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智林去世，享年99岁。他曾三次从日军手中死里逃生，目睹叔叔被刺死，村里房子几乎被烧光。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繁荣昌盛，希望年轻人永远不要忘记当年被杀害的无辜百姓。
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32人。为了铭记遇难同胞，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这段历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就是其中一位。应该让所有中国人都铭记”
在纪念馆任职的23年中，朱成山看到了无数令人痛心的细节，接触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苦难的历史震撼着他的心灵，他下决心“为遇难同胞多做些什么”。推动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想法，源于朱成山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一次赴日经历。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一群日本兵敲开了夏淑琴家的门，杀害了她的爸爸、妈妈、姐姐等7口人。夏淑琴被戳了三刀后昏厥过去，醒来时全家只剩下自己和4岁的妹妹。1994年，朱成山陪同夏淑琴前往日本参加证言集会，面对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夏淑琴回忆并讲述她的遭遇。
朱成山和夏淑琴到达日本广岛的前一天，恰好是广岛每年一度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虽然当时和平集会已经结束，但现场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成堆的鲜花，这样的场景让朱成山和夏淑琴深受刺激。日本作为一个加害国，居然把自己塑造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从日本回到南京后，朱成山提议举行南京城市公祭。1994年12月13日，首次南京城市公祭举行，其中一个重要纪念仪式就是拉响城市防空警报。此后，拉警报成了每年公祭日的固定仪式。
但朱成山觉得只有一座城市公祭是不够的，“南京大屠杀是国难国耻，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铭记。”1994年起，朱成山开始呼吁举行国家公祭。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朱成山20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馈。2014年12月13日，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举行，这是对30万遇难同胞最好的告慰。 要让世人看到、成为世界记忆”
国家公祭日设立后，朱成山的脚步没有停止，他又发起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要将国家记忆上升到世界记忆。他说：“我们总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抹杀，可铁证在哪儿？要找出来展示给世人，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朱成山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一起作申遗准备，足足准备了11组183卷申遗档案，包括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其中，有国际友人记录的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更有中国受害者的血泪控诉，每一卷都是鲜血淋淋的历史。
“程瑞芳的日记”是申遗档案之一。程瑞芳是南京一所难民收容所负责人，当年，她白天为大家撑起一顶千疮百孔的保护伞，晚上用一篇篇日记记下了日军的滔天罪行。“12月11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12月14日，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拖到何处，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罗瑾的相册”是南京市民罗瑾冲洗并冒险保存下来的相册。当时，罗瑾在南京一家照相馆做学徒，有两个日本军官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里面都是日军砍杀南京市民和强奸妇女的照片。为了保存这些罪证，他多洗了一套，装订在这个相册里，几经辗转保存到抗战胜利。
在《世界记忆名录》的申报过程中，日本恼羞成怒，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并要求取消申报。2015年10月9日半夜，朱成山收到了申遗成功的好消息：“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这不仅是对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有力回击，更标志着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真正成为世界记忆！” 抢救遇难者名单
除了推动国家公祭、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朱成山还坚持抢救遇难者名单。在他看来，30万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30万条鲜活的生命。“虽然有些人名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历史负责，要竭尽全力地找，要留下他们从这个世界逝去的痕迹。”现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从不足100人扩大到10000人以上。
现在，很多人称朱成山是“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朱成山说自己不仅是为南京大屠杀逝去的前辈“守灵”，为民族的历史“守灵”，也是为承担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任“守灵”。不仅是他，还有纪念馆同仁和许多关心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大家都是“守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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