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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quire专访大卫·芬奇|不要迈进那道门

2015-09-02 郑文 时尚先生







Esquire按:欢迎来到九月。在这里,你会第一时间看到《时尚先生Esquire》历时4个月,前往7个国家9个城市,寻访12位全球顶级大师的九月特刊“巨匠与杰作”。我们会连续12天推送封面报道,今天是第1天,主角是导演大卫·芬奇。


芬奇是电影叙事的天才,也是好莱坞极少数可以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大师导演之一。《七宗罪》、《搏击俱乐部》、《消失的爱人》,黑暗、冰冷是他的电影主调。红遍全球的美剧《纸牌屋》也出自他手。


我们以为芬奇其人正如他的电影那样阴郁、冰冷,并且带点神经质的龟毛。但采访一开始,这位电影天才就打破了我们预期的暗黑形象。相反,他差不多令人如沐春风——尽管是早春。他也延续了自己对叙事精确性的要求,回答问题时总在琢磨:那个对的词语。

七金句:


①电影的基调是最难沟通的部分,比如你跟某人说这里需要很吓人,但每个人觉得吓人的东西都不一样。


②我从来不想仅仅拍一部让观众觉得世界好可怕的电影,当然我会喜欢能让人觉得身临其境的故事,比如惊悚片,它总是跟你说,“不要迈进那道门!”


③我逐渐变老,斯坦尼康啊、特效啊,对这些东西好像没那么重视了,反而为一些琐碎的小场景费神。


④你想要听到人们为荧幕上的故事尖叫,刚好就在那一刻,他们吓得差点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们发出尖叫声。这样我就会超满足。


⑤我只想尽可能讲好我的故事,让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身临其境,如同自身已经被抹去,可以不再为取票、停车之类的问题烦恼。他们彻底失去了自我,完全成为电影故事的一部分。


⑥我只是尽量做到最好。有时候你设想得很完美,但所有的事情只会变成精美的灾难事故,你站在摄影机背后,眼看着它们滑向灾难。


⑦(谈《消失的爱人》)复杂的人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有智慧、有趣的,拥有自己的视角。

|本文首发于2015年9月刊|



他折磨演员出了名,《社交网络》的开场镜头拍了99次。在这场戏里,男主演杰西·艾森伯格被要求以普通人三倍语速与剧中女友交谈,最终被对方甩掉。小罗伯特·唐尼更惨,拍《十二宫》他重拍几十次也无法让芬奇满意,为了表达愤怒,唐尼干脆尿进一个罐子里,再把罐子丢在片场—芬奇接受一部八竿子打不着的纪录片采访时,揭露了这件事,叙述时始终带着嘲弄的微笑。采访芬奇也是一件相当有压力的事,许多宣传现场因此气氛紧张。看《消失的爱人》(GoneGirl)就知道,芬奇批判媒体的浅薄与匿名者的狂欢时,毫不仁慈,怎么狠怎么来。

芬奇小时候跟乔治·卢卡斯(GeorgeLucas)做邻居,立志从事电影事业之后,从工业光魔的一名特效师起步,接着成立公司拍摄MV获奖颇丰,但他接续雷德利·斯科特、詹姆斯·卡梅隆的珠玉前作,拍摄《异形3》,却遭遇坎坷—没有成型的剧本,无法调控团队,放弃剪辑权,票房失利,差评,这是芬奇唯一一部拒绝署名的作品。他从此跟“愚蠢的电影公司高层”这个概念积怨,谈不拢的都不强求。

《异形3》三年后,《七宗罪》一鸣惊人,大卫·芬奇灰暗的世界观在里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它迄今仍是芬奇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仅次于《消失的爱人》以及大投入的《本杰明·巴顿奇事》。芬奇并不高产,只确保部部精品。不受奥斯卡待见,却积累了一批忠诚的粉丝。《搏击俱乐部》更是成为cult经典,长期排在IMDbtop250前10位。

