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面对死亡，先生已寻觅到她的归途
“
我活的很充实，
也很有意思，
因为有我们仨。
也可说，
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
因为是我们仨。
”
其实，她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
丈夫和女儿去世之前，杨绛已经在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建立了自己的地位。面对两位最亲之人的死亡，她却又开始了新的创作阶段。
1998年，丈夫钱钟书去世的时候，留下的遗嘱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保留骨灰。”他走的时候，杨绛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不断祝福他。钱钟书闭上眼睛，杨绛轻轻吻了他的额头，贴着他的脸颊，久久不愿离去。
丈夫去世的一年前，杨绛的爱女钱瑗因病去世。去世的前一天，杨绛拉着钱瑗的手对她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火化的时候，杨绛没有去。因不忍，也因要照顾还在病榻的钱钟书。在钱瑗的遗像旁，是杨绛的花篮：“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
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杨绛也很注意锻炼，天气好的话，总会出来在院子里走走。前几年，虽然不在院子里散步，也每天要在家里坚持走7000步。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到120岁，她听了笑笑说，“活那么久就太苦了。”
▲杨绛一家
翻译斐多集
若是苦，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人有灵魂吗？死亡之后，灵魂又将居于何所？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也要开始思考这个自古以来就被无数次探讨的命题。
在加繆所著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开篇即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就意味着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众问题中最为紧迫、亟待回答的问题。”自杀？加繆认为，这纯属“野蛮人的疯狂行为。”对于杨绛来说，这也绝不会成为一个选择。她决定，从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开始做起。
▲三联出版社：杨绛译注版斐多篇
斐多篇描述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逼喝毒酒的当天，和其门徒就正义、不朽、死亡和灵魂的讨论。
“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要死了，我心里准是悲伤的，可是我并不。因为瞧他的气度，听他的说话，他是毫无畏惧、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所以我想，他即使是到亡灵居住的那边去，一路上也会有天神呵护；假如那种地方也有谁会觉得好，那么他到了那里，他的境遇一定是好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并不像到了丧事场合、自然而然地满怀悲悯，我没有这种感觉。”
——《斐多篇》柏拉图
对苏格拉底的死，杨绛是肯定的“苏格拉底坚信灵魂不灭，坚信绝对的真、善、美公正等道德概念。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宁愿饮鸩就义，不肯苟且偷生。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在如此多探讨死亡和生命的书籍中，学贯中西的杨绛选择了去译这本书。我们无法得知，翻译的劳作和苏格拉底的对于死亡的豁达又赋予了她内心多少的能量。但可以确定的是，就算对死亡本身的不畏惧，也无法停止老人对丈夫和爱女的绵绵思念，和家人一起的回忆让她不会孤独，这些回忆本身的美好也让她不忍浪费。她又提笔，写了一本“万里长梦。”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彼时钱瑗还在的时候，就有朋友建议杨绛把一家人的故事写下来。但当时的杨绛忙着照顾丈夫和女儿，力不从心。躺在病床上的钱瑗自告奋勇要来写，后因病情严重无奈停笔。当时的名字已经起好，大纲也已经列出来。九十二岁的杨绛决定亲自执笔，完成女儿的遗愿。
▲钱瑗为父母秀厨艺
这是一本把梦境和现实粘连到一起的书。丈夫和女儿最后的日子，是一个“万里长梦。”“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这种处理手法，或许是杨绛为了不直面死亡的残酷，用梦境软化死亡的锋利；或许是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女儿和丈夫的相继离世之后，发出真诚的“人生如梦”的感叹：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的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杨绛
钱瑗走的时候曾说，骨灰不用留。但是钱瑗曾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舍不得她，恳求杨绛先生留下了钱瑗的部分骨灰，将其埋在校园内的一颗雪松下。在钱瑗去世百日的时候，杨绛曾到那颗雪松下，钱瑗曾经工作的教学楼旁边，遥遥看了一会。后来有人看到了她，她便默默离开了。
在2004年，法国学者刘梅竹曾经通过信件采访了杨绛先生。提及喜爱的作者，她曾说“最爱苏东坡，最具有人情味。”或许是爱苏东坡那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绝唱，杨绛套用来纪念自己的爱女：“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苏东坡原文：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她说“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
走到人生边上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走到人生边上》杨绛
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杨绛已经是九十六岁的高龄。2005年1月，杨绛从医院出院回到居所。在病床上时候，杨绛就想好了这本书的题目。她说，自己想不明白。
生老病死无可避免。但人们总说，病人的死亡是一种解脱。但是谁解脱了？定不是病人的肉身——动也不能动，还要靠别人来抬来埋。活着的人看到身边的人去世，都说“走好”。可“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之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她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哲学家和佛学家，说法不一；她去问身边的人，他们的答案都出奇地一致：人死了，剩下一副臭皮囊而已；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难道还能活个几辈子吗？
这些答案不能让杨绛满意。她去读那些名家的著作，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两年半断断续续的时间，废稿攒了一大堆，写就了这本四万字的自问自答。她问自己神和鬼的问题，人的本性、灵和肉的斗争，问命理，问人生的价值。
她拷问自己，人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幸，老人在书的最后似乎给自己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所以，若是按杨绛先生给自己的答案，我们也就有了宽慰。苏格拉底说，我要跟你们讲讲“一辈子追求哲学的人，临死自然是轻松愉快的，而且身心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到最大的幸福。”
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