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针对中国的庞大“谣言工厂”里，反华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分裂势力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更显特殊，它们看似“公正”，时常充当“研究机构”，其实却服务于谣言的生产和传播，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就是典型一例。前不久，这个组织发布所谓“2021世界人权报告”，再次就涉疆涉港等议题散播毫无新意的谣言。近日，该组织又发布一份报告，专门就新疆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人权观察”诞生于冷战时期，尽管以“人权”命名，几十年来，从资金来源到行事方式，都凸显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让其标榜的“公正”“独立”成为笑柄。
与分裂分子呼应串联
“人权观察”成立于1978年，起初名为“赫尔辛基观察”，旨在监督苏联对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执行情况，审查苏联及其盟友的“罪行”。长期以来，冷战意识形态在该组织所从事的优先事项和宣传工作中发挥作用，日益壮大后，该组织以“观察委员会”的名义介入其他地区的事务。目前，“人权观察”在全球各地拥有约400名工作人员。
同很多反华机构一样，打着“人权”幌子，炮制、传播谣言是“人权观察”的主要路数。近年来，涉疆议题成了“人权观察”抹黑中国的重要抓手。1月13日，“人权观察”发表所谓“2021世界人权报告”，花费大量笔墨重复过往西方媒体炮制出来的涉疆谣言，如“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这些内容均已被中国媒体实地考察反复证实是谣言，且遭中国政府反复驳斥。
《环球时报》记者发现，“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和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同臭名昭著的“东突”组织“世维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维会”网站频频转载罗斯和理查德森的谬论，两人也屡屡在社交网络上与“世维会”呼应串联。
“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
2月3日，180个所谓“人权团体”发表公开信，鼓动各国政府抵制北京冬奥会。西方媒体报道该事时通常会提到一个背景，即“人权观察”同日发表一份公开声明，指责国际奥委会未能对北京冬奥会做尽职调查，“未能公开抵制北京严重的人权侵犯”。正是这个组织，在2015年中国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之初，就声称“国际奥委会的选择引发严重关切与质疑”。
“人权观察”还长期在涉港议题上鼓噪，尤其是在2019年的香港暴乱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环球时报》记者当时在街头采访时经常看到身着“人权观察”马甲的假记者只将镜头对准执法警察，为暴徒打砸抢烧呐喊助威，甚至为暴徒逃窜充当掩护者。2020年1月，肯尼思・罗斯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此后，罗斯在社交网络、媒体上密集攻击中国。实际上，罗斯不只在一个国家被拒签、禁止入境，过去他前往俄罗斯、尼日利亚都有过类似遭遇。
它真的“独立”吗？
对于“人权观察”每年发布世界人权报告，知名评估机构“非政府组织监督者”曾批评其不严谨，强烈质疑内容的可信度。这家评估机构称，“人权观察”常使用匿名“目击者”的说法，内容无法印证，所谓“见证人”采访往往不是面对面进行。例如，罗斯曾鼓吹的一名“被武装人员绑架的叙利亚博客博主”后被证实是一名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人。
“我们不接受政府直接或间接资金补助，也不接受可能影响我们客观性和独立性的私人捐助……”“人权观察”这样标榜“独立性”，但这只是口号，在其网站上找不到有关捐赠资金的信息，只在“合作伙伴”链接中有几家机构的名字，包括福特基金会、橡树基金会等。根据“非政府组织监督者”公布的信息，在2018-2019财年，“人权观察”总收入为8490万美元，总支出8910万美元，2008-2018年的总支出为6.41亿美元。
“非政府组织监督者”网站曾曝光，2007-2008年度，荷兰“乐施会”向“人权观察”捐赠约98.8万美元，前者当时每年从荷兰政府获得近1.3亿欧元资金。据该网站披露，2016-2017年度，荷兰政府向荷兰“乐施会”捐出4300万欧元，“这让荷兰政府成为人权观察的主要捐助者之一，与其声称的‘不接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政府资金’不符”。
正因为这些秘密的资金流动，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察”的质疑越来越多。2016年，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非营利组织“透明化”对世界范围内200家智库及游说团体的透明度进行评估（最高是五星级），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连续第三年垫底，没有星级，而“人权观察”仅为“两星级”。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人权观察”及类似组织最大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喊的‘人权’是工具性的，是为组织背后的力量，为美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服务。第二，它对‘人权’的理解是错的，认为应该无条件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第三，这个组织是冷战的遗留，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已经不是活化石，而是变成了僵尸。它所谓的‘人权’理念，在实践中已经破产。”
