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超级男团，和辽宁的关系有趣极了……
这些句子眼熟吗？
“唐宋八大家”
这个著名的男子天团
在辽宁呆了有一段时间了
什么？你还没去？
就凭他们和咱辽宁的关系……
赶紧去辽博！
要知道，这关系可不简单哪！
韩愈“韩昌黎”说的是辽宁朝阳
苏辙来建平留下了一系列有趣的记载
包括自己爱吃大辽“羊修乳粥”
欧阳修在辽宁出差留下个“成名酒局”
喝了还不忘记载中国白酒诞生于大辽
……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籍贯问题，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焦点话题。有人说韩愈是河南河阳人（今河南省孟州市），有人说韩愈是锦州义县人……
近些年的新说是：韩愈乃辽宁朝阳人！
证据来啦！
韩愈本人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连他的传世文选也名曰《韩昌黎集》。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指出，依据韩愈提供的“郡望昌黎”的信息线索，可以推断，韩愈的故乡不在中原的黄河流域，而应在辽西的大凌河流域，具体而言，他是辽宁朝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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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以昌黎望郡自诩，我认为绝不是虚攀。河南据我所知，唐以前无昌黎地名，本为商源殷亳之地。在韩愈生前200余年的北齐文宣帝时，文皇帝亲伐契丹，史载出河北卢龙塞，进入大凌河谷道，先经白狼城（今喀左黄道营子），北行大凌河中游至‘昌黎’，然后达龙城（今朝阳），最后出朝阳北大青山关口而入契丹腹地。我半个世纪间十余次考察凌河古道，上述故地均有史迹可考，可为探查昌黎韩氏起源提供佐证。”王绵厚如是说。
王绵厚回忆说，他在辽博当主管业务的副馆长时，就曾听当时的辽博馆长徐秉琨介绍过，辽博藏有一本宋版《韩昌黎集》（南宋宁宗赵扩的绍定六年临江军学刻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十分珍稀，并亲眼见过此传世孤本，要知道，一本宋版书存留至今，已是价值连城，更何况是宋版《韩昌黎集》呢？
朝阳学者谢景泉从昌黎地名和昌黎韩氏的历史演变给出了更系统的诠释与更明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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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景全表示，昌黎是朝阳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名，自慕容皝在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将昌黎郡治自今凌海市大凌河城迁到今朝阳县木头城子始，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乱”昌黎县废弃止，昌黎作为地名在朝阳历史上存在了400多年，尤其是后燕后期至北魏时期，昌黎郡治一直设在龙城，以致昌黎成为龙城的别名。自“安史之乱”后，朝阳地区被奚族控制，后被契丹族控制，从此昌黎这一地名在辽西大地上消失。在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昌黎县，此昌黎设置于金代，并沿用至今，其实昌黎地名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东北。唐代时，昌黎县犹存，属崇州管辖，随唐太宗东征高丽的左二军总管孙则曾任昌黎县令。辽代改唐昌黎为建州。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以平州广宁县今河北昌黎县与广宁府（今辽宁省北镇市）重名，而历史上的营州（今朝阳市）曾为原昌黎郡城，广宁县在辽代又为营州治，于是启用久废的“昌黎”作为广宁县的新县名，并沿用至今。
昌黎地名不仅见证了朝阳重要的历史，还见证了昌黎韩氏人才的兴起。《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河东太守四世孙安之，晋员外郎，二子，潜、恬，恬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为临江令，生后魏从事郎中颖，颖生播，字远游，徙昌黎棘城。”人们多依据此资料认定昌黎韩氏以韩播为始祖，但韩播在北齐时才迁往昌黎棘城，而在韩播迁昌黎棘城之前已有中原韩氏为避“永嘉之乱”迁往东北。由于鲜卑慕容氏能够礼贤下士，于是逃到东北的士族纷纷投入慕容氏帐下，并被慕容氏重用，其中就有韩氏。
