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重庆｜江湖远去，重庆虎变
撰文: 萧春雷
摄影: 陈新宇
夜幕时分，几个重庆人在江北嘴码头边享用晚餐。因得长江和嘉陵江航运之便利，这里曾经船运繁忙。因为公路与铁路的发展，如今水运已被更加快捷的陆地运输所取代。
重庆最早的土著是巴人，在一波波的移民浪潮中，巴人的血液逐渐冲淡。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宋元以前来自陕西、河南等地；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下游的湖北、湖南等地。明初和清初有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改变了重庆的人口结构，南北混杂，四川话为北方官话体系的西南官话，受湖广方言影响明显。
重庆老城按山势高低，分上半城和下半城，中间是石阶坡道相连其间。这是渝中区较场口的著名坡道“十八梯”，从上半城蜿蜒而下一直到江边。因为凯旋路电梯可以直升山顶，所以曾经熙攘之路也变得冷清。
两位时尚女性走过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的广场。重庆美女作为这个城市的符号，举国皆知。产生美女的因素众多，最重要的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重庆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云雾弥漫且气候湿润。
清末重庆有“八省会馆”，移民较多的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江南、山西、浙江八省都建立了自己的乡谊会所，如今东水门边还有湖广会馆和广东公所，雕栏画栋，巍峨壮观。湖广会馆管理处的岳精柱研究员说，明末清初的战乱、瘟疫，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史书记载重庆主城区不足百户，1681年整个重庆大约10万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民， 1776年重庆总人口140万，其中移民及其后裔110万人，占绝大多数。
南岸区的法国水师兵营遗址是一座中西结合的建筑，阁楼环绕，青砖旧瓦。它的前身是北洋水师营务处，1902年被法国军人在其基础上重新修建，它见证了重庆开埠的历史。
摄影：宝丁
重庆人的性格与人口结构有关。蜀出相巴出将，尚武、忠勇，这是巴人留给重庆人的遗产。“湖广人在整个四川都占优势，但成都有不少陕西移民，重庆完全是湖广人的天下，强悍、坚韧，还带有一点狡猾。”岳精柱说，“移民社会没有宗亲依靠，只好认老乡，大家都自称麻城孝感人，还流行认干亲、结拜兄弟，拉帮结伙。女性很少，很金贵，现在重庆女孩的地位还很高。”
载满了重庆人的缆车从长江上空滑过，这条仍然还在运营的长江索道从渝中区新华路到南岸区上新街，全长约1166米，横跨长江用时约需4分钟。过江缆车是重庆极具特色的城市交通工具。
轻轨二号线牛角沱站的出口处行人熙熙攘攘。因为重庆是典型的山城和江城，不仅交通道路系统极其复杂，而且交通工具也是五花八门：轻轨、地铁、过江轮渡、过江缆车、扶梯、升降电梯等等。
清代移民白手起家，胼手砥足，创造了码头文化和商贸城市。20世纪的另外两波移民潮，一次是百万抗战移民，一次是20万三线建设移民，素质较高，提升了重庆人的文化品位，把重庆变成了一座重工业城市。
一位孙悟空扮相的人正在吸引游客前去收费合影。朝天门码头曾经是重庆最繁忙的地方，今天虽然已经听不到船工的吆喝声了，但仍然是一个热闹的场所，三教九流、各式人等在此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新移民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例如政治激情。码头文化的特点是抱团，重江湖义气，什么政治、法律都不在乎；渝商也以团结著称，和气生财，政治上不选边站。自从重庆成为陪都后，庙堂文化压倒江湖文化，活跃的政党政治给这座城市留下深刻的烙印。
在一棵树观景台上看到的鳞次栉比的高楼景象。重庆是有名的雾都，经常是雾蒙蒙一片，看不到明媚的阳光，但也给整个城市带来了一幅别具风味的美景：城市如山林浮现，又若海市蜃楼。
重庆人的政治情怀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从1967年开始，同样宣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8•15”和“反到底”之间，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武斗，死伤难以计数。“就像是战争，曳光弹在天空飞，江上有兵舰，到处是枪炮声，最高的记录是一晚上发射了一万多发高射炮弹。”杨耀健先生回忆说，“重庆的武斗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因为重庆有兵工厂，双方动用了几乎所有常规武器，包括坦克、登陆艇、37毫米高射炮、火箭筒、重机枪等等。沙坪坝那边还有全国唯一一座红卫兵墓园。”