“关闭给美国政府的旋转门”
“人权观察”称其成员由“跨领域人权专家”组成，包括“国别研究专家”“律师”“记者”及“不同背景与国籍”的学者。然而，该组织实际决策人员构成远不像其标榜的那样多元。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发表文章称，“人权观察”的主要雇员大多来自美国，整个组织建立在对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念之上。董事会成员的背景显示，它主要从美国的上层、富裕者和中产阶层中吸收决策者，组织高层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以及其他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游说集团关系密切。
2014年5月，有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向“人权观察”寄出一封题为“关闭给美国政府的旋转门”的抗议信，该信获130多名专家学者联署。信中一一列举该组织的哪些人物与美国政府、政党、情报机构有密切关联，并指出该组织在评论各国人权状况时经常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利益保持一致。
对此，罗斯辩解称，“人权观察”也有针对美国的内容，比如谴责中情局、批评反恐战争、关心囚犯人权等（该组织“2021世界人权报告”谈到美国时提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相关的抗议示威——编者注）。前述两位诺奖得主则再度反击，批评“人权观察”竟让前中情局分析师担任咨询委员，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大国经常违反国际法从事军事活动，却不被谴责侵害人权等。
曾有人权工作者不满“人权观察”充当美国中情局的工具，在其门口放置巨大的充气老鼠以示讽刺。
“‘人权观察’是否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了太过密切的一致？”2016年，美国《民族》周刊刊文批评该组织一再草率地驳回或无视外界对其真诚且有充分依据的指责。文章称，有不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合国前高级官员和学者，要求“人权观察”禁止那些制定或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担任工作人员、顾问或董事会成员，他们更进一步呼吁禁止“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进入“人权观察”的董事会。
“对美国人权状况批评与否并不是检验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否公正客观的标准，所以有关论点在逻辑上本身就有缺陷。”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彭芩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是需要资本支持的，如果该组织的资本要求其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批评，它照做了，这能否被称为公正客观？”她认为，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本身就基于偏见，那么不论该组织如何行事，都不会是客观中立的。
沈逸表示，“人权观察”即便对美国人权有批判，也从来都是指向思想和观念层面，而非政治制度，“在美国就是种族主义思想，一到中国就什么都向政治制度上扯，这究竟是在批判美国，还是为美国破坏人权找理由进行辩护？”
若隐若现的“索罗斯之手”
种种迹象表明，“人权观察”的所作所为并非“为理想”，隐藏在其背后的金主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多个动荡地区若隐若现，比如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对华长期秉持敌视态度，他曾在2010年宣布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将在10年内向“人权观察”提供1亿美元捐款。这也是“人权观察”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
“人权观察”紧随金主立场再明显不过。彭芩萱举例说，索罗斯曾公开批评以色列和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这种观点和倾向反映在“人权观察”的领导人物和主要雇员所呈现的观点中。据了解，罗斯长期以来在其推特账号上抨击以色列国家政策，“人权观察”主要雇员奥马尔·沙基尔、莎拉·利亚·惠特森等人都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言论。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来说，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雇员的想法很容易影响到该组织的客观中立地位。
彭芩萱认为，由于索罗斯善于投资市场不稳定状态套利、设立强价值观引导的基金会等，不能排除一些与索罗斯有密切联系的非政府组织，是金融资本用以做空中国市场的排头兵。“人权问题已不单纯是政治争议和外交事务，它也许还是被金融资本精心打包的产品。毕竟，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是不可分割甚至相互加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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