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物 | 历史上的动物膀胱口罩有什么作用？

文 | 安景璐

疫情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人，口罩“闯入”了我们的生活。雕塑艺术家俞科说：“……每天一个佩戴过的口罩用酒精消毒暴晒后收集起来，陆续以自己和身边人的脸做载体.......（口罩）仿佛是人类五官之外的第六官”。       

疫情暴发初期，人们面对五花八门的防尘口罩、棉布口罩、医用口罩、N95口罩等等口罩类型，还不知道如何科学地选择和佩戴，甚至有医护人员坦言“因为这次疫情，我才知道有这么多口罩的类型以及它们分别的用途”。

口罩是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屏障”之一，毋庸置疑，是一种伟大的发明。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口罩是人类在什么情况下，集中智慧而发明出来的呢？历史上有哪些奇特的、让人不可思议的口罩呢？口罩除了防护的作用，还包含了哪些文化意涵？

古罗马人的膀胱口罩

罗马帝国时期，科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提出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类口罩物”，即动物膀胱口罩。老普林尼目睹矿工们工作的环境，想到有害的粉尘、硫化物等毒素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提出了用动物的膀胱来捂住口鼻。

老普林尼

这种“类口罩物”，听上去很滑稽，但老普林尼认为，动物的膀胱用于存储尿液，密闭性好，而且形状罩住人的口鼻也恰好合适。只要将一个膀胱分割成两半，就可以制作成两只简易的“口罩”。但因为膀胱过于“密不透风”，因此老普林尼主张“用松散的动物膀胱”，保障人呼吸舒适。

可惜的是，没有史料可以供我们考究这种类口罩物是不是有被制作和运用，但在古代社会，这种理论的设想，已着实具有进步意义。倘若在当时那个年代，动物膀胱口罩真的得到应用，那么，老普林尼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明真正的防护“口罩”的人。

命运弄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生命却结束于吸入过量的含硫气体。55岁的老普林尼，在一次观察火山活动的调查中，不断逼近火山，不幸中毒身亡。我们不禁有个猜测，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是否后悔没有戴上自己构想的“膀胱口罩”呢？

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与“鸟嘴面罩”

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曾在14世纪40、50年代的欧洲蔓延。1347至1353年，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人类历史就是和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在那个黑暗的时期，人们也发挥出了独有的智慧。可以说，黑死病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隔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真正具有防疫功能的口罩——“鸟嘴面罩”。

鸟嘴面罩的构造十分奇特：面具是在银制的面具外裹上皮革，眼睛部分挖空，用玻璃或水晶保护。前端是长长的鸟嘴状，用帆布或皮头套制作而成，内部塞入大量的棉花、药草和香料，以阻挡尸体散发的“瘴气”，只留下方一个小孔帮助呼吸。这一设计，既阻挡了臭味，又隔离了病人的飞沫，因而具有一定的防疫功能。但在当时，鸟嘴面罩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佩戴，而只是提供给医生使用，对于穷人来说，这是遥不可及的，也因此有了“鸟嘴医生”的说法。

鸟嘴医生

为了阻止病人过于靠近自己，鸟嘴医生除了面罩，还会佩戴又长又宽的皮质礼帽、皮质披肩、皮质裤子、皮质手套和皮鞋，同时还穿着飘逸的打着蜡的长袍，他们绝不会用自己的手或身体其他部位触碰病人，因此手里常常握着一根木制的“手杖”。但实际上，鸟嘴医生并没有接受过真正的现代科学医学训练，也缺乏对黑死病的临床诊治能力，就真实效果而言，对黑死病的防控作用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又因为穿戴得严严实实，过于神秘，后来还拥有了衍生的涵义——恐怖和死亡的象征。

但不可否认，从形式上而言，鸟嘴面罩对后世创制出针对防疫的医学口罩具有启迪作用。

西班牙大流感与医用口罩的普及

19世纪末期，欧洲著名的病理学专家、德国医生米库里兹·莱德奇通过实验，研发出了轻软的医用防飞沫口罩，建议医生在手术时佩戴。彼时，医用口罩还是为医生专用的。直到20世纪初的大流感，口罩才首次从医学领域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西班牙大流感，暴发于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座美国兵营，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超过30%的人感染，5000万至1亿人死亡。

那个年代还没有抗生素，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其中，佩戴口罩是所有措施中最坚决、最易行、最有效的应对措施，美国旧金山在那年成为首个强制要求市民戴口罩的大城市。

1918年12月，美国西雅图，美军第39团的士兵们正在前往法国的路上。

公共场合，不佩戴口罩者被拒绝乘坐公共交通

1918年大流感期间，纽约的职员工作时戴着口罩。图源 | 纽约市档案馆

戴口罩：为自己，也是为他人

现代意义上的口罩，是在人类一次次面对传染病时发挥的智慧的产物，也是现代医学进步的体现。口罩是西方人发明的，对医用口罩和普通口罩等种类的精细划分也是由西方人完成的。但是，那些经历过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严重时疫的大地，却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出某种“无力”。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福进和副教授周凯表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有些国家将政治问题放大化，政治斗争的势头已经超越了疫情防控，“戴不戴口罩”这一科学的问题被政治化了，口罩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

小小的口罩，为何能成为政治工具？高福进和周凯的新书《口罩文化史：病毒、符号与身份建构》给了我们答案。这本书是疫情期间的即兴之作，旨在向大众科普陪伴了我们将近一年时间的口罩。两位学者认为，口罩作为一种医疗卫生防护工具，是一种物质文化，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与创意；同样地，口罩也是一种公共卫生理念和民族区域文化的符号载体，折射和反映着不同文化的特点，以及文明的交流借鉴。 

2020年12月26日，在“小口罩大世界：历史、文化与政治”的漫谈会，高福进（左）与周凯（右）在分享书中观点

如今，上海成为全球首个将戴口罩写进地方立法的城市。2020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期间，进入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要求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不少网友都表示，戴口罩不仅是为自己，同样也是为他人。

新冠肺炎被称为是“全球化疫情”，它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同样，战胜疫情，也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希望疫情之后，全球各国可以撇开政治偏见，共同探讨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在应对疫情时所展现的美德，让优秀的文明可以交流互鉴，这或许是疫情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的，而小小的口罩将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周凯说。 

参考资料：新民网

《口罩文化史：病毒、符号与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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