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会了路内 | 作家要知道时代的荒诞如何产生

欢迎来到“人生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专题，它是Esquire的经典，源于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特色栏目《生活有以教我》（What I've learned）。我们会陆续推送100位男性的沉思与自省。

作家路内向Esquire讲述了他对时代的不解，“我不能认同当下这个时代，技术和资本高度发达，但是在我青年时代面临的很多问题，二十年过去了，只是转换了提问的方式：比如我们当年买不起好衣服，现在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我们当年要向权力低头，现在的年轻人则是要向权力和资本低头。所谓新时代，一切并没有透明，仍然是迷雾重重，也没有办法让它清晰”。

我8岁以前生活在一个自己都辨不清东南西北的小巷子密林中间，每天到马路上去做的一件事就是看汽车。那时双职工家庭都把小孩扔在家里，关在苏州的高门大宅，在一个20平方的天井里，玩邻居家的猫，玩蚂蚁，拔仙人掌身上的刺，你必须每天都找到能玩的东西，不然就非常无聊，这培养了我对细节的观察能力。

9岁的时候我爸分到了一套房子，搬到了城乡结合部。家的前面是城市，后面就是农田，跨过那条路，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开心的农村小孩，整天去农田水沟里疯跑；前面就是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我就这么看着城市一点点把农村消灭掉了。

做工人的时候，全厂的人都认识我，连厂里的狗都认识我。但看看那帮在厂里待了几十年的人，又知道那没有希望，总觉得自己和他们都不一样。

做工人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是唱卡拉OK。在一个大厅里，20桌人，只有一个话筒。你必须听完前面19桌人的演唱才能轮到你，那19桌人唱得跟杀猪一样，你知道轮到你的时候有多开心吗？再有的开心事，就是开上摩托车带着姑娘出去兜风。

我是个平常脾气特别好，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断篇儿的人。从工厂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我有天打了车间主任。他们平时看我挺文静，整天去图书馆看书，觉得我可能挺好欺负，后来打了车间主任，大家认识到原来我也是个流氓。

我对自己身处在哪个城市是无感的。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买着火车票到处乱跑，西南地区一站一站地玩，没想过要在哪个城市生活。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以前在工厂里只写诗歌。那时在火车上拿一支笔一张纸就开始写。

有天分的写作者，在他不写的时候，也会往这个方向去挺进，他会用这种行为来要求自己，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是个写作者。相反有些人成名很早，他让自己在形式上是个写作者，而他的本我早就不是了。

辞职写作之后，我丧失了要求孤独的权利，也对世界丧失了要求的权利。写作是你会在远处看着自己，清楚自己处在某个状态中间，有一个我存在，有一个超我存在，你不再推销东西给任何人，你会变得很自由，也会分裂成两个自我。

写到《花街往事》的时候，终于觉得可以在写小说这件事上干一辈子。意识到自己在写作状态、写作职业性和前景上，大概还能写20年。

我写作不会安排每天的工作量，一天写一千字已算超载。一般每天写两三百字，写到状态好了，一天几千字。然后再恢复到每天两三百字的状态。写到后面还会倒回来修改，自己会推翻自己。

作家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节奏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也不知道有时狂写出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一切都在写出来之后，才会有总体的判断，但随着时间过去，你的记忆是破碎的，小说已凝固在那里。

我忽略任何个人意见，但我并不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人，我非常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自己的上行、下行都有些什么。

《少年巴比伦》拍成了电影，主演董子健特别实诚，不像个90后。我做过几次编剧，有人觉得电影会让小说的某种东西丧失掉，我倒是在写电影时，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小说应该展现什么。电影最深层的东西是通过视觉来表达，故事浮在表面，所以你会找到小说中更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和回忆者。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是站在后面看一看比较好，看而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够看得清这个时代谁是贪婪的，谁是骗子，而且还有一点，我喜欢和有失败感的人交往。

作家是要接触世界，要知道这个时代里荒诞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也许我心里会存在一个乌托邦想法，觉得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更好，而眼下这个时代的进步只是技术和资金的进步，我能看到的是技术的廉价化，但是我发现并没有提供出新的东西，资本和技术的高速发展本来应该带动社会的进步，但现在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保存记忆仍然是一个作家需要去做的事儿。作为一个回忆者你会看到无数个谎言和无数个谎言被揭穿的过程。作家可以出入于虚构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但作家不能无视现实多糟糕，有多好的话倒是可以无视。你得长久地去凝视，你要是扭过头去，这就是言情小说。

成为畅销书作家是要有命的，成为一流作家也是要有命的，慢慢写呗，只能这样。

摄影/朱骞  视觉编辑/田克  撰文/董远方

编辑/杜强  统筹/谢如颖  化妆/朱梓溪 灯光助理/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