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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您最喜欢哪一项冰雪运动？北京冬奥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霍启刚：我很喜欢冰雪运动，自己也滑雪很多年了。作为观众，我喜欢花样滑冰，花样滑冰的音乐节奏、美感非常吸引人，我女儿现在也开始学滑冰了。
北京举办冬奥会意义非常重大，2015年申办冬奥投票的时候我也在吉隆坡，奥委会委员之所以将票投给北京，除了北京的实力以外，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了举办冬奥对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影响，这个是所有奥运会申办很重视的一点。
首先，承办冬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水平会大大提高。我们看到崇礼的变化，也能看到从北京到河北张家口的高铁、高速公路建设等等，从硬件角度来讲，这是开拓了冰雪运动的市场。
第二，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的总人数达到3.46亿人。所以，通过这一次的冬奥筹备和举办，其实是留下来一个庞大的产业，这也符合未来中国体育产业化的进程。以前，可能我们比较关注金牌，但现在我们讲的是全民健身，我觉得这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变化，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因为冬奥开始找教练学滑冰滑雪。
大概三年前，我去美国滑雪，当时请了一个当地教练，这个美国教练就问我：“霍先生，你们是不是会举办冬季奥运会？”我说是啊，他立刻打听：“听说你们北京因为有了很多新的滑雪设施，以后要请5万个教练，是不是有这回事儿？”所以中国举办冬奥会，其实也会影响全球的产业，因为我们的人口多，体量大，外国冰雪运动员、教练也会关注到我们中国的发展，关注是否未来也可能在中国教滑雪。
冬季奥运跟夏季奥运有点不一样，其实冬季运动那些国际组织一直面临受众瓶颈的问题，关注冬季运动的往往都是一些欧美国家等天气寒冷的地方。我相信北京冬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滑雪、滑冰的世界锦标赛、杯赛在中国举行，这是双赢的局面。
香港是个很热的城市，但是我最近发现身边很多香港朋友开始去了解冰雪运动，比如冰壶，市区的一些活动中心虽然没有冰雪，但是他们会玩一种下边带轮子的“冰壶”。
据我了解，因为冬奥，我们国家新增了好几百个滑雪设施，所以香港朋友如果想去滑雪，就不用只去日韩、欧洲了，因为那些地方成本确实很高，在我们国家也可以体验高质量的冰雪运动。
环球时报：这一次中国香港代表队派了三名选手来参赛，这应该也是历史上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您对中国香港运动员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霍启刚：我很开心。香港这样炎热的城市能培训出达到奥运水平的运动员真的不容易，尤其是高山滑雪这样的项目，香港没有雪山，所以金和晓、翁厚全两位运动员其实长期都在外国训练，为了参赛他们也放弃了不少。希望这次大家都能观看他们的比赛，希望他们能打动香港年轻人，多关注奥运冬季项目的发展，也希望能启发更多朋友去尝试冰雪运动。
环球时报：现在国际舆论场出现了一些杂音，比如美国曾鼓动“不派官方代表参加北京冬奥会”，对此您怎么看？
霍启刚：首先我心里很不开心，也对此表示遗憾。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一直呼吁体育跟政治分开，但现在中美关系处在紧张状态，一些美国政客出于一些政治目的，就用体育运动，用奥林匹克这个品牌来炒作一些议题，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体育赛事讲的是什么？是相互尊重、互相理解，在竞技里找到友谊，对吧？我觉得不同国家、不同人都应该从体育精神中学到很多东西。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留意，每一届奥运会闭幕的时候，奥委会主席感谢的是谁？除了感谢主办城市外，他最感谢的是运动员、志愿者。大家不要忘记奥运会的主角是谁，主角是运动员、志愿者们，没有运动员、没有志愿者，比赛是办不成的。所以我希望一些政客不要把自己当成冬奥会的主角，好像没他们就举办不了，很抱歉，没有运动员，奥运会才举办不了。我希望大众和媒体，把自己的关注焦点回归到运动员，这才是对运动员的尊重。
霍启刚近日在香港参加北京冬奥记者会。
环球时报：您认为体育文化交流在提升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认知方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霍启刚：这个话题我感触很深，最近我走进很多校园作分享，谈我们国家的发展与体育政策的方向。一些香港年轻人暂时可能还不太了解内地，但我们回想197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民也不了解中国，我们中国也可能不太了解世界，后来体育对我们国家来讲，其实是起到“非官方外交”的作用。体育是一个桥梁，我们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是这样，当时闭幕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了世界。”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会利用体育这个主题，多举办一些交流项目，让香港年轻人可以通过体育去了解内地不同地方的年轻人。2025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将携手举办全运会，这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环球时报：过去两年香港经历了国安法生效和选举制度改革，对比过去几年的社会动乱，您能感受到香港社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转变？
霍启刚：这两年香港的变化非常大，我很多朋友形容这是“二次回归”。说实话，在“黑暴”发生之前，我在香港那么多年从来没觉得这个城市是不安全的。但2019年，我们确实感觉到安全出现了威胁，那时候有一些人无理针对讲普通话的朋友，我熟悉的香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尤其像我们这样子，我是香港人，我太太是内地人。所以国安法实施以后，又完善了选举制度，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回归安全的生活。
其实2019年的时候，我就做了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决定，希望用我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社会。当时社会还是比较动荡，所以我一方面是希望贡献力量，但也担心这会不会给家人带来安全问题。
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 资料图
不光是我，当时想要参选的朋友，都是很紧张的状态，先不说能不能参与文化体育这个板块，可能那个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能不能守得住香港的价值观，能不能守住立法会的运作，能不能守住香港特区政府正常的运作，这一切都处在威胁中。
两年后，我有幸得到选民的支持进入立法会。我们看到完善选举制度的结果是什么？是现在我们的选举中也有对手，但我们谈论的都是有关香港未来发展的话题，可能观点不一样，但不再是政治观点的争斗。现在立法会90位新议员，大家有不同专长和背景，也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协商、合作，不管你是哪个党派的，都可以有亲切的合作机制，我觉得这既适合香港也适合我们国家。
在以前那种状态中，很多朋友不愿意走出来参政议政，可能很多人觉得做好自己的生意就够了，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出来。但现在国家出手了，大环境安稳下来，很多有心人就更有信心多走一步，为香港建设而贡献力量。我觉得未来20年绝对是香港非常光明的时代。
环球时报：您觉得本届立法会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霍启刚：肯定是老百姓面临的问题，那些累积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肯定是住房的问题，这是困扰香港很多年的一个议题，我在这里不展开，但是我们知道中央非常关心。一些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房屋、交通问题，真的要多去聆听基层不同的声音，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做的。
香港街头 资料图
第二，从我自己所在的功能组别出发，香港的政策必须参照中央的大政方针一起考虑，而不能只看香港这座700万人的城市。比如体育文化，我们要看一下体育文化领域，在国家大政策里怎么走，香港怎么发挥所长。从我的角度来讲，应该慢慢扭转我们以往对文体政策的态度，以往特区政府每年花多少钱就搞多少个活动，但是未来我们国家的大政策都是要发展文化体育产业，而不光是搞多少活动的问题。
国家走得很快，在5年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产业可能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国家的大政策希望香港可以发挥国际桥梁的角色，怎么让中国优良传统的软实力走出去，并船出海？我们怎么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呢？不能光靠搞多少活动，而是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怎样去通过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意一起去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是一个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