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刚刚揭晓！
沉睡三千年
一醒惊天下
被誉为
“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
三星堆遗址
又有重要收获
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器物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新发现的五号坑中，三星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黄金制品，其中包括一张独特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中出土的金面具相比，此次最新出土的金面具，显得格外厚重且与众不同。
三星堆祭祀坑首次发现丝！
钱江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文保科学家周旸
今天上午，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信息量极大的发布会上，有一个惊喜，也是一个重磅的“第一次”——第一次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发现丝，35年来第一次，来自杭州的科学家出场了。
钱报记者也跟随周旸从杭州飞到成都，见证正式发布的一刻。
昨天下午，我在三星堆“方舱医院”外，看到6个Logo，其中一个橙色的“帛”字，亲切，中国丝绸博物馆（以下简称国丝）的Logo。
三星堆为什么请国丝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知识点，去年，简称国丝的研究人员在河南汪沟遗址出土瓮棺的婴童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桑蚕丝残留物，也是目前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绸实物。
这样看起来，“堆堆”3000多年前的丝，好像不是很厉害？盆友们，重点不要划错，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地方——祭祀坑，用周旸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语境。
（一）
自从三星堆发现第三个祭祀坑开始，便开过很多次专家论证会。专家们准备做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应急保护方案，很多学科门类的专家都来了，青铜、玉器、象牙器等等，周旸代表纺织品领域——插播一句，我在三星堆遗址的“方舱医院”了解到，有33个门类学科专家汇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融合、多平台合作的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如何黑科技，我们留到下一篇现场探秘。
回到那次论证会现场，大家有个共同的意识，如何弥补几十年前的遗憾。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发现，这是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大的发现。三星堆遗址目前已经出土了两万件各种材质的文物，而35年前，光是这两个坑出土各类文物就有四千多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多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大立人铜像、青铜面具、青铜神坛，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3.96米高的一号青铜神树，巨大的鸟头以及金杖等，更是独一无二的稀世之珍，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
但是，当时很多科学认知的方法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所以大家都有强烈的意识，做好预案，做好设想，设定目标。能不能找到除青铜、象牙、玉器、金之外的一些有机质？大家最终想恢复到祭祀坑这个语境里，3000多年前，怎么做祭祀的，有场景感的，有画面感。
周旸印象很深，四川的考古学家想找丝绸。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蜀锦。而四川古称“蜀”，这个字，跟蚕有关系吗？
许慎在《说文解字 ·目部》里讲 :“蜀，葵中蚕也 ，从虫 ，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蜀国的得名与其最初养蚕有关，不过，蜀与蚕并不是同一生物，而是一种长得很像蚕的毒虫。实际上，“蜀”的称谓，是中原统治者对生活在四川盆地的蚕丛一族的一种称呼。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李白在《蜀道难》中慨叹古蜀 国历史的久远和茫然无知，就提到了蚕丛和鱼凫。
蚕丛，包括其后的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一个氏族或部族或家族的称号，而蚕丛一族以养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先秦蜀国王权更替考述》一文中，毛曦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蜀国的“蜀”字“与其最初养蚕相关”，把蜀国的开端和蚕丛一族相照应。
