丁宁曾经评价过邓丽君的国际影响力。他认为,迄今为止,邓丽君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无人能及。从台湾到香港,从东亚到东南亚,邓丽君都能红透半边天。“我认识的一位韩国朋友,并不知道曾经为中国歌迷所推崇的韩籍歌手张镐哲,甚至也不了解当下韩国正在走红的整个一代年轻歌手,但他却知道中国有一个邓丽君。”



1979年2月,邓丽君因使用不符合正规申请途径办来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这场“假护照风波”,成为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她,一下子坠入事业的最低谷。


在打击面前,邓丽君决定暂别舞台,重拾书本,去美国洛杉矶读书。她先是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补习英文和艺术,不久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办的英语进修班读书。由于语言天赋出众,邓丽君顺利地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考试。于是,她从旧金山搬到了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主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课程。她曾表示:“读书少是我平生的憾事,所以读书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今日有幸得到了机会,我是不会随便放弃的……我必须下苦功,成绩才能跟得上。”


那时,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在美国留学。多年以后,他曾回忆说:“在‘假护照风波’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独自掉眼泪。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邓丽君深知,她永远不能放弃歌唱事业。因此,她一直在等待再登舞台的机会。



1983 年2 月19 日,邓丽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举行大型个人演唱会。


1979年4月,邓丽君首次在美国旧金山及洛杉矶、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北美巡回演唱会。第二年夏天,她举办了第二次北美巡演。彩排的时候,她熟练地用日语、英语、粤语、国语与别人交流,让举办者大吃一惊。那次演唱会吸引了大批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华侨,以及很多美国人,往往是她的第一场演出还没开始,第二场的门票就已售完。


对于邓丽君的成就,她的小弟邓长禧曾说:“我对俺老姐还有一份别人不易体会的尊敬,在甜美的歌声和笑容后面还能看到她那满腔力争上游的志气……十余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没有平常一点一滴的努力,我老姐在歌唱方面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在谈到邓丽君在歌唱事业上的奋斗经历时,香港钢琴大师刘诗昆表示,看到现在中国音乐的某些现状,他感到有些失望:“过去在香港或内地还有一些实力派的歌手,靠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如今,随着文化市场与媒体的快速发展,有些艺人可以凭实力成功,但更多的是依靠商业推助和包装,以及媒体的炒作,把自己炒作成名。从一个严格的艺术评判角度来讲,这种炒作是名不副实的。”“如果邓丽君活到现在,看到了当今这些不称职的艺人以及作品,一定会很失望。”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邓丽君毫无疑问是一位歌坛天才,纵然如此,她仍然非常努力。这是一种对他人、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而这,正是她至今仍被人记住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私的“皇后” 



1970 年1 月6 日,邓丽君获选香港工展会“白花油义卖皇后”。


幼时的清贫和磨难,让邓丽君在长大成名后常存感恩之心。她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期间,也从不缺席义演。她以谦和待人、勤勉自持的形象,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


1969年12月,应新加坡总统夫人的邀请,邓丽君参加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演出。她一连三晚不辞辛劳地演唱《晶晶》、《采红菱》、《谢谢总经理》、《珊瑚恋》等歌曲,轰动了整个新加坡。同月,应香港白花油药厂董事长颜玉莹之邀,邓丽君前往香港参加《华侨日报》发起的“救童助学”义卖活动。在香港工展会上,她登高一呼就募到了5150元港币,成为当年慈善义卖的“白花油皇后”。


1970年8月,邓丽君再赴香港参加义演,在明爱中心和皇都戏院演唱了一个半月,其间还曾为港九街坊会筹募福利基金。


从1971年2月至1972年8月,邓丽君开始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地巡回演出,几乎走遍了整个东南亚。在第一站香港,她不顾原已满负荷的行程安排,连续参加了多场慈善义演;到新加坡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为孤儿院和其他福利机构筹募资金的义演。此外,邓丽君还不断为各种福利基金捐款。直到去世前,她都没有远离慈善事业。


据“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尹华芳回忆,邓丽君往往会以无名氏的名义捐款给各地的慈善机构,这种做法“十分值得外人学习”。另外,“小姐的乐善好施对家人也是一样的无微不至。小姐无论买甚么东西给自己,例必会买两件,另一件送给妈妈,与她分享。”


不变的气节



邓丽君的演出服饰


在时下的娱乐圈内,演艺人员攀附权贵的现象屡见不鲜,招致社会舆论的广泛抨击。而回顾当年邓丽君的种种做法,或许我们能得到更多启示。


邓丽君生前遇到过一位“真命天子”,那就是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长郭孔丞。郭孔丞比邓丽君大6岁,两人相识后很快陷入热恋。1981年,邓丽君举办订婚发布会。她生前的友人回忆说:“那是邓丽君最甜蜜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对这段感情非常认真。”


邓丽君与郭孔丞原定在1982年3月17日举行婚宴会。然而,就在喜帖和婚纱都已准备完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故。在决定结婚之前,郭孔丞带邓丽君回新加坡家中拜见长辈。郭孔丞的祖母向邓丽君提出了3个苛刻的条件:一是要邓丽君拿出详细的身家资料;二是要她终止所有演艺活动,专心做家庭主妇;三是要求她必须和演艺界断绝来往,并与所有男性友人划清界线。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实际上,当时邓丽君已决定婚后退出演艺圈。但她听到郭孔丞转述祖母的要求时,感到十分屈辱,摸着订婚戒指,泪流满面。最终,邓丽君毅然退婚,与郭孔丞分道扬镳。


邓丽君去世后,台湾当局将她定位为“爱国艺人”,因为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拒绝攀附一个“巨大的权贵”——日本。


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虽得奖无数,广受欢迎,却始终不喜欢这个国家。她很少买日本货,除了演出需要,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很多倾慕她的日本男子,都被她拒之门外。尽管条件很便利,但她一直没办日本护照,也不购置日本房产。她说:“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货,日本汽车确实是价廉物美,但我买的是一辆德国金龟车,不但没有冷气,还是手排挡。同样的价钱买日本车,不知道能换一辆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许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结吧,老实说,我讨厌日本,我唯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赚他们的钱,然后汇回老家。”


在日本期间,邓丽君时刻以自己是中国歌手为荣。为了歌唱事业,她不得不学说日语、唱日文歌,但她坚持不取日文艺名。她还要求,每次在日本公开演唱,一定要有一首中文歌曲,还要穿着中国旗袍亮相。


2009年9月,一个名为《华人明星入外籍都有谁?》的帖子,在网上被争相转载。帖子中列出了多位加入外国籍的大陆著名演艺明星。很多网民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懑,指责他们“不爱国”。诚然,是否更换国籍是明星们的自由。然而,在邓丽君的民族气节面前,这样的“自由”是多么地令人不屑!



作者:《环球人物》何相宇 张雷 《环球人物》驻香港特约记者 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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