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会了徐皓峰 | 孤独等于创造

欢迎来到“人生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专题，它是Esquire的经典，源于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特色栏目《生活有以教我》（What I've learned）。我们会陆续推送100位男性的沉思与自省。

《道士下山》作者、《师父》导演徐皓峰对Esquire说，在这个许多人都慌慌张张的时代，“有机会我就当艺术家，我没机会我就是记者，反正我是在积累资料，我告诉自己我干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不会慌。”

作家和导演的职业特征是，只有孤独才能思考，所以孤独于我而言等于创造。

时髦的我也不会，既然是中老年人，就不要讨好年轻人，年轻人不会好好待你的。我一直在做过时的事情。既然过时了，那就追求成为经典。

我可以掌握创作上的商业规律，拍不同形态的电影也可以满足不同的自己。我的头两部电影，我明确地跟投资方说，别给我投更多的钱。咱们就是做影展电影，要看的是观念冲突，这才是一个电影节电影，标配要做得很清晰。《师父》是大众电影，大众电影你就一定得讲道德和信念的故事。

一个男人最不能犯的错误是辜负女性。辜负一次，倒霉三年。这是一个平均值。

女人是金钱和名利的象征，所以年轻人就是要抓住关键，有了好女人，钱和名利就都有了。

一个男人的胸怀是可以为了赌口气而死，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

我最讨厌的是（我们）这代人身上的痞气，最不能理解的也是痞气。从60年代一直到现在，北方文化严重痞化，就是说以不讲理、以霸道作为人格魅力。这痞气处理不了，等我们这代人死了就好了。

我对理直气壮地欺负人这个事情最愤怒。我早年也四处走走看，有的公然在大街上仗势欺人，看到这个事情你就会不愿意上大街。但是有时候你散个步都会碰到，你怎么办，你又无能为力，你就最多跟那些有正义感的路人一样，谴责一下。现在公众舆论和围观的人是没有心灵震撼力的。我小的时候那种老北京，遇到有人欺负人，大家一围观，坏人就不敢动了。

我的成长经历是目睹了胡同居民的生活状态失去了上限。以前的老北京胡同是干干净净的，人说话都客客气气，绝没有大吵大闹的事。你在胡同里走都是寂静如夜。我一生下来接触的就是这个，感觉非常美好。对作家来说，有一个天生属于他的、从小生活和处事为人的第一个氛围，这就是他一生的美学定位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赶上了这个文化的一个尾巴。

这个社会道德最紊乱的三十年，我躲着走了。头十几年，我都上的是艺术院校，专心画画。后来街道办事处以前旧社会的德高望重的老妇人们突然变成很蛮横的、没文化的、戴红袖箍的大妈，这个东西我都躲开了。后来电影界纷乱的、标准不统一的、最折磨人心的十年，我正好也没机会拍电影。

我在背运的时候，把自己看作一个记者，就没有那么多需要解决的个人荣辱。在电影学院上的第一堂课是谢飞教的“采访的技巧”，把我们带到一个菜市场，观察生活。有机会我就当艺术家，我没机会我就是记者，反正我是在积累资料，我告诉自己我干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不会慌。我文学上的成名作《逝去的武林》和《道士下山》，都是我采访的。

我人生的转折发生在2004年，我二姥爷过世。那好像就是一个提醒，我的记者生涯已结束。

弘一法师的辞世绝笔，叫“悲欣交集”。人生就是既有悲情，又有欣慰。

你当一个艺术家，首先就不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自私自怜的人。我小时候在艺术院接受的教育是，艺术家的标准是梵高、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伟大的文学家是托尔斯泰。就是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不管遇到什么事，我没有自怜的心态。

我如果没机会拍电影，那就当老师，写书就行了。说明你和这个行当的缘分浅，你就别拧着了，已经有时间证明了。

老的中国人就信这个：我这辈子没机会了，做点功德，还有下辈子。人为什么能穷凶极恶，他觉得自己只有这一生，就没有道德标准。

如果要面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再忍忍，好报有的时候会过早到来”。

摄影/高远  视觉编辑/田克  撰文/康堤

编辑/钱杨  统筹/谢如颖  化妆/张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