贯穿大卫·芬奇电影生涯的核心矛盾,不是意识形态审查、创作危机,而是预算不够。《社交网络》预算给不到四千多万不肯拍;索尼邮件泄露说明《乔布斯》也是因为钱没谈拢。两部让科幻迷血热的《与拉玛相会》《海底两万里》都流产了。问起他最近为HBO筹备拍摄的电视剧《乌托邦》,也是同理搁浅,“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这个话题不能再谈。采访结束一周后,国外媒体Deadline等就纷纷宣告了它的“死亡”,透露芬奇已通知参与排练的主要演员解散,并且由于这部剧的版权在HBO手中,芬奇也无法将它带走、另找东家争取他满意的预算。

只有打造一部电影的叙事魅力这项工作令芬奇变得完全谦卑、折服,充满敬畏。他布下种种精巧机关,并甘愿失去自我,成为电影的一个零部件。他尊重观众,号召观众与他一起扎入荧幕。为了最大程度实现计划,他反复雕琢镜头和场景。当观众准确落入机关陷阱,给予他预期中的反应时,他才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在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体系下,安全、听话、用低预算解决问题的导演很多,风格成熟老练、精益求精用声画语言把一个故事一个想法拍透说透的人却寥寥无几。大卫·芬奇对准确、基调和节奏感的苛刻把握,吓跑了一些人,也吸引来像摩根·福瑞曼、凯文·史派西、本·阿弗莱克这样的大牌明星。也正是因为坚持,他才成为了好莱坞极少数可以享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之一。而公众同样熟悉的李安、诺兰,对自己的影片就无法拥有如此全面的控制。

在纽约电影节做宣传时,面对台下一席观众,芬奇回忆起中学时候的打工经历,好像开挂,他压低声音进行角色扮演,讲起他随手的小发明如何让斯坦尼康发明人加勒特·布朗(GarrettBrown)震惊,并因此得到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讲得眉飞色舞,看得出十分享受。

观众就此中盅。芬奇的故事极少提供确定答案,无英雄,不媚俗,调子阴冷,几乎符合现代生活的一切消极表征。虽然不会抚摸你,不会常常喂你惊喜,但能把失望、荒诞、罪恶刻画入骨,对于求真的观影者来说本身就是惊喜。缔造社交网络的亿万富翁陷入社交孤独;连环杀手拖垮调查者的生活,终生逃逸;中产夫妻追逐婚姻中即将枯竭的激情,玩弄全世界于鼓掌之中。芬奇的吸引力就像“不要走进那道门”,当你在心里小声提醒自己的时候,一只脚已经忍不住向前迈出了。

而芬奇却说,这可不是我的生活,我只是要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Esquire(下称“E”):拍摄《消失的爱人》时您跟编剧吉莉安·弗琳(GillianFlynn)是第一次合作,如今这对铁搭档好像已经非常稳固了。您怎么评价她?

大卫·芬奇:弗琳很棒,非常聪明,惊人勤奋,也乐于坐在观众中间、坐在某个角落里观察大家的反应,她会尽可能地取悦你。当你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及时出现。我跟她在《消失的爱人》和《乌托邦》的合作都很棒。我们已经在《乌托邦》上面花了一年半,也讨论了很多。但这个故事现在的版本反正也不会拍出来,就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了。

E:影迷们追捧您的作品,特别是影片的基调(tone)独特且鲜明。您对细节的把控能力也有目共睹,但您如何向团队传达、帮助他们理解这一点呢?

大卫·芬奇:电影的基调是最难沟通的部分,比如你跟某人说这里需要很吓人,但每个人觉得吓人的东西都不一样。你说这里的基调需要很有趣,他也不会有概念你说的有趣具体是要做什么。而且要想充分论证这个基调,哪怕你来来回回说到大家耳朵里去,也还是需要所有人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都把自己的事做对。把握时机也很重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你得清楚它的XYZ。你跟别人比画形容了几千字,但每个人对这几千字的理解感受都不一样。我想这就是制作一部电影最困难的部分。而且它之所以难以把握,也是因为恰恰在转述的过程中,它本身也会发生改变。

E:您曾经迫于压力修改了《搏击俱乐部》的一句台词,海伦娜·伯翰·卡特(HelenaBonham Carter)饰演的女主角在跟男主角做爱之后说,“我想流掉你的孩子。”这句话被改成了“我小学以后从来没有这么爽过”。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话已经不怎么吓人了。您觉得它们过时了吗?或者您电影里的任何内容,有没有什么觉得已经跟时代有所脱节了?

