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 | 刘烨妻子安娜首演舞台剧，带出上海一段二战史
文 | 阿 布
她是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一、霓娜的妈妈。
她也是职业摄影师，曾为《时代周刊》《法国解放报》《世界报》拍摄照片，还曾出版摄影书《中国肖像》（Chinese Portraits）。
她还是当代艺术的传播人，策划过不少戏剧艺术作品。
而当记者在上海保利剧院再次见到安娜伊思·马田（Anais Martane）时，她的身份又多了一个——演员，舞台剧《犹太城》的女主角。
“原先选择做摄影师，是因为摄影师可以不用讲话，躲在镜头的后面，做一个无声的观察者。”可是安娜又发现，作为一个法国人，她有着法国人民共同的爱好——喜欢说话，喜欢斗嘴，“你说黑，我说白，你说白，我说黑，法国人最喜欢这样斗嘴。”
当演员，其实也是她从小就有的梦想。跟刘烨结婚以后，身边的朋友圈里大把都是演员，她的这个幼年梦想反而被压制下来，躲在幕后，做了不少舞台剧的策划人。
2017年，富有国际盛名的舞台剧《犹太城》导演Joshua Sobol来到北京，筹备中国版，在发布会上，他请来策划人之一的安娜，演唱中文版主题歌，没想到一听之后大为震动——从1984年《犹太城》在以色列首演到现在，他带着这部剧走过25个国家、上百场演出，听过全世界多位知名女演员不同版本的演唱，却在安娜的歌声里感受到最大的震撼。
▲右一：《犹太城》导演Joshua Sobol
“你愿意来演女主角Hayyah吗？”
“你不是说真的吧？”
导演是认真的，要不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呢？安娜去问刘烨，刘烨的第一反应是劝她别干：“因为他知道当演员有多辛苦，还怕我受不了别人的批评。”
但是对安娜来说，这也是一次不可能拒绝的邀约，因为《犹太城》讲的故事，和她密切相关，因为安娜，就是一个犹太裔法国人。
刘烨从反对变成了支持，还拿出他在《演员的诞生》里的导师经验，教安娜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我的眼神容易飘忽，他就教我，演对手戏的时候一定要定睛看住对方，不能飘。”
大幕拉开，一个散落着书本和旧衣服的“犹太城”呈现在观众面前。不远处，一座桥梁横空架起，那是犹太城通往外界的唯一出路。
二战期间，纳粹德军将大批犹太人强行限制在立陶宛和波兰的一些指定隔离区内生活，这些犹太人聚居区，就被称为“犹太城”（Ghetto），也被称为“隔都”。
而《犹太城》的故事，就发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城里。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难民，如何度过可能不长的余生？《犹太城》给出的回答是：城里的犹太人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一段苦难时光：成立图书馆，阅读，写作；成立剧团，演剧，歌唱。
这不是戏剧化的塑造，而是事实如此。导演Joshua Sobol是犹太人，母亲在1922年为躲避全欧洲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而迁居以色列；父亲是 1934年逃离纳粹的波兰移民，剧中的13首歌曲，全部由二战时期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创作。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当年犹太城里幸存下来的诗人，他跟我说，一辈子从来没有像在犹太城里那么高产过，我说，这怎么可能？但事实就是如此。”Sobol说，“当时纳粹的种族清洗政策不光是毁灭犹太人，还要毁灭犹太文化，整个欧洲，不管是立陶宛还是波兰，都投入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文化是犹太人的武器和力量，只有文化才能保护他们作为人性的一面。创造力成为了唯一的武器，只要我们不放弃文化，就不会被摧毁——在危险的时候，文化给了犹太人生存的意义。”
《犹太城》里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
“他们想摧毁我们的精神，我们就要不停地编笑话。他们不让我们把玫瑰带进犹太城，我们就收集秋天的落叶。”
《犹太城》不是只有死亡和苦难的悲惨世界，而是一个关于生命力的故事。
已经被屠杀的数万犹太人，身上的衣服被扒下来，送到犹太城去清洗缝补，而犹太城里的剧团，就用这些清洗了血迹、缝补好枪眼的衣服，当作演出的戏服。
数百件衣服从天而降的一刻，观众看明白，艺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在上海场演出那天的上午，导演去了上海虹口区的犹太难民纪念馆，想要感谢上海在二战期间救了2万多名犹太人性命。
在犹太难民纪念馆，他也看到了和《犹太城》如出一辙的纪念——这是少见的一个以幸存者而非受害者名义进行的纪念馆——馆内的名单墙上镌刻了13732个曾经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名字，是世界上唯一一面以“拯救”而非“死亡”为主题的名单墙。
▲照片提供：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从1933到1941年，上海也先后接纳了至少1.8万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1943年2月，日本占领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强行把1937年及其后来沪的犹太难民，迁入虹口提篮桥地区一个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地方。
华德路（今长阳路）138号是当年最大的犹太难民营，类似这样的难民营一共有7个。
西至高阳路，东至杨树浦路，北至东长治路，南到公共租界界碑，就是这么一块弹丸之地，让人印象深刻的却不是战争赋予的苦难，而是数万犹太难民和十万中国居民如何患难与共——逃避大屠杀的犹太难民和抗日的中国居民，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却也在努力留住生活的日常风味。
▲照片提供：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拉黄包车的邻居会在收工回家后带上犹太人和自家的孩子坐着黄包车去街上兜风，邻居女孩会给吃不惯上海菜的犹太人端去一碗饭，在饭底放一些肉一起蒸熟。还会邀请难民一起来家里吃年夜饭，共度春节。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在抗战期间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干杂差，送煤球，修电器，烤面包，卖报纸，什么都干。还有的自己开了杂货店、面包店、药店、水管铺、锁匠铺、女帽商铺、裁缝店。1939年以后，随着战火渐渐远离上海，犹太人开始经商办实业，还在提篮桥附近开设了许多具有中欧风情的咖啡馆、酒吧和餐厅，成为远近闻名的“小维也纳”。
▲照片提供：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从破落的“避难所”到欧风的“维也纳”，正是乱世难民生命力的见证。
如今，犹太难民纪念馆对面的“白马咖啡馆”依照1939年原样重建，这家由维也纳来沪避难的Rudolf Mosberg夫妇开的咖啡馆，当年深受难民欢迎。
▲重建后的白马咖啡馆
不仅是做生意，犹太难民还在上海自办了运动会，甚至还有选美大赛—— Inge BrombergerWendriner，就是犹太社区第一届选美大赛的冠军。根据当时的一篇报道，选美大赛当天，犹太难民们欢快地聚在一起，暂时忘却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与辛酸。而冠军Inge的奖品，是一瓶香槟、一个衣橱和三个求婚。
至1945年二战结束，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得以幸存，陆续回到故土。
▲纪念馆中的摩西会堂旧址，朝向犹太教圣城耶路撒冷的方向
“我们还活着，我们小孩子可以自己玩耍，也可以和中国的孩子一起玩。最为神奇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虹口人民他们承受着比我们更多的苦难，但他们却对我们的遭遇万分同情，这是我一生中最让我觉得神奇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过着比我更艰辛的生活却仍能对我的遭遇感到难过并与我友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童年的心灵始终都留驻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友善地对待需要帮助的人是人类的一种胜利。”
这段话，是一位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所写，被安娜当作了她的微信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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