由于自北朝至隋唐，昌黎韩氏人才辈出，名声显赫，因此韩愈和韩会、韩介两兄以昌黎为郡望，韩会称昌黎韩会，韩愈甚至称韩昌黎。北朝至隋唐时，昌黎还与公、侯、伯、子、男一起作为封号封予韩姓人士，如韩择木被封为昌黎伯、韩渥被封为昌黎男，韩建、韩凤被封为昌黎王。也有外姓人被封为昌黎王的，如北燕皇族后裔冯熙（北魏冯太后子弟）就被北魏封为昌黎王，可见昌黎地名之高贵。
谢景泉呼吁：“昌黎这一地名承载着朝阳厚重的历史文化。为传承朝阳历史文化，我们有必要恢复昌黎这一地名，应把双塔区改为昌黎区，或把朝阳市原老城区的南北大街或友谊大街改为昌黎大街。现在朝阳历史上著名的柳城、龙城、燕、营州等地名皆已被命名行政区域或街路，唯独昌黎这一地名没有被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曾任北宋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来过东北，就今日辽宁地域而言，专家考证的结论是：苏辙到过辽宁建平。
证据来啦
不信吗？有苏辙本人的诗为证，他在辽西难咽腥膻牛羊肉，独喜契丹铁脚菜……具体他写了什么诗？对照的又是哪些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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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灭渤海国进军与回师路线考——由辽军所历诸州及山川确定行军路线、兼论夫余王城及渤海夫余府地望》一文中，资深考古学家冯永谦考证过苏辙等北宋使臣的入辽路线：宋使一般自河南开封（北宋首都，当时叫汴梁）出发，过雄州（河北雄县）界关，不久到达古北口，然后入辽境。在宋绶的《虏中风俗》中明确提到“过惠州，……过七十里，过榆林馆。”这个惠州，即今辽宁省建平县八家子镇邹家湾村，目前尚存辽城址。
不过，对宋绶、苏辙等宋使提到的有关大辽圣山“木叶山”的具体方位，冯永谦不予认同，按他的实地考察，木叶山乃今内蒙赤峰翁牛特旗境内的海金山。
辽宋和好之后，两国使节往来极其频繁，远超此前各代。在众多来使中，包括大量“明星级”人物：路振、宋绶、韩琦、宋祁、苏颂、包拯、富弼、余靖、沈括、刘敞、彭汝砺……这其中就包括苏辙。
在苏辙的使辽诗中，有一首是写给兄长苏轼的（《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从中可知：苏辙当时正患有肺病，不得不多穿衣裳（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并需熬制草药来喝（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
据学者周峰的研究，祖籍四川眉山、体弱多病的苏辙不仅适应不了古代辽宁（含今内蒙赤峰）一带寒冷多风的天气，还吃不惯契丹人的牛羊肉。苏辙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辽道宗大安五年）出使辽朝，在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的《渡桑干》一诗中就写到：“会同出入凡十口，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可见，在苏辙眼中，契丹腥膻特色的饮食是难以入口的，而羊修乳粥则尚可品尝。
在赤峰学者王玉亭看来，苏辙认可“羊修乳粥”是有说道的，因为这种粥里加了一种当地特产：铁脚菜。同样出使过辽国的北宋使臣王钦臣这样记载道：“北人馈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彼中有铁脚草，采取阴干，投之沸汤中，顷之，茎叶，舒卷如生。”
王玉亭介绍说，赤峰林东镇辽帝夏捺钵之地的老爷洞沟里盛产“铁脚菜”，当地人称其为“野鸡翅”，是一种蕨类野菜，以这种菜为主料所做的菜品，是当年辽国御厨做给苏辙等宋朝使臣食用的一道名菜。这种菜的嫩茎无论是炖、炒、熘，都鲜香无比，若把铁脚菜的嫩茎晒干，冬季炖肉，则类似南方的霉干菜，用铁脚菜干菜做汤、炖豆腐、炖肉，堪称人间美味。据传，沈括等宋朝使臣当年吃到这种菜，食欲大动竟眉飞色舞！