晚上的朝天门码头灯火阑珊，一对情侣沿着江边在散步，露天的、简陋的KTV给这座古老的码头增添了现代元素，行人若有兴趣，可以高歌一曲，收费低廉。江边飙歌，颇有江湖豪迈之气。
一位外籍男演员在杨家坪万象城上演的阿根廷大型另类时尚舞台秀“极限震撼”之中，兴奋地扭动着身体。重庆虽然地处内陆，但是开放、包容，对西方现代文化以及其它外来文化的接受非常迅速。
红卫兵墓园在沙坪公园的一个角落，大门紧闭。园内矗立着百余座水泥墓碑，杂草高过人头，树木大过胳膊。许多墓碑的基座刻着多位死者姓名，碑身题刻着毛主席诗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及“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等流行政治口号。我找了个台阶坐下，点燃一支烟，默默凝思。政治文化与袍哥文化是对立的，前者辨是非，立场不同即使兄弟也要反目；后者讲感情，为朋友不惜三刀六洞。从激烈的武斗事件可以看出，重庆的文化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变。
“文革”期间，重庆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武斗，红卫兵将尚武传统发挥到极致，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多处，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内，有100多座墓茔。
重庆的最后一波移民，是上世纪末的三峡库区移民，主要在境内迁移。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重庆大量的区县和乡镇被淹没，产生了120万库区移民。为了便于安置移民，根据邓小平的遗愿，1997年重庆市改为直辖。三峡移民为这座城市作出的贡献是，推动重庆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
从南山上望去，灯火通明的渝中半岛仿佛一艘满载水泥森林的巨舰，弯成一道优美的弧，停泊在江心。这片江河蜿蜒，山城依偎的城市景观，和纽约的曼哈顿、上海的陆家嘴极为相似。
在重庆采访，我经常提出一个问题，重庆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回答大同小异，下列词语较为常见：豪爽、忠勇、尚义、耿直、火爆、急躁、包容、吃苦、乐观、粗俗、热情等等；第二个问题，谁是最能代表重庆性格的人？许多人回答巴蔓子。巴蔓子是战国时期的巴国将军，《华阳国志》说他向楚王借兵平内乱，答应事成后割三座城池酬谢，平定内乱后他却不忍割城归楚，为了不食言，他割下自己的头颅献给楚王。他的行为感动了两国。千百年来，巴蔓子一直是忠勇笃信、舍生取义的典范。但是采访《最重庆》杂志的年轻主编何洋时，他的回答却有所不同。他说巴蔓子精神现在也有争议，像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点耍无赖的意思，不宜提倡；重庆人不仅豪爽，还善于用脑，会平衡，其实很精明，“斗地主”比成都人更行。例如卢作孚就很能协调关系，在国共两党间应付自如，也知道变通，比如默许手下运鸦片。
湖北小伙子熊少郎在朝天门拉小提琴卖艺，在黄桷坪、解放碑、观音桥等地有许多这样的流浪艺术家。抗战陪都时期，大量文人的进驻使得这块“武盛文衰”的土地发生转变，并影响至今。
“卢作孚是典型的重庆人吗？”我猛然意识到，几乎没有人举他代表重庆人，“卢作孚严谨、理性、认真，的确不像重庆人。那么刘伯承呢？”何洋略略思考了一下，说：“奇怪，卢作孚、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这些重庆的近现代名人，都没有典型的重庆性格。只有一个写《革命军》的邹容像重庆人。还有樊傻儿，那个袍哥师长，但他只是地方性的人物。”我说：“有意思，要么我们搞错了重庆性格；要么重庆性格成事不足，只有克服了重庆性格的人才有出息。”
一位市民沿袭着古老的方式在长江里捕鱼。弹子石在南岸区南滨路边，曾经是著名的码头，也是重庆开埠最早的地区，那时洋行林立，商埠繁忙。如今已被崭新的街道、广场、绿地和高楼覆盖。
我仔细思考，觉得重庆性格是一个神话，饱含着我们对消逝已久的码头（江湖）文化的想象与偏爱。江湖帮派消失六七十年了，谈起袍哥，重庆人依然充满感情。实际上，江湖习气妨碍文化的发展，晚清以前重庆没出几个人物。直到重庆开埠，新思潮、新移民涌入，重庆文化才得到提升，并完成现代转型。一座工商大都市，不是一群江湖好汉能够运转的，可见重庆人早已具备了现代性；重庆的政治文化之浓厚，一点不亚于成都，足见江湖习气已经淡远。重庆巨变，斐然可观。我们之所以看不到闪耀在他们身上的理性、深思、严谨、坚持、认真等新品格，只因我们太沉溺于历史想象。现代性索然无味，全中国都希望重庆人留住江湖，做一个永远的袍哥。一座城市的性格，体现在她最优秀的儿女身上。如果卢作孚不像重庆人，我们是不是要修改重庆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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