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未来我们该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贺建奎？

11月末的一天，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主持一次公开活动。忽然，观众中一名六岁男孩跑上台，在教宗身边玩耍，抓抓瑞士卫兵的手，又倒着走路自娱。男孩的母亲冲上台要把他带走，并解释说孩子患有语言障碍。教宗让妈妈把孩子留下，任他游乐。他还说：“这个孩子不说话，可是他懂得如何交流，如何表达自己。他身上有种东西让我赞叹：他是自由的。不守规则，但他是自由的。这也让我思考：我在上帝面前是否自由？” 如果说允许孩子留在台上，只是一般政客的亲民伎俩，方济各关于“自由”的思考，却是动人心弦了。

教宗当然言必称上帝，遇事必以神明为壁，思忖进退。然而，无神论者心中没有这面墙壁吗？“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一出，伦理道德、自然法则、科学良知……一个接一个的神明被祭起。我不是说，不要遵循伦理、法则和良知，只是静观当今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不仅要问：有没有人会像方济各那样多想一步：在这些“神明”面前，我是自由的吗？

贺建奎的整件事情里面，除了涉嫌违法，没搞清楚的疑问还很多。首先，通过基因编辑让小孩天生免除被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有无必要。他招募的夫妇，父方染病母亲健康，生下的小孩可以天生不得病。贺的解释是，患病的父亲害怕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染病，还是会把孩子送给亲戚抚养，因此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其二，他宣称志愿者都受过高等教育，完全知晓风险。可是有报道指出有的参与者却是第一次知道基因编辑。科学界对此事最大的愤怒，在于整个过程不透明，前期论证不充分，很可能结果是不安全的。

我无意为贺开脱。正如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中国生命伦理学专家Jing-Bao Nie接受美联社访问时指出，贺建奎身上具有“今日中国的雄心，求第一的渴望”。其实，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克隆出两只猴子已经让世界侧目。克隆技术始于西方，但国际上还不敢用于灵长类，毕竟那与人类太接近了。近到叫人不寒而栗。然而，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科技必将走得比法律、道德更快。未来注定出现新的贺建奎。

“他和他的同事多少年来饱受抨击：不仅媒体、教会、公众批评他们，还有同行们斥责他们所做的危险、不道德，医药研究委员会拒绝给他们资金……然而那些绝望的父母们蜂拥而至……”这段描述不是关于贺建奎，而是20世纪60年代体外受精技术（IVF）的两位研究者罗伯特·爱德华兹和帕特里克·斯特普托。

1978年7月25日，全世界第一名由体外受精诞生的婴儿路易斯·布朗诞生。她的产房接到爆炸威胁，不得不转移。成长过程中，父母接连搬家，寻找避开媒体跟踪的私家花园。没人知道她能活多久。DNA发现者之一James Watson，1974年向国会委员会作证IVF技术有多邪恶：“一切都失控了，政治的、道德的，这将蔓延全世界。” 预言、谣言四起，“人造子宫即将诞生”，“受精卵可以从一个女人移植到另一个女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再被引用作警世之言。2006年路易斯自然怀孕。2010年罗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奖（帕特里克早逝）。梵蒂冈从这项技术诞生开始就强烈反对，至今仍然替上帝拒绝接受。今年，路易斯四十岁了，世界上试管婴儿超过八百万。

贺建奎也曾用路易斯的例子自比。非常期待，今天能有科学家指出二者的分别，除了IVF并没有编辑基因，仅仅是“促成”受精。

在香港大学贺建奎问答现场，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气恼质问，为什么生出来了才通知我们？贺的解释是，三年前自己在学术会议上已经提出，也和中美科学家个别讨论过。但这个说法显然不让学术界满意，其中跨越灰色地带、抢先一步的意图是明显的。问题是，医学界科学界是否存在一种机制，令到任何突破举动事先张扬，通知到所有人，取得同意再实施，同时保证这样的机制不会阻碍新技术新发明的诞生？还是说，这样的机制，实际上只存在于科学家的自律？

曾经询问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对上帝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将自己的无知冠以上帝的大名。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能摆脱宗教名义的束缚。当时他用的词是ignorance（无知），而在基因编辑的例子上，我觉得更贴切的是unknown（未知）。不知将如何，这样的一道深渊，不是普通的勇气可以对付。对未知的恐惧，不过是人性。贪婪常常打败自律，有时它也被称为“进取”。恐惧，或许才是人类的自我约束机制，教我们不要自我毁灭得太早。即便如此，总会有人多想一步：在未知面前，我是自由的吗？

路易斯·布朗的身份一出生就被公开了。她并不埋怨两名“创造者”。2013年在罗伯特的葬礼上，她还说对他一直怀有“爷爷”般的情感。路易斯一家虽遭聚光灯追踪，但那毕竟是互联网之前的世界。唯愿Lulu和Nana，不会被人曝光，不然将一生如同活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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