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原地过年”成为常态，春节黄金周旅游消费会下降吗？| 旅讯八点正
按照可比口径，2008-2019年间每年国庆黄金周全国旅游总收入平均是同年度春节黄金周的1.36倍。
“原地过年”是一次值得观察的“年”经济新尝试
自黄金周制度实施以来，人们对于春节和国庆两个黄金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认知：春节黄金周是要回家的，国庆黄金周是要去玩的。即便是在疫情阴霾之下，“回家过年”依然有着极其强大的惯性。
据交通运输部预测，2021年全国春运期间的旅客发送量仍将有17亿人次左右，按每人3至6次的出行次数（包含整个春运期间的旅途中转、旅游度假、探亲等出行需求）计算，春运期间在路上的旅客规模至少也有1亿多人，绝对数量依然相当可观。
与往年相比，2021年的春节黄金周选择“原地过年”的人数较往年至少会增加四成以上（2021年春运旅客发送量较2019年同期下降四成以上），一些出现疫情反复的城市这一比例可能会更高。
数亿人放弃了“回家过年”，这将是一次值得观察的社会“实验”，也是传统“年”经济的一次新尝试。
“回家过年”，数亿人的暂时性消费降级实验
大都市写字楼里原本每天必喝星巴克的Tom、Mary回到老家过年后就改喝白开水了。这虽然只是有关回家过年消费降级的段子式表达，但却可以在统计数据中找到支撑。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春节及国庆黄金周消费数据显示，同年度国庆黄金周的餐饮及零售收入规模平均是春节黄金周的1.64倍。基本同样长的假期，为何春节黄金周期间的餐饮及零售收入规模会比国庆黄金周少了这么多？问题应该就出在“回家过年”上。
春节期间全国主要的劳务输入城市都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萧条”景象，大量的店铺关门歇业，原本拥堵的城市道路变得异常空旷，回家过年的外来人口不仅带走了城市的人气，也带走了消费。
众所周知，尽管我们的城镇化率近年来飞速提升，但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加上东部与西部城乡之间的巨大发展落差，意味着当人们从中心城市回到小城镇或乡下的老家过年时，受制于供给和时间约束（走亲访友、聚餐等），将不得不开启短暂的消费降级模式。
那么，这个消费降级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假日经济流失呢？以2021年约17亿人次的出行规模对比2019年春运期间的30亿人次来核算，今年至少会有1亿左右的流动人口留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过年，相当于全国流动人口总规模的四成多，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定量探究这一问题的机会。
当大部分人选择原地过年时，不仅会给所在城市带来消费增量，原本不得不暂时关闭的生产及服务场所将得以在假日期间正常开业，这样一来，今年春节长假期间疫情低风险城市的国民经济活跃度将有望创造纪录。
若“原地过年”成为主流，春节黄金周的消费规模将至少扩张60%
如果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原地过年”，春运可能从此成为历史，但我们也可能会迎来成色更足的春节黄金周。
假设春节长假期间，生活工作在中心城市的人们选择回家探亲的比例与国庆节相仿，按照前文的数据（即：同年度国庆黄金周的餐饮及零售收入规模平均是春节黄金周的1.64倍），春节黄金周的消费规模将至少扩张60%。考虑到春节期间传统的“年货”采购需求和由此带来的休闲度假需求，春节黄金周的总消费规模提升空间会更加可观。
除了餐饮及零售消费外，春节黄金周的旅游消费规模也一直无法和国庆黄金周相媲美。按照可比口径，2008-2019年间每年国庆黄金周全国旅游总收入平均是同年度春节黄金周的1.36倍。与餐饮及零售业不同的是，旅游消费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按照国内的物候规律，秋季较初春或冬季时节显然更适合出游。
即便如此，当大多数人选择原地过年时，对于劳务输入城市当地的文旅消费的拉动作用依然不容小觑，毕竟周边度假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并不需要过分关注季节，只要有足够长的假期即可。
因此，当大多数人选择“原地过年”时，去除“回家过年”的长途交通支出的减少后，纯粹的休闲度假需求增量依然有足够的潜力将春节黄金周的旅游消费规模推高20%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期间被迫选择原地过年的人群主要以务工人员为主，大部分企业为了响应号召纷纷出台春节加班的“超级福利”，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原地过年变成了“加班过年”，从而将抑制相当一部分需求增量的释放。
另外，疫情造成了部分经营场所无法正常营业（限流或暂时关闭），人们的消费信心多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将对消费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上述分析仅仅适用于未来疫情消失后人们普遍地、自愿地“原地过年”。
“年”文化是一个仍待开发的大宝藏
随着我国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被打破以及家庭小型化等趋势的深入发展，“原地过年”将逐渐成为很多城镇居民的常态，跨越大半个中国长途迁徙“回老家过年”将逐渐成为历史记忆。伴随着这一趋势，一些机会将慢慢萎缩直至最终消失，例如春运，而另一些新的机会将会慢慢出现直至形成一个全新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新机会的出现和相应的市场培育不是自动完成的，而是需要在供给端打通很多关键环节。
首先是“年”文化的供给。过年的形式可以发生改变，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是不会轻易消逝的。随着物质的日益富足，人们反而会愈发怀念传统的“年”文化。那么，在“原地过年”之后，如何安放人们的“年”文化记忆将成为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大机会。开发出足够丰富的、契合新需求趋势的“年”文化产品将变得非常迫切。
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切换，“年味儿变淡”早已是普遍共识，也是大家在“过年”这件事上最大的“痛点”，人们都在渴盼记忆中的“年”能够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
其次是地区间更加均衡的基础设施供给。过年形式的变化并不会磨灭“年”文化的灵魂——团圆，即便大家不再需要集中在某一段时间返回乡下的老家过年，但是春节期间大家对于团圆的心理诉求还是会有产生刚性的旅行消费，只不过旅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会较现在更加分散。这就要求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设施（交通、商业、旅游等等）的供给水平更加均衡，地区差异进一步缩小，方便人们以更多样化的迁徙路线实现“阖家团圆”。
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通常是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疫情危机相对于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过年方式等等是一个偶然因素，但其中也有着一些必然因素，那就是社会的进步。
作者简介
程超功 环球旅讯特约评论员
程超功，在线旅游从业者、环球旅讯特约评论员，拥有多年在线旅游从业经历，长期从事旅游行业及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工作。程先生拥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学士、江南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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