再加上蜀锦，大名鼎鼎，又因产于蜀地而得名，历史悠久，为我国三大名锦之首。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周旸也梳理了丝绸在四川的发展史。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西周时，蜀已向周王朝进贡蚕桑制品。春秋战国时，四川的蚕桑业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反映出当时十分 繁忙的蚕桑生产情况。
秦统一中国后，迁山东六国豪强至蜀，其中不少人是工商 业奴隶主和奴隶工匠，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技术，尤其是“织文(织锦生产)”技术，为蜀锦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两汉时期，四川的蚕桑丝织业更为兴盛。四川成都和德阳的汉墓都出土有桑园画像砖，说明蜀地十分重视蚕桑的生产。先秦时蜀地已设“锦官”。汉代宫廷和官府对锦帛的需求量大增，在成都东南隅围城建织锦，委派“锦官” 督造，称为“锦官城”。
三国时期，诸葛亮也很重视耕织，他在家居之地城南双流的葛陌，亲自种桑八百株， 以激励军民。他还在军中强调特别强调：“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在蜀汉政权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蜀的丝织中心在成都，成都有锦江，《蜀中广记》称“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濯锦之江称为“锦江”， 买卖蜀锦的集市称为“锦市”，织锦工人居住的地方称为“锦里”，官员住处称为“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
2000多年前，蜀锦是奢侈品。
而有人推测新疆吐鲁番、 尼雅、楼兰以及青海都兰等地出土的东汉魏晋至唐初的织锦很可能都来自蜀地。
比如，上过《国家宝藏》的新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有很多专家推测，它是典型意义上的蜀锦。
为什么？
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连年战乱，对织锦的生产破坏极大，只有四川地区的织锦业一枝独秀，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内经由丝绸之路而远销国外的锦类织物，几乎全为四川所垄断。而当时代表我国织锦技艺最高水平的，也唯有四川蜀锦。
不过，唐初以前的蜀锦，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实物材料。汉代虽然发现了织机，但没有发现丝。三星堆遗址距今3000年，还要早1000年，会有吗？
（二）
铺垫了一大堆历史知识，我们进入找丝的正题。
刚才说到祭祀坑，用了语境一词。对周旸来讲，找丝这件事，有三种语境，通俗说，三个地方。
一个在遗址里。遗址代表什么？代表现实中的生活场景，它更世俗。另一个是墓葬里。在墓葬里找丝绸，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丧葬习俗。
更高层面的，就是在祭祀坑，天地人神相互沟通的一个地方。如果在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祭祀坑里找到丝，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丝的另一种功能，一种形而上的功能。
那次开完会，周旸就去看三星堆博物馆，那时候正在建一个现场的考古保护中心，那是她第一次去三星堆，看到青铜立人衣服上的纹饰，她觉得是丝绸，绣，或者编织物。
再往后走。她一直盯着青铜器看，青铜器是很有可能保留丝绸的。
青铜器里的铜离子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的土壤里营造一个小的抑菌环境，有利于对有机材质信息的保存。丝绸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来自土壤里的微生物。它一边抑制着微生物的生长，让蛋白质有可能残留下来，同时，铜锈的矿化的过程可以固化它的形貌。
往青铜器展厅里走，她指着一个铜泡钉，这是青铜面具上的一个组件，也叫铜眼泡——这上面肯定有丝。
周旸拍下了照片，问，可否去库房里找一找？一期二期发掘的青铜残片，是否可以带到杭州来做测试，她指定要这件铜眼泡。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郭建波在库房，搬个小马扎，坐在一筐筐里面挑。
2020年9月14日，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带着16件青铜器及表面残留物来杭州，进行微痕检测。很快，国丝的专家就给出了一期报告。
在16件青铜器中，有5件发现了蚕丝。
刚才说，很快发现，快到什么程度？所见即所得。这当然归功于大招——酶联免疫技术，一根像验孕棒的试纸。
这件铜泡上，用酶联免疫测出青铜器表面曾经附着过丝绸，而且能清晰地看到组织结构。
这是一件。遍身罗绮者的绮。
而且能看到浮长，说明是织造的，上织机织的，而不是编织的。这是一块大面料里的残片——实际上，这块残片比米粒还小。
“挺提振信心的。”周旸说。
电镜下，样本表面大量矿化，形成厚厚的铜锈，像盔甲，包裹着丝，可以看到大量丝纤维的孔。周旸团队检测到的，就是残留在孔上面的丝蛋白痕迹。
因为矿化，才能形成如此明确的样貌，从形貌，到酶联免疫的成分，我们确认它是丝。
