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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问题青年，原文标题：《林红 x 方可成：警惕谄媚和爹味话语，还原青年的主体性和主动权 | 青年，虽然但是》，题图来自：《七月与安生》剧照
本期嘉宾：
林红：资深公益人，前银杏基金会理事长
方可成：传媒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在各种“节日”中，五四青年节是一个略微尴尬的节日。
它是为数不多还没有全面沦为“消费节”的节日之一，还是个有较强政治意味的节日。似乎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和大家的关系并不大。但无论如何，在中文语境下，当我们去谈“究竟什么是青年”的时候，也很难绕过五四青年不谈。
如果说“青年”的概念在近代西方发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青年”进入历史舞台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青年被寄予了国家救亡图存的社会角色期待。此后，青年群体又不止一次被寄予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期待。然而90年代后，青年的社会角色逐渐演变成为了消费的主体，退回到了私领域当中。
那么，在很多年轻人自视“社畜”的今天，面对“无人能逃离的系统”，青年行动还有哪些可能？
方可成的实践从专注于让更多人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到建立联结和共情，以及通过“解困式报道”让更多人看到希望。他分析了互联网变迁如何削弱而不是增强了个体的主体性，以及在今天关于“青年”的主流话语中值得警惕的地方。林红分享了十多年来在公益和社会创业领域中观察到的青年行动，分享了各种利他行动的形式，“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
“虽然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看上去不一定有作用，但是等我们回顾一生的时候，会发现没有一点努力是白费的。”
——林红
“虽然每个人都会老去，但是这个世界上总会不断地出现眼睛闪闪发亮的年轻人。”
——方可成
01关于年轻人的无力感
Lisa：
今天，那些有机会获得了985的大学教育，并且在城市做白领工作的年轻人，喜欢称自己为“社畜”、“打工人”、“废物”，“韭菜”，整体上有悲观无力感，甚至末世情绪。系统太强大了，个体改变不了什么，“躺平”似乎成了最后的奢望。你们怎么看这种“无力感”的状态？
林红：
|意识到我们在做有意识的选择，可能就没有那么无力和难受了。
很多年轻人的无力感就来源于他们的“不得不” —— 不得不996，不得不听妈妈唠叨等等。因为很多的“不得不”，所以感到很累、痛苦。
但实际上，他们做了选择，这是选择结果的一部分，没有代价就不称之为选择。我们之所以听妈妈的唠叨，没走开或者没去反抗，是因为我们爱她，不想让她得心脏病。所以她等于在服药对吗？当我们用有选择的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无力了。
包括996这件事，很多人其实没有权利选择996。比如我们最近采访过一个视障的小伙伴，她几乎是全盲，在做一份“数据标注”的工作（把语音转成文字的工作）。她可以选择躺在家里吃低保，也可以选择996去挤地铁，去上班也只是多挣了一两千块钱，但代价就是挤地铁。她最后特别开心，因为能像别人一样挤地铁去上班了。
所以第一步就可以祝贺自己争取到了这样的选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选择可以发展。
消费主义不停地在挖掘我们的需求，我们好像很受重视，但其实是我们被安排去扮演消费主力军的角色。但反过来，我们也是在做有意识的选择。我是消费者，握在我手里的2000块钱就是选票，只需要决定我要把这2000块钱投给谁的问题。
我们也有NGO的小伙伴挣得很少，她的选择就是住6平米的房间，把剩下的钱全拿去买有机食品。她每星期都去有机市集，成为了常客，结交了一些社群，她对自己的选择就很满意，因为掌握了一些主动权。
|如果你已经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又不敢往下走，只想往上走，那么很有可能困死在小山头上。
其实我们整个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体制，就是在打碎人们的自我，在抽取我们的生命力，让这些孩子、年轻人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和喜好，别人上什么课，你就上什么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制造了很多“空心人”。
年轻人很难建立一种实质的对生活的感知。他们既没法回归内心问自己想要什么，也没法诉诸于外界。很多时候年轻人说不想干一件事儿，我就会问这种想法是基于想象的，还是切身经历过？比如说大家关于“大厂很忙、政府机关轻松”的认知，究竟是源于看到的文章，别人的讲述，还是说真实经历体验过？
我在2020年做过“罗德学者”中国区的评委，其中有一份简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名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一次坐滴滴的时候和女司机聊天，得知这位女司机的老公在开滴滴的时候出了车祸，没有什么保障，家也是靠她来承担。这个学生之后查了大量的法律条文，发现关于这方面的保障确实存在空白。于是她开始做研究，注册了滴滴司机的账号接单，也去小餐馆和其他滴滴司机吃饭聊天。后来，她提供了一个比较扎实的解决方案，通过研究和田野写下的论文也受到了广泛好评，还遇到了机会和滴滴的高管进行交流。实际上，这个年轻人没有忽略掉自身可以参与的机会，获得了一些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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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米的猜想