大卫·芬奇:我是故意改得更过分。我不太会回头看,也不会去设想我的电影十年后、二十年后会是怎样的。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能保证的是,过去我觉得有意思的事,现在我依然觉得很有趣,而且我仍然在做这个事。尽管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E:您电影里构建的社会通常不是十分美好,存在各种形式的暴力,危险潜伏近在咫尺,个体其实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是通过您自己的经历对世界形成的理解吗?

大卫·芬奇:我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没什么危险。但我借以谋生的这份工作,并不是让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也从来不想仅仅拍一部让观众觉得世界好可怕的电影,里面必然存在其他内容。当然我会喜欢能让人觉得身临其境的故事,比如惊悚片,我确实喜欢它唤起的感觉,喜欢成为它的一分子。它总是跟你说,“不要迈进那道门!”(笑)我喜欢这种电影,虽然不是全部。

E:您很擅长塑造惊悚的气氛,把大家都吓到,但您从来没有像昆汀、柯南伯格这些人那么血腥。您是怎么做到的?

大卫·芬奇:血腥和吓人完全不一样。《七宗罪》里是有比较折磨人的场面,但通常喜欢折磨人的电影我都不太受得了,我不会从中得到享受。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往观众脑袋里植入这样的想法。

E:但如果我们都看过书了,也看过原版了,您怎么办,改编最难的是什么?

大卫·芬奇:我并不希望观众是因为看了书喜欢才来看这部电影的,比如《消失的爱人》在电影中其实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但要是直接告诉大家电影里会发生什么,那就太没意思了。

E:您说过您一直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拥有话语权,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沟通。您在业界最常见的名声就是酷爱反复重拍同一个镜头,因此也有很多人说你控制欲太强。在您职业生涯里有遇到过什么人让你惊喜吗?

大卫·芬奇:当然,我不会跟我不尊重的人一起工作。我希望自己周围充盈着能够激发我、挑战我、让我充满敬意的人。我为这样的人服务。同时你要知道,我无法告诉一个演员如何表演,因为我不会演戏,那不是我的职业,但我会帮助演员打开视野,从一个想法快速转移到另一个想法,我毕竟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倾听者。但我还是常常为优秀演员的表现而惊奇,我惊讶于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懂得如何表演。

E:有没有彻底搞砸过呢?

大卫·芬奇:No!!(大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时刻,你前期能做到的就那么多,已经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所见即所得。更多时候你只会深切感受到即将要出现的场景是多么复杂,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投入、为之激发更多想法。你务必要准备到极致:场景危不危险,有没有数量惊人的大牌演员卷入,贵不贵……这些都需要讨论来讨论去,都是你要考虑的。但让我困扰的还不是这种,而是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场景。因为人们越觉得理所当然的事,解释起来越难。比如要表现两个人一见钟情,如果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喔,就是这样,然后呢?那我就会抓狂,我想要是再多三个星期来拍这场戏就好了。这种遗憾经常发生,因为你就算赢了比赛也未必是每一步都走对。

拍《本杰明·巴顿奇事》的时候,最后时刻在电影的最后部分,我们灵机一动决定加一组回顾巴顿人生历程的蒙太奇,并且预想它能抖一个大包袱,可以控制观众的情感,不断叠化、叠化、叠化……为实现这简单的一刻,之前你必须已经做足了准备(注:巴顿人生中的重要人物都在这组蒙太奇里依次出现),你也让观众见识过惊人的特效了(注:布拉德·皮特在片中饰演一个肉体逐渐返老还童、精神则从婴儿走向衰老的奇特男人,为此芬奇运用特效,把皮特的头和另一位替身演员的身体嫁接到一起)。

你时刻都要考虑场景怎么衔接,关键时刻讲什么,前戏如何铺垫,得明说出什么,什么又要隐瞒。但以我的经验,最难的还是处理看似简单的事情—它必须能够让你信服。我逐渐变老,也常常是这种信服力越来越挑战到我。斯坦尼康啊、特效啊,对这些东西好像没那么重视了,反而更为一些琐碎的小场景费神。

E:《纸牌屋》(House of Cards)在中国大获成功。拍电视剧跟拍电影的体验有没有差别,会容易一些吗?

