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书写的学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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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态度 决定了你的高度
他是学界泰斗，一生学贯东西，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留学数年没有学位，却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被学界尊称“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他是陈寅恪，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1890年的今天，陈寅恪出生。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寅恪先生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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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儒·通才
从12岁起，陈寅恪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等多国求学，掌握22种语言，在有限的生命里极大可能汲取着广泛的学识。但尽管他进入了众多高等学府，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回来。因为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带着一种文人求学的方式与心态去学习。他对学位淡然视之，解释道：考博士不难，但两三年内，会被一个具体的专题所束缚，就没有时间学其它知识了。
△资料图/1904年留学日本时合影。 左起：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
教书·匠心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受聘任教。和当时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喜穿西装革履不同，陈寅恪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袍马褂，是清华园里出了名的“国货式先生”。他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裹着书本，用不同颜色包袱布包着不同的书。
△资料图/陈寅恪和长女陈流求在清华园。
陈寅恪备课极其认真，即使每年开一样的课程，他也要求讲授内容必须有所更新，绝不能一成不变。他的课，连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也跑来听。慢慢地，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在课上各种语言文字信手拈来写在黑板上，大家过后才明白：哦，这是德文、这是俄文、这是梵文……有人说，没有相当底子，根本就不敢进他的课堂。
他曾立下教学信条：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晚年眼睛失明的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却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
△资料图/抗战中流亡西南的陈寅恪（中）
学术·造诣
1939年初，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发出聘书，首次聘请中国人做专职教授。在前往牛津大学途中，香港到欧洲的轮船全部停航，陈寅恪暂时在港大教书。
△资料图/1939年，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寓所。
这一时期，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剑桥中国史》对此给予他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唐代制度大的观点，远比以往任何观点都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1964年始，失明已久的陈寅恪以口述的方式，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期间，由于自己无法及时将所有想法记下来，有时为了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怕睡着后忘记，就坚持一夜不睡，一直牢记，直到第二天助手来叩门。
读书·见解
读“老书”，读“原典”
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他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他注重原典，是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读“原典”，是永不过时的读书技巧。
不动笔墨不读书
△资料图/1951年夏，陈寅恪全家合影于广州。
陈寅恪被称为真正的“读书种子”，因为他苦读，巧读，用心读，动笔读。他读书有个习惯，在读的过程中随手记录。有圈点，有校勘，也有批语。梁慧皎《高僧传》（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书，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难于辨识。
不尽信书敢质疑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他总是一定要经过学习查证和思考后才加以确认。
资料综合人民网、清华大学-清华史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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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科教频道视频《人物》-先生 陈寅恪
《回忆陈寅恪先生》（有删改）
节选自《真话能走多远》/季羡林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的陈寅恪铜坐像。
对先生的回忆是异常珍贵、神圣的，故而迟迟不敢下笔。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
△资料图/陈寅恪夫妇与三女合影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
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这个时期，我旁听寅恪先生的课。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他的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资料图/陈寅恪与助手黄萱在工作
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是书店送书的老板。
在清华除上课外，同寅恪先生的接触并不太多。在校内林荫道上，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寅恪先生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
△资料图/陈寅恪在清华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出乎意料地迅速，先生给我回复了一封长信。
离开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段长期的别离。
1945年，当我得知他在英国医目疾时，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信中说，他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回国后谒见先生时，他还叮嘱我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资料图/1959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
适之先生想赠他一笔美元，但他拒不接受，最后决定用藏书来换。
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寅恪先生也不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的钱都没有。胡适之先生想赠他一笔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
△资料图/陈寅恪与王力教授
最后他决定卖掉藏书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车到他家装了一车极为珍贵的书，寅恪先生却只收了2000美元。要知道，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这个数目。所以，这批书实际带有捐赠性质，而寅恪先生对金钱一芥不取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图/暮年陈寅恪于中山大学寓所。
后来，寅恪先生辗转到了广州，从此留在那里没有动，直到离开人世。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却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1995年12月1日
除特别标注外，图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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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监制/杨继红 主编/李浙 编辑/李嘉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