我会鼓励年轻人多去试一试，哪怕边缘地参与。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身边的一些可能性，是因为觉得那不是“向上走”的机会。我是学计算机的，有一个算法是说在追求局部最优解的时候，有可能会困死在局部的小山头上，下不来了。我们会重新开始算法，在随机的起点重新探索，最后再比较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最优解。所以，如果你已经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你又不敢往下走的时候，你只想往上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困死在小山头上。
方可成：
|“ Newsfeed ”这个词蛮形象的，就是填喂你。
我们可以从互联网变迁的角度理解人们的无力感，互联网并没有实现我们对它的美好设想。
比如，原本以为互联网让我们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驰骋，给予了我们非常多新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信息确实很丰富，但更多的是垃圾信息，人们在布满垃圾的高速公路上举步维艰，没有办法高效率获得高质信息，有时甚至不如回到图书馆里找资料这样传统的方式。
再比如，我们对互联网的期待还在于它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能在网上找到感兴趣的信息，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今天的互联网不关心让我们主动地去探索好奇的事物。现在好奇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被动的、被互联网填喂的感觉。互联网里面有个词叫“ Newsfeed ”，“ Feed ”这个用词其实蛮形象的，就是用让你笑的、放松的信息像填鸭一样填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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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
再比如，原本我们以为互联网能释放人们的创造力。但是其实这种创造力是被规训的。一方面是被权力规训，另外一方面也是被商业力量规训。很多人的创造力被用在了如何获得更多的10万+，去写标题党、去制造一些假新闻等等，这样的创造力其实是误入歧途了。
再比如，之前我们会觉得互联网出现之后，就能形成地球村了，“天涯若比邻”。我回想起2000年前后，我们刚上网的时候特别兴奋，因为可以和很远的人聊天、成为朋友了。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反了过来，“比邻若天涯”。地球根本没有成为村，反而到处建墙，人群和人群之间的隔阂愈演愈烈。
现代互联网还被认为是“社交媒体”平台，任意普通人都可以参与发声、讨论、建设的渠道。这和被精英声音垄断的传统媒体的年代非常不一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发现很多是“喷子式”的参与，仇恨言论的遍布令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无所适从，也让很多人失去兴趣继续参与了。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使大家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掩盖了一些中小型的可能性。
最后再说回到996、007这个问题。最初，互联网确实带来了新的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它使得经济快速发展，承诺会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它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剥削。
今天，年轻人好像陷入了两种选择，要么是特别消耗自己的996、007的工作，要么是清闲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但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使得是说大家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并掩盖了一些中小型的可能性。我想其实大家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更多维度的声音都放大出来，不要让维度都被单一的取向所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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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你》
02关于“青年”的话语
Lisa：
在今天最常见的关于“青年是什么”的话语有哪些？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方可成：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关于“青年的话语”，一种是谄媚，一种是爹味，但核心是使青年的主体性丧失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对青年的话语，基本上是一种谄媚，即青年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对青年谄媚的话语其中还有一句潜台词 —— 这种话语需要在划定的框架之内，如果跳出了这个划定的框架，则可能会被认为是需要批判的对象了。
这种谄媚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有目的的。可能是实现商业目的，去卖更多东西给青年；或者是政治上的目的，去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认同某种价值观。