（三）
2020年12月21日-12月23日 研究团队人员郑海玲和杨海亮来到三星堆祭祀坑，开展4号坑灰烬层取样和多光谱信息采集工作。
你见过灰烬层吗？
眼前的一切，是一场大火烧过后留下的灰烬。
有机质在高温缺氧情况下，就会被“烧”成炭，这个 过程就是“炭化”。不同的物质，所需要的温度和时间都不一样，比如，大米的炭化温度在 180°C~ 210°C， 而能够让青铜器烧到变形、熔化，显然温度更高。曾任三星堆遗址考古领队的陈显丹告诉我，这次多门类多学科参与研究的门类里，他们还请来了消防人员，“可以根据被物体被烧的程度，判断温度，温度高的可以达到1000多度。”
坑里埋了大量砸碎的青铜器，灰烬层呈现出一个斜坡状的堆积，最厚的地方有15厘米。
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场景，大量砸碎的祭器、丝绸在坑里燃烧。
国丝的研究人员在灰烬层里取样，不是取一个点，而是贯穿整个灰烬层取了三块样，手掌大小，用锡箔纸小心地包回杭州——用锡箔纸，可以保护样品不受污染。
回到杭州后，他们用酶联免疫技术进行检测，没有发现明晰的组织结构，但发现了丝蛋白的残留物——强烈的丝蛋白信号，周旸这样形容。
四号坑灰烬堆积中发现的纺织品印痕
全国33个学科门类的专家，都在这个灰烬层里做检测，大家想解决的问题很一致——烧了什么？怎么烧的，分一次烧，还是分几次？为什么烧——最后一个问题，或许永远也无法有答案，但前两个问题，考古和科技会说话。
没错，烧了丝绸。烧了什么，已经解决。但周旸更进一步的目标，是找文字：丝绸上的文字。
当时的书写材料，有朱砂（丹书）、碳（墨书），还有漆（漆书）。
在其中一块灰烬里，确实发现了朱砂，但还不能和文字挂钩，在三星堆的祭祀坑里朱砂大量出现，很可能是抛撒下去的。
2015年，他们在临淄齐故城遗址发现了2件纺织品残片——素麻和丹漆纱。素麻用大麻制成，为当时常见的大宗纺织品，丹漆纱，属于兼具功能性和装饰性的髹漆纺织品，在纺织考古中是首次发现。
她希望继续在青铜器上发现的朱砂颗粒度中找到线索，到底是抛洒的朱砂，还是用来书写的朱砂。两者不同，书写的朱砂，磨得够细，还需要加一些胶接材料，比如淀粉。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那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中，人们烧了大量丝绸。
我是一个王，我要退休了，把我办公室的所有的重器全部都搬下去，先做一些仪式，再搭个竹夹子，把青铜器放上去——可能用丝绸包裹的，杂碎，扔下去。
当然，这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场景。周旸说，这些丝应该还没有完全烧尽的时候，灰烬就开始往坑里堆了。
“可能有一个闷烧的过程。青铜器才会变形，这些丝蛋白还能够在3000年后被我们检测到。”如果完全敞开着烧的话，专业说法——完全氧化着烧，就完全变成碳氢氧氮这些元素了。
到底是一次形成的，还是几次烧的，还不太清楚。
“我们在不一样的语境里，找到了丝绸的另一种功能，这比在墓葬里面找，让我兴奋多了，因为把丝绸提升到一个相对比较形而上的精神层面里面，对丝绸在中华文明史里的地位，通过我们的科学认知能够提供考古学实证，同时更加强调了丝绸5000年的发展史，在初级阶段，它是用来沟通天地人生的媒介，然后只是后来发展到很多很晚了之后不断的简化，但它核心它这种基因还在，你像马王堆把人裹成粽子一样的，比如说荒帷，要把整个棺材包起来，还有南方人会穿杭罗下葬。”周旸说，在她的家乡江西就是这样。
（四）
此前，考古没有出土过蜀锦实物。但是，蜀锦不可能凭空出现，那么此前的“土壤”是怎么样的？
也有人问周旸，三星堆发现的丝，是不是就是本地生产的？还无法知道。如果是外来的，周边是否还有考古学实证呢？
这些还是未知。
在祭祀坑里发现丝，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丝绸起源的观念。
听周旸说——
为什么中国人要驯化野桑蚕呢？最初的动机何在？这其中就涉及到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这种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死的思考，正是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死观，给予中国人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孜孜以求的热情去驯化野桑蚕。
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或许，中国丝绸就是诞生在早期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上的。
因此，丝绸起源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经济的日常服用，而主要是事鬼神，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蚕是一种非常娇弱的生物，极易受到自然界恶劣环境的伤害。为了保证天地之路的通畅，为了使人们所敬重的蚕蛾能循环轮回，先民们开始建立蚕室来对其进行精心的饲养，养蚕的发明也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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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新华社、央视新闻 、新闻联播
值班编辑：周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