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今天，致敬那群奔赴延安的中山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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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89年前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
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七七事变后
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山距离延安约1600公里，在交通不便的80多年前，到延安去可谓一路千山万水，危险重重。
赴延安的中山青年中，以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抗日宏志的，无疑是踏上战场、扛枪杀敌的那部分：
东区齐东村青年刘舒，1917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933年秋考入中山县立中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6年考入广州知用中学就读高中。在广州，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经常参加“读书会”，研读进步读物，并目睹日舰水兵的横行霸道，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1937年9月，他与就读广雅中学的中山青年黄峰等9人共赴陕北“学打游击”。是年冬天，他们抵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
随后，刘舒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学习。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李维汉。刘舒与聂荣臻的弟弟同班，主要学习游击战术、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何凯丰、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的授课。1938年3月毕业后，作为从600名学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30名学员之一，他被送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继续深造，编入第三期第三大队（知识青年大队）。同年5月底，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后，遂奔赴山东敌后战场。他们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入山西，经河北，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最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此后，刘舒历经大大小小的截击、伏击、爆破等战斗，在1939年一次保卫沂蒙山区人民的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是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而牺牲的华侨子弟。
沙溪濠涌籍青年方少穆则在踏上战场接受战争洗礼后，逐步成长为高级将领。方少穆出生于1915年，193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即广雅中学），受进步思想熏陶，参加学校的“救亡歌咏团”等活动，还聆听过叶剑英到校发表的抗战救国演讲。1938年夏，他毅然离开学校奔赴延安，历经土匪洗劫、反动派阻挠和饥寒交迫的考验后，终于到达延安，进入抗大一大队学习，并在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下旬，从抗大提前毕业后，他被派往四望山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四望山地处信阳、应山、罗山三县交界处，曾是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挺进支队的驻地，也是豫鄂边区的交通咽喉。在豫鄂边区，方少穆随部队多次与敌顽强作战，其中1940年春、夏，该部两次痛击日军，毙敌8人，生俘19人，缴获枪支20多支。解放战争时期，方少穆参加了淮海战役以及淞沪战役解放大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海军某部军级副政委。
小榄的何镇浪是另一位北上后既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又奔赴战场的中山青年。不过他最终抵达的是山西太行山区，而非延安。他进入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时间是1938年年底。抵达抗大分校前，他与另外两名中山籍青年历经香港、湛江、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西安、河南等省市，过潼关、渡黄河、经垣曲、登太行山，走过了堪比长征的艰苦征程。1939年9月，何镇浪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从此与军旅结缘。
他曾参加1941年著名的太行山黄烟洞保卫战。此役，我军与敌军血战八昼夜，成功保护了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在战斗中，他与另一名战友李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被敌人追击，从悬崖上跳下，正好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才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何镇浪继续南征北战，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金城反击战，1959年入藏平乱。戎马一生，他四次负伤，屡立战功，后担任信阳陆军学校政委。
谭则敏，中山三区人，1935年秋在中山大学就读，1937年9月在广州参与了一段时期的抗战工作后回小榄，任教于下基小学，同年10月参与组织成立“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青抗会”）。青抗会有成员50多人，大多为三区的知识青年，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10月后，在抗日形势的发展与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青抗会部分成员毅然北上，寻找更为广阔的抗日战场，其中有谭则敏、古寿珠、郭旷良、李琼儿等。由于战局变化，他们没能如愿到达延安，起先在陶铸领导下的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参加战地服务。稍迟一些，谭则敏到西安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解放战争胜利时，谭则敏参与了北平、南京、重庆等重要城市的接管工作。
如果说奔赴祖国各地战场的中山青年的轨迹是辐射，那么，另一批中山青年的轨迹则是聚焦，他们投身珠三角敌后战场：
他们中有从广州赴延安的黄峰，有中山地方党组织选派到延安学习的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等。这批青年从延安学到了抗日的本领，返乡后将所学所得发扬光大，对珠三角敌后抗战起到了特殊作用。
▲1938年，中山籍共产党员黄峰从延安带回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中山市博物馆藏）
黄峰于1937年9月与刘舒等一同去延安。当时黄峰在广雅中学就读，受形势与进步思想影响，与同级的几名同学萌生奔赴延安的想法。刘舒得知后，专程找他要求同行。他们从广州出发，几经波折到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
与刘舒不同的是，从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成后，黄峰返回中山参加革命。回到家乡不久，他就在中共中山县委指示下以一区抗先队的名义，于1939年年初组织举办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并担任指导员，负责为学员讲授抗大和陕北公学的一套教学内容，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其重点。这个训练班有学员六七十人，绝大多数结业后成为抗战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陕北公学毕业纪念册。全国抗日战争时期黄峰与林锵云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时带回，后用作中共中山县委党训班的教材。（中山市博物馆藏）