当我们说到后浪或者B站，很多人可能自然会想到“何同学”。他的视频确实做得非常的好，质量非常高，我也非常喜欢看。但是前段时间，何同学和苹果CEO库克做了连线采访。他们的对话整体是人畜无害的，何同学也并不是以一个记者或者批评者的姿态连线访问，没有聊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之后媒体就对这个事情大吹特吹，“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之类的。这是近期我觉得最明显的对青年谄媚的例子了，因为他们连线这件事情背后就是商业操作，一个苹果和B站的公关行为而已。
除了谄媚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爹味”的话语，本质就是“规训”，而且是往一种犬儒的方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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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别离》剧照
对爹味话语的总结，就是要以过来人的姿态去规训。
这种口吻似乎是苦口婆心地在为青年好，但只不过是把青年作为自己犬儒的附庸。把自己对这个世界不再有希望、没有什么新的可能性的意识试图强加在青年身上。他们劝青年：“你不必多做尝试了，也没有什么新的可能了，反正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还是会如此的。”
我觉得实际上这两种话语，不管是谄媚，还是爹味，核心都是使青年的主体性丧失了。
从表面上看，这种话语好像是在追捧你，或者是为了你好，但实际上，青年想主动开创的想法和行动是被忽略或者被有意限制。
林红：
|年轻一辈缺失了对年长一辈人的尊重，导致双方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所谓“对青年的崇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太快，导致年长者的经验被过快淘汰。
青年人不尊重年纪大和有经验的人，觉得他们的经验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年人也开始慌，不知道能怎么样去和世界互动，去和自己的后代交流。这可能是双向造成的结果，青年、中年都普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有一部电影《实习生》( The Intern )，讲述的是一位退休的商人决定重回职场，应聘做一个年轻创业者的助手。起初，大家感觉他格格不入，也做不了什么。后来发现他的一些经验 —— 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以及其他方面的人生经验种种，都给了这位青年创业者很好的指引。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话题，即代际之间怎么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经验、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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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The Intern
03关于青年行动
Lisa：
我们这次青年节专题的标题为“青年，虽然但是”。因为我们发现那些在积极行动的人，都可以用“虽然... 但是...”这个句式去描述他们的状态。“但是”，是一种对现状的不接受，也是一种积极改造的意图。不论“虽然”后面接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拒绝接受现状，采取了行动。这里说的是面向公共利益的“行动”，像自己克服懒惰坚持锻炼的行为，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行动范畴里。“坚持垃圾分类”可能就算是最小的行动，这是影响公共利益的。
那么，这种利他的行为，在今天都有哪些形式？
林红：
|关心源于“看见”，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看见，是不会有任何触动和关心的。
大家平时看到的“公益慈善”，大多数是大病救助、99公益日、蚂蚁森林这些，但实际上是在我们传统慈善救助的范围。它是一种一对一的捐赠，严格意义上不是“公共利益”，没有对公共的事物产生推动作用。我们开玩笑管这些行为叫“私益”，因为是基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理心的行为。
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公益”，是基于一个特定的人群（但是一个非特定的主体）做一些行动。比如流动儿童上学的问题，在北京相应的行动就有建设“微澜图书馆”，欢迎所有人去给孩子们讲讲书、带孩子们玩游戏这样的参与和贡献。
还有一种参与方式是给和议题相关的公益组织捐款。公益组织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把大家这些不太持续的爱心变成一个稳定的电流，不断地输送到局部作为运作的成本，让努力能够持续发生、情况得到改善。
还有的年轻人看不下去一些事情，直接身体力行，说我自己干。比如有一位年轻妈妈，她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上发现雾霾很严重，觉得这事不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结构性问题”对吧？于是她缩小归因范围至认为是平时我们消费太多造成的污染。最后她开始着手“可循环经济”，将衣物回收再利用，落点在“精准捐衣”。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涟漪效应”，因为她改变了一些人。很多参与“精准捐衣”的志愿者说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确实减少了自己的消费行为。如果从生态系统去看，这种“涟漪效应”是很重要的一种运作方式，共生互生、协同进化。
