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惊奇 | 她创办的可能是全世界最严肃的一本时尚杂志

两周前在伦敦，我们为Esquire读者独家推荐了9本有趣的独立杂志（点击查看），其中就包括“聪明、有深度、关心的东西超越了一般性潮流的”独立时尚杂志Vestoj，22日在巴黎，我们见到了Vestoj的出版人和主编Anja Cronberg，并在两场时装秀的间歇，和她在玛莱区的一家咖啡馆里聊了三个小时。

Anja是瑞典人，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艺术本科、皇家艺术学院设计史硕士，毕业后在Acne Paper杂志（隶属于瑞典品牌Acne）工作，工作了一段时候后她开始感到沮丧，这种沮丧来源于两种现实，其一，你的杂志可以做得很好，但本质上仍然是品牌营销的工具之一，其二，她发现时尚中人太倚赖直觉来谈论问题，而缺乏智性的讨论和对话，而在时尚杂志工作，除非你引入时尚之外的文化议题（电影、艺术、建筑、设计、文学等等），没人会严肃地对待你，而某种程度上，这两种现实是相关的。

在Acne Paper工作时，Anja曾经采访过不少有分量的学者、导演，比如乔姆斯基、齐泽克、大卫林奇、佐杜洛夫斯基，但对于Acne Paper这样的杂志来说，这些大牌名字更像一种装点，重要的是采访到了、拍摄到了这件事本身，而不是采访谈了些什么，也不会有懂行的编辑去指导她，该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如何把文章改得更好——没人在乎这个。这是她创办独立杂志Vestoj（在世界语里意为“衣服”）的初衷。

在第一期杂志里，她就提出了杂志的10条宣言，后来这10条宣言被印在每期杂志的最后一页（“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她说），其中第5条是：文字和图像同样重要，我们需要总是试着融合彼此，让彼此产生对话。第8条是，Advertising is forbidden（禁止广告）。

这是Anja在斯德哥尔摩做出的第一期杂志，2009年出版，主题是“材质与记忆”，讨论了如下问题：vintage服装的流行、旧衣服与你的身份标识、时装设计师如何从过去找到灵感、时装领域人们处理集体记忆的方法以及真实与想象中的过去等等，这也是她毕业论文的题目。查阅大量学术论文后，她意识到时尚并非市面上那般浅薄，而是和艺术、文学、建筑一样值得深究，她把这一点写入了宣言第3条：“时尚必须被严肃对待。永远不要害怕自命不凡。”她邀请学界和业界的撰稿人，希望沟通彼此，产生对话，希望业界为学界注入活力，学界给业界带来深入的思考。

一年后她做出了第二期杂志，主题是“时尚与魔术”。在她看来，两者都诉诸于造梦与欲望，两者都需要奇观、仪式、解密以及对未来的预测，两者的系统都有赖于“相信”，如果你压根不信，整个系统就没法影响你，在你身上运行。

这是第三期，主题是“时尚与羞耻”。“时尚迫使我们judge我们自己，也judge别人，迫使我们面对被排除在外的羞耻。”“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是人类有了自觉意识的开始，是罪（guilt）的开始，但也是耻（shame）的开始，是穿着的开始。”

比这期杂志更好玩的是杂志推介酒会，通常这类酒会都在某个艺术画廊进行，有DJ的现场音乐，有红酒，有嘉宾正装出席觥筹交错，Anja觉得这有点无聊，于是她想了个大胆的主意：DJ、红酒、艺术画廊都保留，但请了大概20个演员，给他们赋予不同的任务，比如让一位女演员穿上超级高的高跟鞋，几乎每走一步就要当众摔倒，让一位很高很帅的男演员穿着特别好的时装，但是身上喷着汗臭味的“香水”（一个德国人设计的）……所有的到场嘉宾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来演出“羞耻”的，结果现场果然充满了戏剧性的小声议论，和一些人忍不住的“Excuse me”。 Anja本想玩到底，干脆不揭穿这些，“留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倒是那些扮演羞耻的演员忍不住了（“你看，人们哪怕扮演羞耻都这么困难”），只好告诉其他嘉宾真相。

第四期主题是“时尚与权力”。前三期，杂志没有收入，靠大家免费工作，以及Anja从一些公司拉来的资助维持。从第四期开始，Anja成为伦敦时装学院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杂志由学院拨款资助，除了一些基本的教学任务，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办杂志。“简直是完美工作啊！”我忍不住感叹了一下。“I know！”她笑着说。

背靠时装学院，对选题思路和作者资源都有很大帮助，现在Vestoj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团队，Anja自己住在巴黎，专家们大都在伦敦，杂志设计在墨尔本，助理编辑在荷兰，不过只有她一个人是全职工作。说起伦敦时装学院资助Vestoj的原因，“我们把学界的研究转化出来，分享出来，让感兴趣的普通人也能读懂。同时我们也让年轻人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时尚，或许未来他们就因此成为这个领域的从业者。”

第五期讨论的是在一个什么都越来越快的世界，“时尚与慢”，从google的默认提示看这也是被搜索颇多的一期。

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在一些基金会的赞助下，Anja也开始办一些活动，其中一个是“Vestoj故事沙龙”。她邀请学界和业界的人聚到一起，分享彼此与时装有关的故事，每个人讲10分钟。

“就像Ted一样？”

“不！我讨厌Ted，Ted is so sleek（Ted太精心装扮了）！”

Vestoj故事沙龙每次只有十几二十人参加，不需要提前打磨讲稿，更像是一个小型交流会，“有一种亲密的气氛”。Anja还记得在纽约MoMA的那次，一个专栏作家讲述了一件皮夹克，当年如何在危险的曼哈顿下城保护了自己，不被黑帮和小混混骚扰。

与此同时她也在反思（感谢那10条宣言），是不是我们的文章质地太密，以至于提高了阅读门槛？（我手里拿到的几期杂志，都在200页以上，文字占了绝大多数，和一般的时尚杂志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倒更像一本严肃的mook）又或者，是不是我们的文章太频繁地借用福柯或者罗兰巴特的理论，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炫耀——这是她要极力避免的。

这是最新的第6期，主题是“时尚与失败”，又是一个主流时尚界不愿意触及的话题。Anja告诉我，她刚毕业时也向往那种光鲜的生活，想要当一个somebody，但现在她更在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她当然知道在时尚圈，你必须按照规则行事才能获得权力，“但影响力不完全来自于权力。”

不能免俗地，我又问了她一些关于自我实现、关于是否认为在更大的舞台上可以影响更多人的问题，她承认这也是她经常会想、但没有答案的问题。没错，对个人选择来说，哪里有什么正确答案呢？只是在欧洲，我确实看到了比中国（仍然被创业和成功沸腾着，哪怕寒冬已至）多得多的可能性和生活方式。Vestoj宣言的第6条是这么写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质疑，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必须挑战现状。我们必须总是问一个为什么。

撰文/杨潇、钱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