辽朝皇帝接待苏辙等北宋使臣所用的餐具，精美而华贵。如文木器（漆器），漆器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贵族豪门所享用的，平民是接触不到的。又如玻璃器、黄金扣器，玻璃器皿在今天是司空见惯之物，然而在当时则是十分罕有和珍贵之物。据考古发现，辽代的玻璃器皿大多来自西方伊斯兰世界，易碎的玻璃制品万里迢迢地从西方运到辽朝，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款待宋使的宴会上，所用杯盘都是玻璃制品，由此可想契丹贵族生活的奢华程度，以及给宋使造成的心理震撼。
苏辙、王钦若等人出使辽朝时，还亲眼目睹了平生未曾见过的精美玉杯，“昔使契丹，戎主觞（shāng，古代称酒杯）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尝见也。”
苏辙出使辽国时，记录下一条重要信息：在辽代，草原沙化问题已相当严重了。有专家提出：苏辙，很可能是历史上关注“古代辽宁环保问题的第一人”！还是有诗为证，他还在特意提到了辽代的“捺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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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写过一首名为《木叶山》诗：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在苏辙眼中，传说中水草丰美的木叶山变成了沙丘，连比较耐旱的植物如扎蓬棵都难以生长，何况乔木？以至于鸟兽连个托身的地方都没有。
无休止、无节制的开垦放牧是导致古辽土地沙化的元凶。据北宋赴辽使臣苏颂记载，契丹的牛马多得要用山谷沟壑为单位来计算，契丹人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契丹马群，动以千数……纵其自逐水草。”尤其是胡羊，就是现代山羊的祖先，更是山林草场的杀手。
因土地的不断沙化，导致风灾、旱灾、雹灾、洪水泛滥等一系列自然灾难的接连爆发，特别是极其可怕的沙尘暴。辽清宁五年（1059年），滦水县令王鼎在自家庭院休息，忽然一股暴风袭来，“举卧榻空中……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据《辽史》记载：辽朝中期，有个官员叫勃鲁里，一次，他带几十人外出公干，突然“天地晦冥”，尘土遮住了阳光，大风将43个人卷起来“飞旋空中”，飘到数里之外，勃鲁里幸免于难。
这种破坏行动在近现代依然屡见不鲜。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胡杨之地》一文描述了令人揪心的破坏场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蒙古语意为“红柳”的速亥之地（地处二连盆地）到处是黄羊、蒙古野驴、还有藏羚羊（蒙古语称其为“奥仁嘎”），这里曾是一片湿地，是花与鸟的天堂，是走兽的乐园。但不知何故，竟兴起了“打黄羊”之风，甚至用冲锋枪打，整整打了20年！那些年，每天都有枪声，枪声停了，黄羊、鹤、野鸭子、兔子、狐狸，什么都没了。动物没了，然后是植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人来内蒙草原挖“发菜”，草原上黑压压的全是挖发菜的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运，据说运到东南亚一带能卖上好价钱……经过如此惨烈持久的人为破坏，这一带的土地最终见不到土，只剩下沙子，没有飞鸟，没有层层叠叠的雨云，连蜥蜴爬过的痕迹都看不到，作家感叹道：“地，已经死去很多年！”
曾经风光秀美、传唱浪漫爱情的木叶山，如今却变为这人际罕至的不毛之地，岁月变迁、世事沧桑，木叶山下，历史发出一声凝重的叹息。
在自己的使辽诗中，苏辙还特意提到了辽代的“捺钵”。契丹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居所以毡帐为主，即使到了圣宗朝五京全部建立后，辽朝皇帝仍主要过着四时捺钵的生活，其居住地主要在捺钵的行帐中，而不是京城，因此，宋使往往在捺钵地朝觐辽帝，对其居住环境有着不同于汉地的体会。如苏颂在《契丹帐》一诗中对辽人四海为家的自由生活深表欣赏，而习惯书斋室居的苏辙则不以为然，借《虏帐》一诗暗示，朝廷给点“岁币”安抚辽人是划算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并充斥着宋人在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对契丹人的优越感（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学者周峰认为，苏辙这首使辽诗的格调不如苏颂高，尽管如此，却仍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契丹人生活的风俗画卷。
