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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形态的城市

2015-03-04 黄广明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表于本刊2010年11月15日 总第233期

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号:peopleweekly


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形态的城市,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容忍批评的空间


由外地移居广州已有十年,期间间或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短住,现在我已认定,广州是我最喜爱的中国城市,不管今后身居何地,广州,都可以在灵魂上托付终身。

对广州的热爱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八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武广高铁另一端的一个城市——也是我家乡的省会城市亲眼看到,在一个民意机构召开大会的日子,一群拆迁户为了反映自己的民意,在会场大门口向一群号称是民意代表的人偷偷摸摸散发材料,他们神情惶恐而卑微,生怕被人发现,你丝毫感受不到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而最终他们被发现,散发材料者被一群穿制服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带走;

去年深秋的一个日子,在广州,我见证了另一个现场:数量不菲的一群居民,因为市政府计划建设的一座垃圾焚烧厂可能散发的有毒气体,来到了市政府门前“散步”,期间,有人“传阅纸张”,有人有组织地“大声喧哗”,有人毫不客气地对涉事官员点名道姓,而此时,闻讯而来的近百警察虽然阵仗威严,全副武装,却无任何过激过火举动,静观他们所服务的市民表达愤怒,直至他们退去。

他们全身而退,在清理完现场垃圾之后。

有了这样的对比,你说,我会喜欢哪座城市?

在广州,一位市长公开发动了一场对一幢违章建筑的拆迁,被拆迁户,不是升斗小民,而是居住在寸土寸金的富人区二沙岛上的一位权贵,被拆掉的房屋,不是四面薄墙的普通民居,而是价值过亿的豪宅别墅;

在广州,人大代表的敢言已然形成了一个“广州现象”,当政府官员面对人大代表时,诚惶诚恐,广州市的人大代表曾在7天里分别向政府部门提出了8场质询,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

在广州,讲粤语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对“有关部门”的过失直言批评;

在广州,有市民说,别的地方拆迁户哭,广州的拆迁户笑,此说不免过誉,但广州因为拆迁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确实是国内最少的城市之一;

事实上,相对而言,广州是中国大城市中,老城区保留较为完整的一个,作家龙应台曾对此赞许不已;

……

不可否认,在一个大的体制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决定的。你很难去表扬一个地方政府,但相对而言,广州的政府,可能是国内最温和,最懂得克制权力,比较接近有限政府真义的一个政府。

正如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所言,一种规范的文明社会定义侧重于评价国家对其公民的行为,以及各国是否形成了一种能保护个人和群体不受国家滥用权力之苦的有效的文明社会。

广州政府的强,正在于它的“弱”。这样的政府,会有更多的服务意识,更少的与民争利;更多的接受监督自觉,更少的滥权冲动。

正因为有一个相对“弱”的政府,广州成了中国内地公民社会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是内地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一个副省级的城市,这里的地方媒体可以批评一个厅级官员。2009年11月22日,在广州市政府举行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展新闻通报会上,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表示,广州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除广州中心城区外,不仅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厂,从化、增城、花都等地区也要建。

结果,这位副秘书长(原市容环卫局局长)立即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媒体穷追猛打,“其本人与亲属与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系”,搞得吕副秘书长颇为难堪;

事后,广州市政府迅速回应,在叫停项目后不久,原则通过了《关于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征询工作的规定》,并开展垃圾处理问政于民活动;

在广州,一项洲际运动会开幕在即,当地一份“小报”可以在头版头条披露地铁工程存在的重大隐患和验收作假,而关于亚运工程扰民与建设铺张浪费的质疑,在报纸上就没停歇过;

在广州,市长副市长们,还有各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时常在报纸上露脸,回应市民对市政民生问题的指责和批评,在举全市之力筹办亚运时,市长还能为亚运工程扰民、部分项目的铺张浪费向市民道歉……

媒体的大胆敢言与相对独立是广州政治气氛宽松的一个缩影,这个城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公民维权运动,从环保到社区自治,再到粤语保护,报纸犀利的言论,层出不穷的公众论坛、学术研讨,学者们自由开放的观点,酒吧里的各种生活方式与各种观点的聚会,香港电视台的落地,都得到了政府相对的宽容。以至于,一些外省人在家乡遭遇了不公不义后,都来广州街头表达,如果他们要去北方一座城市表达的话,将困难重重。

有了这种宽容,广州并没有乱,政治也不是这个城市的显学和经常性的话题。前些年有人说广州是中国最乱的城市,那主要指的是治安(我倾向于认为,治安差是这个城市自由包容的代价,连小偷罪犯都一并包容了),但广州社会与人心并不乱,相反,广州给人的感觉是和谐。家乡四川、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广州规划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郑静说,广州的魅力在于并非处处井井有条。“广州是个大熔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这里生活、创业,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有秩序,而实际上,内在自成规律,十分和谐。”

广州可能是中国最和谐的城市。

温和与宽容的气味弥漫在云山珠水之间,它散发在机关大院里,更游荡在街头市井之间,官方与民间,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也许最恰当的表述是,民间把温和与宽容的气味传递给了官方,而官方的温和包容又保障了民间的气味。

正如一位广州市民所说,如果你有幸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广州,那么自由、平等的气质将渗透你的骨髓,并跟随终生。

温和,包容,自由,平等,平民,是广州的城市精神。在这里,任何方言都不会遭到恶意嘲笑;身家千万者与打工仔都经常乘坐公交出行;这座城市民间的财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领先全国(与某些地区的国富民穷相对照),但民众的低调也是难出其右;这座城市有着最不排外的本地居民,他们尊重外地人的成功,承受了外地人的犯罪,他们甚至为外地人改变了语言;在这座城市,只要你不影响他人,你与众不同甚至出格的生活方式不会引人侧目;这座城市的市中心,低矮零乱的城中村与高楼大厦连袂而存,体力劳动者与白领们在各自的地盘各得其乐;在上海的外国人,你见得较多的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白人,在广州的外国人,你见得较多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黑人;这座城市的马路虽不适合游行与阅兵,却适合市民逛街、小业主开店;这座城市充满着现代与活力,却也留存着强烈的传统气息;这座千年通商的口岸,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可以感受到高度的市场精神和契约意识,但你亦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温和礼让的古风——广州公交的让座率是我到过的城市中最高的……

有论者说,作为两千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曾经的三朝十帝的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在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广州人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与作为近代中国曾经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香港始终是广州的一个坐标,两地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制度却大不一样。香港官员与民众的地位、形象与作为,通过电视新闻和其他渠道,特别是两地活跃的人员往来,传递到广州官员与市民眼中。香港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接受议员质询与媒体追问的官员,遵守法纪与维权意识同样强烈的市民,让广州的官员、民众有了比较评判的对象,对广州而言,香港无时无刻不是一种触动、压力与鞭策。

近一二十年,广州不是中国最吸引眼球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却是真正的静水流深,政府的相对节制,以及市民社会的茁壮成长,我相信,这更接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状态,虽然,广州不是把和谐这个词叫得最响的城市。“文明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众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互动的公开对话领域”,广州亦没有刻意按照学者们的指教按图索骥,它就这样接近了。

广州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着容忍批评的空间,在中国城市中,这尤其难得。

常有人强调广州物质上的便利,高度发达的市场,一线城市中最低的房价,温暖的气候,满目的绿色,良好的服务意识,天南海北的美食,日益美好的基础设施,但我要说,相对广州的肉身,我更爱它的灵魂。

广州,正是这样一个地理上暧昧的刻度,天高地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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