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火箭成功发射，这位中国同行却经历了惊险一刻

在九天微星CEO谢涛看来，卫星创业“太苦太累”，创业中遇到的坑也非常多  摄影：邓攀 

中国的商业航天创业者们也在追赶埃隆·马斯克的脚步，不过取得突破远比想象中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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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王雷生  编辑｜马吉英

九天微星CEO谢涛冲到指挥控制中心的天台上，几公里之外，一枚火箭在从腾起的橘红色烟雾中直冲云霄。戈壁沙漠，朔风凛冽，他几乎流出眼泪。

在那枚火箭里，载着他和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造出来的小卫星——少年星一号。

这是一颗3U结构的（长10cm*宽10cm*高34cm）的微小卫星，重量约为3公斤，它将在500公里外的太空中展开无线电存储及转发、空间成像试验、物联网用户链路验证等。

经历过压力重重的研制与遭遇意外情况推迟了半年之后，2月2日下午15时51分，它终于在酒泉被发射升空。

几十秒后，火箭在视野内消失，谢涛又冲回了指挥控制中心。大厅里屏幕闪烁，数据来回跳动，“抛整流罩”、“二级火箭发动机关机”……不断响起的报告声让气氛更加紧张。

“第786秒。”谢涛一遍遍默念着这个数字。根据流程，主星将首先分离，其后一同搭载的小卫星将陆续被释放，而谢涛的“少年星”星箭分离的时间，是第786秒。对他而言，这13分钟显得“无比的漫长”。

在少年星成功发射的四天后，即2月6日，九天微星宣布完成由天奇阿米巴资本和君紫资本联合领投，七熹资本及天使轮投资方中科创星跟投的过亿元A轮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与少年星一起发射的卫星中，还包括了由零重空间和翎客航天为冯仑研制的“风马牛一号”，半个多月前长征十一号同样将天仪研究院两颗微纳卫星、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索尔航天联合研制的“淮安号”恩来星等发射进入太空。天仪研究院、零重空间等也相继宣布融资消息。

商业航天领域正在成为创业者的新冒险。2月7日，SpaceX旗下的新型火箭，也是现役运力最强火箭——“重型猎鹰”（Falcon Heavy）火箭首飞成功。

在商业火箭领域，中国的商业航天创业者们也在追赶埃隆·马斯克的脚步。翎客航天、蓝箭空间、零壹空间陆续诞生，蓝箭空间在2017年12月宣布获得A轮融资，2018年1月零壹空间宣布获得近2亿元A+轮融资。2018年也被两家公司视为将在火箭研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

不过商业航天创业，远比想象中的艰难，蓝箭空间CEO张昌武曾对本刊感叹道，“在各个领域的创业中，我们的创业难度要排名前三。”

而在谢涛看来，卫星创业“太苦太累”，创业中遇到的“坑也非常多”。

活了

九天微星CTO兼卫星总设计师刘丽坤没有想到，临发射前遭遇到了惊险一刻。

2018年1月，刘丽坤和团队带着“少年星”从北京一路跋涉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们小心翼翼把它放进卫星装载平台。盖子合上后，这颗卫星就进入了等待发射的程序，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它。他们想最后再看看。

一位负责总装的工程师突然觉得不太对劲，他盯着卫星喃喃说到：“怎么感觉太阳敏感器的方向不太对呢？”

太阳敏感器主要用于对卫星的轨道控制和姿态控制，以及太阳能帆板定位等功能，作用十分重要。

刘丽坤心里一惊，心想不太可能，毕竟在进厂之前，他们按照表单一个个核对过。他又转念一想，“我们来的时候，个别点没有固化，是怕运输过程中碰坏了可以更换，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动了呢？”

他们赶紧重新检查，结果发现确实反了。“真是十分惊险。”刘丽坤不停感叹，“要是这么上去，方向就是反的，姿态控制就不对，算法再完善都没有用，这就会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

刘丽坤做了十几年的卫星，他曾是“东方红四号”增强型卫星平台机械总体负责人，“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预研技术负责人。

2013年到2014年刘丽坤作为国家公派学者赴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作。就在彼时，埃隆·马斯克创办的SpaceX首次用龙飞船将货物运送到了国际空间站，被认为开启了商业航天的新时代。2013年-2014年期间，马斯克又试验成功了可重复利用的火箭和猎鹰9号火箭。

2015年，回到国内刘丽坤的心思离商业航天越来越近，这年底，他看了一圈国内刚刚成立不久的几家民营火箭和卫星公司。半年之后，他决定加入九天微星。

当时加上刘丽坤，九天微星技术团队总共才五六个人，而真正接触过整颗卫星研制的基本就只有他自己。

他们第一颗小卫星的计划，是带动自己原有的航天STEAM（多学科融合教育）教育业务的展开，让中小学生参与到卫星的设计、模拟组装等等。考虑到自身实力有限，公司想把研制卫星的工作承包出去，自己只做运营。