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出使过辽国、到过辽宁，而且还留下了“白酒诞生于大辽”的珍贵文字记录。这个酒局是什么样？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证据来啦
这个酒局，请他喝酒的人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赐御宴），但当时可能辽道宗有事不在现场，因此代其请客的主陪是萧孝友，祖籍辽宁阜新的大辽亲王，时间是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他把喝酒这事写进了自己的使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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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阳修的差事是以北宋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的身份，充“贺契丹登宝位国信使”（即贺辽道宗即皇帝位），他把喝酒这事写进了自己的使辽诗，回国后作为出访工作报告交给有司保管，题为《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
萧孝友出身阜新地区的辽代萧和家族，该家族历经圣、兴、道宗和天祚帝四朝，共计六代百余年，据辽史学者张志勇、齐伟统计，终辽之世，萧和家族共出了6位皇后、19位王爷，在当年可谓风光无两、贵不可言。萧孝友本人，曽先后被封为兰陵郡王、陈国王、吴国王、韩国王、燕国王、亲国王，他陪欧阳修喝酒时的身份是“尚父燕国王”，仅从地位上讲，是给足了欧阳修面子。
这首诗中最有价值的一句是：“斫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据吉林学者张福有考证，所谓“斫冰”，指用斧、锯等工具凿冰，用于烧酒时的降温、冷却。赤，有解释为喝赤红色的鹿茸烧酒，未必如是，或为斫冰烧酒时，灶中的柴火是红的；所谓“冻脍”，有的版本作：“冻鲙”，指冬季或开春刚从冰窟窿中捞出的鱼，鱼刚打出来时，也是红的，堆在白雪白冰上，反差强烈。
很长时间内，欧阳修留下的这句诗未引起世人多少关注，直到2006年6月，因一次意外发现，形势才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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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吉林大安酿酒总厂进行老厂房改造，在地基下挖出两口大铁锅、两口小铁锅、一件铁承接器、一口大缸及大约300余块古砖，经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冯恩学教授的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两口大铁锅，是两套烧制白酒的蒸馏器，古砖块是酿造白酒的炉灶石，这些物件的年代属辽金时期，是用来烧制白酒的器具。
在吉林大安发现的这批珍贵的辽代酿酒器具，目前珍藏于孔令海个人开办的“白酒文化博物馆”中。与此同时，吉林省考古所特派北大毕业的文物修补专家张玉春来大安酒厂工作三个月，修补于此出土的已然残破的辽代酿酒铁锅。这几口铁锅非比寻常，它涉及到一个重要史实的定论问题：中国的蒸馏酒（白酒），早在辽代即已产生了，比目前的记载时间提前了不下200年！
辽代的蒸馏酒出锅时平均在60度左右，最高度数达到70多度！孔令海表示，武松所喝的十八碗“透瓶香”，是发酵酒，最多也就20来度，严格来讲，是南方人爱喝的醪糟，按千年前的辽人眼光，那种酒不过是带点酒味的“甜饮料”。前些年，张福有曾喝了一口“大辽白酒”，结果醉了整整一下午！
1974年4月，在法库叶茂台发掘辽墓时，主持工作的冯永谦曾尝了两口于古墓出土的千年辽酒。2019年11月下旬，冯永谦亲赴吉林大安考察辽代春捺钵遗址，并品尝了大安酒厂用辽代古法所酿之酒，得出如下结论：吉林大安是当年辽代春捺钵的重地、要地，中国蒸馏酒（白酒）的诞生时间定于辽代，这是有考古依据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用辽代古法重酿大辽白酒，重温欧阳修留下的“辽酒名诗”，年过八旬的辽宁冯永谦与年过七旬的吉林孔令海，怀古思今，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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