大卫·芬奇:完全不同。不能说拍电视剧比较容易,两件事的难度体现在不同之处。观众的观看预期也是不一样的。电影就是封闭的两小时,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全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然而他们回到家,电话铃啊,进进出出的家人啊,很多东西会把注意力拖走。他们也可以把节目录下来,HBO之类上了新剧你不是非得一天晚上就看掉。有400个人会排队等着看一部电影,随时追踪你放出的预告片,这种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E:怎么看待现在电视剧的黄金爆发?会对电影工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大卫·芬奇:你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了?我想这非常棒,观众有更多机会深入了解你的角色,跟故事发生更深的互动,这些都是帮你完善叙事的好事。不需要每个故事都是关于拯救世界的。它也确实影响了电影工业。



E: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聊聊您早期的事业了。

大卫·芬奇:啊,我感觉有点不妙了。

E:1986年您成立了“政令宣达”电影公司。当时你们几个人是怎么凑到一块的呢?

大卫·芬奇:当时我跟三个导演朋友一起成立了这家公司,我们做的项目差不多。那段时间拍摄MV真得非常有趣,毫无限制,你可以尽情实验。我们玩遍了各种花样,就像是在电影学校上课。

E:《战栗空间》(2002)和《十二宫》(2007)之间有五年的空白,您没交作业,发生了什么?

大卫·芬奇:我不太回忆过去……好像是因为我女儿……大概过去几年我工作太忙了,特别是从1999年《七宗罪》开始。有时候你无法从工作中抽身,你必须卷入其中,也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工作中去,却不是特别热衷。之前我准备《本杰明·巴顿奇事》的剧本已经很久了,没有人想要拍它。于是我又开始筹备《十二宫》,也花了几年时间。后来我开始用Panavision数字摄像机拍商业广告,而且拍《颤栗空间》时胶片的事情让我很不开心,更加体会到了Panavision的便利性。我花时间学习了新的技术,然后发誓再也不拍胶片了。我想我找到了匹配我电影制作思路的技术。

E:那不拍电影的时候您都做些什么呢?旅行、运动、上网?

大卫·芬奇:确实旅行还挺多的,主要都是勘景。你知道有时候刻意旅行也是急匆匆挺烦人的,我还是喜欢花时间待在一个地方,逐渐适应它,这样你就能省下很多时间好啥也不干,或者看电影(笑)。

E:您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呢?

大卫·芬奇:什么都看,我喜欢感情丰富的电影,还有特别特别好的喜剧。那种能把一个故事讲好的能力着实让我着迷。总有人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让人不禁惊叹“天呐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样的人你永远也不会厌倦。但我也不会刻意去挑,没有什么限制。



E:《消失的爱人》有两个很重要的贡献,一个是定义了什么是“酷女孩”,另一个是再现了希区柯克式的“蛇蝎美人”。您比较欣赏什么样的女性呢?

大卫·芬奇:啊(听起来在羞涩地笑)……复杂的人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有智慧、有趣的,拥有自己的视角。我想的不是电影里的女人啊,我在想我身边的这些女性,比如我妹妹,(比如你妻子?)对,我妻子,还有一些女性朋友,我身边有一大堆很棒的女性朋友。

E: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当年拍《七宗罪》的时候并不成熟,要是今天重新来一遍,你会换一种方式来制作这部电影。能具体说说吗?

大卫·芬奇:因为你的技术、你的手法都已经变了。事实上每一部电影我都可能重新来过,不是出于哪部电影特定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大了,手法也相应变化了,不敢说能变好还是变糟,但手法一定是非常不同的。我已经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叙述者了,但有些处理就像交给其他导演,效果会非常不同。

E:《社交网络》里描绘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似乎非常孤独,并且不被理解。这是不是出于你跟他的一种共鸣?当您对别人提出要求并且不被理解时,您会感到孤独么?

大卫·芬奇:我很尊重他,他是做出了很了不起的事情的少数人之一。但我对他个人了解不多,除了我完成的电影里的这一部分。所以我肯定不会跟人说“我认识扎克伯格”这样的话。我也不是那种孤僻的、多愁善感的人。尽管我周围有很多人不太相信这一点(笑),但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孤独。

E:《龙文身的女孩》主演鲁尼·马拉曾经抱怨说试镜时你们临时给她加了一场强奸戏,是这样吗?