长时间的争论后，自己造卫星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来我们定义自己是科技公司，那就必须有门槛。只有自己造卫星才是有技术高度、有门槛的。另外教育卫星本身要有足够的参与度，让学生体验研制过程，承包出去的话很多东西就没法落地。”刘丽坤说。

2016年底，研制卫星的工作正式开始。刘丽坤带着团队很快就画出了图纸，接下来就是按照图纸采购一个个零部件。每一个零部件到达后先是单个测试，然后再组装到一起进行测试。但直到三四月，所有零部件才最终到齐。

就在他们进行采购测试的同时，另一项工作也随之展开，那就是为卫星发射买一张“飞机票”。

临时找“座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火箭往往在发射前一年就已经预订出去了可以搭载的位置，而其中一些搭载重点型号卫星的火箭，根本就不允许有其它卫星一起搭载，可以选择的空间少之又少。

一位在火箭发射领域很有经验的同事为公司带来了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在一枚已经预约满员的火箭上，有家交了定金的客户一直迟疑不定，如果九天微星确定发射，火箭运营公司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留给九天。但忧的是，这枚火箭的发射日期是2017年8月中旬，留给卫星研制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如果定下来这个时间，8月初就是卫星研制的‘后墙’，那个时候就必须完成，我们压力就变得非常大。”刘丽坤说。

研制的过程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顺利。刘丽坤以往在国家院所研制卫星时，几乎所有模块都有专门的单位或者团队负责配合，而现在一切工作要自己亲手做，难度可想而知。

偏偏卫星在此时也出现了问题。4月，当刘丽坤将买到的电路板进行测试时，发现通电功能等许多指标难以满足要求，他们紧急寻找替代方案，最后花掉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从国外拿到了一个替代产品。留给他们的时间又被压缩到3个月。

在剩下的三个月里，他们要完成整个卫星的总装、振动试验、真空高热实验、噪声试验等等一系列测试。更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退路的“后墙”。进入6月开始密集总装测试时，北京的最高气温也攀升到30多度。团队起初租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实验室，但因为空调系统不太给力，小房间里的温度常常高达30多度，十来个人就在这间小房子里连续加班了两个多月。

除了研制卫星和为卫星买“机票”这两条线之外，第三个主线工作是拿到卫星频率。2017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了《卫星网络申报协调与登记维护管理办法（试行）》，对卫星频率申报等开始严格管理。

申请卫星频率需要经过国际电信联盟、国家无线电管理局等层层审批，官方给出的建议时间则是提前18个月开始走流程，而九天微星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一切工作都在重重压力之下被不断加速，出人意料的变化也在此时突然发生。

2017年6月1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星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出现异常，半个月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失利。随后，多项发射任务被推迟，其中就包括九天微星原计划搭载的8月中旬发射的长征二号丁火箭。

这多少给了谢涛、刘丽坤以及整个团队一点喘息的机会，多出来的几个月时间，他们不断打磨着自己的小卫星，等待着发射计划重启，一直等到2018年2月2日。

这一天，刘丽坤没有去发射场，他和十几个同事挤进了建设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测控站，焦急等待着卫星发回的信号。

2月3日凌晨1点左右，工程师们终于捕捉到了“少年星”发出的信号，数据显示，“卫星天线展开”、“状态完美”。

刘丽坤很高兴，他和工程师们挤在一起，每个人举着一个盛着酒的一次性纸杯，“一、二……活了！”在场的人一齐高喊，一饮而尽。

疯狂的想法

发射前5天，接受采访的谢涛一脸倦容。

他刚坐下未等提问，就开始说起如何理性看待失败，“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失败了也只是摔了一跤，要爬起来再走。我想好了失败，但不会因为这次失败把公司带到绝境，我想好了最坏的情况。”谢涛说。

紧张的氛围也在办公室弥漫着。一间名为“土星”的会议室门口，贴着“距少年星发射还有5天”。压力大时，甚至有人向谢涛提出要辞职，整个公司投入进去近千万，又有那么多同事投入，担心因为自己导致一切付之东流。

或许谢涛从体制内离开创业时也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压力。2014年，谢涛离开了工作十年的航天系统单位，加入一家从事宇航文化教育等业务的公司。不久，他想要做一颗众筹卫星，让创客和学生一起参与。他跟朋友聊这个想法，结果思路一直延展到自己发射一颗卫星。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前同事，也想问问到底行不行得通，而同事的第一反应是，“你这是疯了”。