关心源于“看见”，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看见，是不会有任何触动和关心的。比如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关心流浪猫狗，但是很少有人关心野生动物，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的境况。
如果能给青年更多机会看见和了解，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关心的。我想到我接触过很多大学生，他们都对 LGBT 群体感兴趣，原因就是他们周围有这样的小伙伴。但是反过来，他们对麻风病肯定是不关心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事离我太远了，而且可能认为这种疾病已经被消灭了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自己看见的、关心的、能做到的事开始，并不一定要等到把社会痛点和空缺都分析到位了才行动。
方可成：
|今天媒体的选题往往也来自于热搜，来自底层的、更多领域的选题能见度是不够的。
林红老师说到的，是关于“可见度”的问题。从媒体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同构的。
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的眼睛都盯着热搜榜看，但上不了“热搜”的话题其实就不可见了。社交媒体上发声的群体，背景往往是高度同质化的，比较难看到少数群体、底层群体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几年媒体环境整体不景气，实际媒体能够投入报道的资源也比之前少很多，大多数记者还是到热搜上去找选题，到我们眼前的媒体内容就还是“热搜”。但是之前资源比较充足的时候，记者就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到底层、到城乡结合部、到各种各样的一线去和真实的人对话，寻找选题。
从另外角度说，现在的一些“非虚构写作”计划就能鼓励一些人去讲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人和事，不论是通过声音的方式讲，还是通过一些基本的写作方法去让他们写出来，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很重要的领域。
|我希望互联网能成为分享和激发善意的平台，让大家获得一些抚慰的同时，激发日常的行动。
前几年我做《新闻实验室》，重点关于人们的“媒介素养”，帮助大家辨别真假消息，希望人人能获得优质信息。但从19、20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仅仅去普及优质的信息是不足够的，因为人不是绝对理性的动物。大家往往愿意相信“谣言”而不是“辟谣”，就是因为附加了心理和情感的作用。
后来，我发现还需要增加大家的共情能力。当今互联网上的共情能力是被削弱的。共情力能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和“我”不一样的人，那些皮肤颜色、语言、阶层、出身、性取向等等和“我”不一样的人。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共请能力很强的人来说，这两年是非常的痛苦的。他们面临着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逆境，是非常需要抚慰的。如果没有办法提供支持网络的话，他们很可能会陷入抑郁，行动的意愿就被减弱了。
所以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和小伙伴开始做《放晴公园》项目，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是让善意得到高的能见度，让大家互相了解、共情、关爱，让这些人得以联结；第二个是做“解困式报道”（solutions journalism），去讲述更多身边人在做的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尝试和改变，激发一些行动，而不再被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恶意裹挟走了。
我目前得到的反馈都挺好的。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内容觉得心情放晴了，还有一些人也开始分享生活中他人释放的善意。我希望互联网能成为分享和激发善意的平台，让大家获得一些抚慰。
比如有的人会在学校卫生间设置免费获取卫生巾的项目，解决月经贫困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自己生活的小区太无聊了，就在小区里设置了一个公共空间，居民们一起来挂灯笼。
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质疑，问我们和正能量有什么区别？我做过一些解释，首先我们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并不希望大家安于现状、甚至感恩戴德，它的内核在于激发行动。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各种做法中获得启发，最后他们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发现具体的问题、解决问题，哪怕行动是很微小的。
最后，这些行动在一方面可以给具体的人带来具体的改变，另一方面能让我们自身获得一些联结。
林红和方可成在播客中提到的青年行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问题青年，编辑 ：Sharon，剪辑 ：小黎，排版 ：小七，设计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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