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5人则是由中山八区党组织分批选派，在1938年1月至5月，同年6月至7月先后学成归来，为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邝叔明1月到达延安，中山八区第一个女党员邝健玲则于春天抵达。中共八区区委依托这批青年党员，先后于1938年11月在小濠冲健民小学和1939年9月在月坑村举办了两期党员学习班。邝叔明、邝健玲作为主要授课者，为党员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以及党纪党纲、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等课程，大大提高了党员骨干的政治思想水平、纪律性和革命素质，为中山八区的武装斗争作了坚实的人才准备。
还有一大批青年，他们在战场以外执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非作战任务，处处精心经营属于他们自己的“战场”，与全国人民一起构成最坚固的民族抗战防线。
这个群体人数众多，李凡夫、黄中坚、蔡尚雄、梁松方等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李凡夫，原名郑锡祥，1906年出生于四区濠头乡一个华侨家庭。1926年至192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弃学回国，在中山大学继续求学并参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1933年夏北上到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共产党，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1937年初，中共文化支部（后改为临时党委）在上海成立，李凡夫任该支部临时党委书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转移到了延安，成为最早一批到达延安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
他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授，是当时公认的名教授之一。在延安，他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主要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担任“陕公”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为培养抗战干部作出突出贡献，仅在“陕公”两年内便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
▲李凡夫在《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图片来源：《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长洲青年黄中坚，原名黄祖雄，其父为当时长洲小学校长黄冷观（黄显成）。黄中坚出生于书香门第，曾向名家学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北上抗日前，黄中坚在香港任教于中华中学，其间接受爱国和进步思想，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
1938年年底，他与何镇浪共同北上，就读于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由于表现突出，提前被调到民革通讯社任助理编辑，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新华日报》任编辑。《华北新华日报》于1938年由何云创办，是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建设太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1939年7月，黄中坚在太行山南麓抗日根据地壶关县树掌镇芳岱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一次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的残酷“扫荡”中，黄中坚与何云等40多位新闻工作者在转移时被日军杀害。
今天，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由杨尚昆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侧面由陆定一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背面刻有烈士姓名，黄中坚名列其中。
蔡尚雄，张家边人，1938 年6月开始北上，1939 年年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其间成为中共党员，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获赠一部相机，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参加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从此以照相机为武器，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拍摄抗日斗争的史实”。
为了拍摄真实生动的事迹，他“经常随八路军、游击队，深入游击区和敌人后方活动，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爬山涉水走遍了敌后根据地”，在他的镜头里，有日本侵略者号称华北最坚固的12 个碉堡，以及遭受“烧、杀，抢”三光政策后的五台山区农村惨景，也有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壮举，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
▲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山商报》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致敬！峥嵘岁月”特别报道，蔡尚雄为报道对象之一。
梁松方，石岐张溪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2月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国，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起开始从事军工生产与建设。1939年2月，参与中共军工史上自主研发的第一支“马步枪”研制，主要负责图纸设计、设备制造、部件加工等关键环节。同年4月，“无名氏马步枪”研制成功。5月，他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共50余人一起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获颁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布质奖状。
▲梁松方所获毛泽东题词的布质奖状（翻拍）
此外，小榄青年何耀椿1939年1月由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从香港赴延安，1940年12月抵达，被安排至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担任制版部主任，制作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挂像。
谿角乡女青年刘展平从广州省立女师毕业后奔赴延安，在抗大第五大队学习，接受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朱德曾为其题词：“把全中国的妇女发动起来！”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后，她奔赴抗日前线，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史是一面镜子
记忆是一种力量
勿忘国耻 缅怀先烈
今天，铭记！致敬！
图文来源：
林伟桦：《奔赴延安——记抗战期间北上抗日的中山籍青年》
梁晓江口述，林伟桦、邱霖巧、欧碧君整理：《梁松方：中共领导的军工史上第一支自主研发步枪设计者参与者》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市博物馆编：《抗战烽火 中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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