大卫·芬奇:啊,那场戏可是书里本来就有的喔。我觉得她非常善解人意,而且你完全能从她的表情里就看出这一点,你能看到她大脑的运作方式,如何把一些高度戏剧化的场景落在实处、处理得异常精妙。她永远不会对自己说“我做不到”。她追求精确。我喜欢这样的演员,你能看到她的情绪十分汹涌但那种只是简单运用表面紧张感的东西却十分节制。所以我非常有信心,我看到她学习骑摩托车,学习特殊的口音和讲话方式,看到她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故事里,变成她所饰演的那个龙文身女孩。当然作为一个导演这也是我的工作,我总是需要寻找一个方式让大家都动起来,要调动一些有天赋的演员,让所有人都遵循一个秩序。当你观看完一部120分钟的电影,你会发现大家其实都把这份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

E:您现在的幕后班底也比较稳固了,这个是怎么逐渐建构起来的呢?

大卫·芬奇:很多时候人手并不足,只是把大家聚集起来一起做事。像那种凝聚一个团队齐心协力的能力,就像点金术,对此我其实是有点困惑的。但我跟那种能主宰自己内心小世界的人一般相处得还不错,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着特殊的目标,也可以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你只需要提醒他们上下文是什么样的,他们自然会关心人物性格的走向,关心我们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应该什么时候发招,如何来呈现这个效果,我们随时都可以讨论。

拍电影确实是又复杂又迷人的事,你无法预期所有,总是要迎接变化,语境的变化、人物性格的变化,迎接一个新故事。可能你看到一个很棒的密苏里故事,对于团队来说这就意味着“啊,我们要去密苏里啦!”。你永远也无法知道接下来的工作会把你们带去什么地方。

E:电影研究者认为您受斯皮尔伯格的影响特别深,尤其表现在一些您常用的视听语言手法上。还有其他人明显地影响或启发过您吗?

大卫·芬奇:我不认为你仅仅通过看一个人的电影、受了谁的影响,就能也拍出一部电影来。这不是拼拼凑凑,做一点这个,再做一点那个就成的事。它是需要有一种语言的,你得去发展你的语言,来决定你自己怎么看待一件事,怎么让这件事徐徐展开。但我要是不承认自己深受《大白鲨》《第三类接触》《1941》《夺宝奇兵》《E.T.》等影片的巨大影响,就实在太蠢了。也是这些电影让我意识到我这辈子要做什么。

E:您的阅读口味是怎样的?

大卫·芬奇:我很少会寻找特别的书籍来阅读,读得不多也不够。事实上我读的都是剧本草稿,大量的草稿,需要重写的草稿(干笑)。如果需要打发时间找点乐子的话,我会读一些美国当代史的书,看看世界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挺有意思。

E:在很多人心目中,大卫·芬奇无疑是精品制造的一块铁招牌,从您独特的片头设计开始就能让人惊艳。甚至有人说您是当今活着的导演里最懂片头设计的。您有自己效法的对象吗?

大卫·芬奇:(打断提问并大喊)我?不可能,你把希区柯克放在哪里?!喔活着的,好,那可以,哈哈,好。我确实很喜欢希区柯克,也有很多其他人都做得不错。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其实不是太在意这些。

E:有些研究者认为您的电影也深受漫画的影响,一个特别的例证是您是《黑色大丽花》漫画版的联合作者。

大卫·芬奇:漫画?!我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知道我受漫画影响的人。我不太看漫画,《黑色大丽花》这事可能是因为那个家伙比较慷慨吧。我记得我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故事,他乐意把我视为联合作者,确实是非常慷慨。

E:您记得《僵尸》吗?几年前你和几个朋友在Kickstarter上面众筹来着。

大卫·芬奇:这个还没有完成。我不是每天都会查看进展,但隔段时间我们会一起讨论故事轴(story reel)。这片子可是个大工程,我不敢说什么时候能完成,长期还是短期。只要还有一丝机会一点时间你就总是想改改不是么?(坏笑)

E:您从来没有读过电影学校,却一直在体制里游刃有余。您有考虑过拍独立电影吗?