一个月后，同事告诉他政策方面可行。2015年6月，谢涛与另外两个联合创始人正式创业成立九天微星。

不过早期融资并不顺利，他向几百家知名投资人投了商业计划书，上百家有意向，谈了几十家，做了无数场路演，却少有人投。一次，有一个深圳的投资人专门约谢涛见了一面。“我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是内部讨论时，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很可笑，觉得创始人是一个疯子，所以我特意来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疯子，聊完觉得你很理性也很有逻辑。”投资人说，但最终投资人依然没有投。“很多人看不懂。”谢涛说。

2016年下半年，有朋友把谢涛介绍给了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下属的风投机构——中科创星投资总监张辉，“当时公司不到20个人，虽然有几位从体制内出来的技术骨干，但场景、技术都不完善，还只有想法的阶段。”张辉回忆说。

 一番接触下来，出于对团队的认可，同时可以与西光所形成战略协同，中科创星决定投资九天微星。

此时，谢涛的想法是发射一颗科普卫星（即少年星），之后发射一颗可以太空自拍、星空闪烁、以及太空VR的娱乐星，再发射两颗产业星，未来形成组网，向东南沿海等地提供通信服务。

有趣的是，在一次会议上，ofo共享单车对这颗娱乐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7年5月，ofo正式宣布将支持九天微星发射一颗民用娱乐卫星。除了前述的娱乐功能外，这颗卫星将搭载物联网多波束天线，初步开展ofo单车卫星定位监控与信息回传试验，实现小黄车直接定位与监控数据的收集回传。

这也打开了谢涛的视野。随后不久，谢涛正式对外发布了“一带一路共建共享卫星星座计划”（也就是全球物联网星座），根据这一计划，九天微星将在2018年开始部署该计划，并于2020年底前部署完成72颗低轨卫星，建成商用低轨物联网星座系统。

为了避免与OneWeb等国内外公司直面竞争，谢涛把服务范围首先确定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又与国内许多微小卫星公司有所不同的是，九天微星未来将主要研制百公斤级的卫星。

围绕着少年星九天微星发展起了“航天与太空+STEAM教育”业务，据谢涛透露，通过为多个中学建设地面站、提供软硬件教具、教材等产品获得的收入，使少年星一号还未发射就已收回了成本。

而要发的第二颗星由于获得了ofo的支持，九天也基本实现了成本提前回收。同样他尚在计划中的物联网星座，已经找到了三一重工、中集集团、中信集团、某车联网公司等客户。

在技术验证后，九天微星将向客户提供智慧物联网服务。比如它将可以为三一重工分布在各地的重型机械等提供设备数据采集、远程控制与诊断等服务，从而实现“大规模的收入”。

“在每一颗星发上去之前，我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卫星的成本挣回来，还要有盈利，在发上去之前就知道用户是谁，怎么跟用户的需求结合。”谢涛此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1%-2%

与许多创业公司CEO一样，谢涛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找人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航天人才基本都在体制内，想要把他们从有分房福利的体制内招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不少人他都跟踪了半年以上，更长的，距今已有一年半的时间。

不久前，他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航天系统工作的一位副局长，听说他有意离开体制，谢涛马上找了过去，同时前去动员的还有不少央企等单位。努力了一两个月后，谢涛终于将他带到了九天微星，担任副总裁兼星座总指挥。

谢涛觉得这样的时刻也是他创业以来最为享受的时候之一。每聊到一个不错的人，他就会给对方的微信备注为目标人才，然后开始一波波的攻势，直到有一天这个人入职，他就把备注改成九天人，“这个时候就特别爽”。

谢涛本计划在去年8月卫星发射后顺势展开A轮融资，这样也可以拿到一个更不错的估值，但去年的推迟发射多少打乱了谢涛的节奏。

尽管计划有变，但谢涛却发现整个市场发生了变化。

从2016年左右开始，中国商业航天公司开始陆续诞生，同时有不少民营卫星公司成功发射了自己的卫星。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SpaceX取得的成功，以及软银集团孙正义斥资13.5亿美元投资卫星初创公司OneWeb，同样激起了投资人们寻找中国的SpaceX和OneWeb的兴趣。

谢涛觉得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自己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到处去路演，到处去找钱，很多投资人开始主动拜访。

另一个变化的例子是在2016年底，谢涛曾带着自己的项目参加某创新创业大赛，结果复赛就被刷掉，而到了2017年底他再去参加同一个比赛时，大家似乎都对商业航天充满了兴趣，他的项目也拿到了冠军。大赛结束不久，新一轮融资也紧接着敲定。

目前来看，在这样一个试错成本极高的行业里，“只有1%-2%的公司能做到把钱挣回来。”

九天微星会成为这1%-2%的幸运儿吗？

值班编辑：张弘一

审校：张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