大卫·芬奇:当然,但是独立电影的投资情况异常复杂。很多时候我不是要去考虑拍一部独立电影还是别的,而是要考虑我想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至于这个故事必须得是独立电影还是片厂大制作,完全就看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做到最好了。



E:中国有些影迷为一些从来没有得过奥斯卡奖的导演成立了一个NOSCAR联盟,意思是No Oscar,包括您、诺兰、昆汀和大卫·林奇。您怎么看?好莱坞是您学习、成长、成名的地方,但这里好像一直对您有所忽略。

大卫·芬奇:(笑,一边揣摩合适的措辞)我觉得我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电影,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了,并且我还能靠做我热爱的事情来维生。有些人期待得到更多,但我……我不会因此怨恨谁。何况有这些人做伴还挺不错的,哈哈。

E:那对您来说影片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最能您你得到满足?是票房的巨大成功,自我认知的突破还是某个偶像的认可?

大卫·芬奇:让我兴奋的是,当我走进一家电影院,看到我设计好的桥段就在眼前,我期待这个桥段可以激发观众特定的反应,而人们的表现恰如我所想象的那样。这种情形是最让我满足的,也是给一个电影人最大的回报。你想要听到人们为荧幕上的故事尖叫,刚好就在那一刻,他们吓得差点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们发出尖叫声。这样我就会超满足,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呵呵有点蠢,但恰是这一刻我明白我做到了。

E:看来您不太在乎票房,但每次发DVD的时候您都挺花心思的。

大卫·芬奇:我无意去榨取版权相关的收入,只是希望人们花了钱来支持我,是可以向后回馈的,能让我继续拍电影。很多时候人们为什么会蜂拥去看一部电影,是出于很多种原因,演员是很红的明星啊,相关故事很疯狂啊,周围很多人讨论啊……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我只想尽可能讲好我的故事,让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身临其境,如同自身已经被抹去,可以不再为取票、停车之类的问题烦恼。他们彻底失去了自我,完全成为电影故事的一部分。

E:《龙文身的女孩》制片人斯科特·鲁丁曾经对影评人发火,因为后者提前发布了影评,违反了为试映会签署的保密合约。但现在是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机会看首映,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跟小伙伴讨论剧情,全部剧透的也大有人在。这会改变你的电影宣传方式么?

大卫·芬奇:不,我还是坚持观众们应该知道得越少越好。可能有一些人希望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就完全了解这部影片是讲什么的,但我希望拥有的是这样的观众:他们对观影这件事本身保持着足够的好奇,并且也愿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E:伍迪·艾伦前段时间刚接受了NPR的访谈,承认自己对待工作其实非常懒,也不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差不多就行了。但跟很多出了名不妥协的人—比如您—相比,他非常受更大范围的观众欢迎。如果可以调换身份,你愿意接受伍迪·艾伦那样的人生吗?

大卫·芬奇:我觉得完美是无法追求的,对此我也没什么兴趣,那简直是一个愚蠢的使命啊。我只是尽量做到最好。有时候你设想得很完美,但所有的事情只会变成精美的灾难事故,你站在摄影机背后,眼看着它们滑向灾难。这个答案合适吗?

E:您会怎么定义自己的电影事业呢?仅仅是一份工作,谋生,是理想,还是生活的乐趣、意义?

大卫·芬奇: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怎么跟人打交道,这其实是个诚信问题。你得记住,看电视是多容易的事,但自己上了电视之后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一直把这一点警示放在心里。

E:去年《消失的爱人》火爆前后,两个知名电影博客Slash和Indiewire都推出了自己的“芬奇榜单”,点评您的作品。那您自己会如何给它们排序呢?从最好到不那么好。

大卫·芬奇: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关心这种事情的人。我确实拍了几部电影,但拍完就完了,也不会再回头看。制作一部电影,当然其中会有很多部分让人享受沉迷,但下一次我还是想尝试做一些新的内容,尝试那些让我感到紧张、害怕的新东西。其实说白了,我不知道……我根本不在乎我过去的电影什么样。




这就是“巨匠与杰作”

创造一个时代的教养,这就是顶级,这就是先生




撰文/郑文 摄影/Jeff Minton 编辑/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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