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殇 | 一个家庭、两代女人的生育故事

王琼（左）与妹妹周金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却共同背负一段沉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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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邓郁

摄影 梁莹菲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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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江西峡江水边镇的105国道旁，有条浅浅的溪流，道上有座不到一米宽的石头短桥。16年前，刚上小学的王琼，每次放学经过短桥，都会在桥边站一会儿，凝望桥下溪水边一个“白白的东西”。看过几次后，她知道了，那不是玩具娃娃——是被丢弃的死婴。

“那孩子手脚都成形了，大概六七个月吧。头很大，很白。我从桥上看不到他/她眼睛。身上光着，啥也没有。”

弃婴不止一个。因为泡在水里，有的身上都长毛了。孩子身旁有尿片，有时还有老鼠等小动物的尸骸。她有点害怕，但也不强烈。

“好像婴儿一直在那里，不管冬夏。瞧到后来，都不想瞧了。”

“怎么没人把尸体收走呢？”我问王琼。

“那是一条废弃的小溪，基本相当于垃圾场了，没有清洁工经过那儿。桥边就是医院，王琼推测，儿时看见的桥下弃婴，大概便是从那里来的引产儿。

她认识一个叫周金的女孩儿，差点也落得和那些死婴同样的命运。

20年前，28岁的峡江女子严晓庆和丈夫王建华想要男丁的心愿和其他当地人一样强烈。生了两个女孩后，第三胎仍是女孩迫于无奈，只好将孩子引产，不料这个8个月大的女婴却顽强活了下来。严晓庆夫妇四处托人抚养她不成，只得将孩子放在乡政府的门口。最终，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送给了王建华在农村的二妹，长大至今。

王琼是严晓庆的二女儿，那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就是周金，她的亲妹妹。

桥下的婴儿成了王琼对那个年代的惟一记忆，那幅画面和妹妹的经历则促成了她对生育与生命的思考。2014年夏天，在井冈山大学学习广播电视新闻学的王琼，决定把镜头对准家人和家乡，拍摄一部纪录片。

母亲在王琼的摄像机前讲述往事时，首度落泪

录音机盒子

严晓庆一共怀过8胎，老大王莉、老二王琼都是女孩儿，弟弟王思钒是老八。中间的5胎，3个做过引产，两个做过人工流产。

从2014年5月开始，通过和父母亲、伯母等人的多次对话、实地走访，王琼“拼凑”出了小她两岁的周金降生的过程。

怀这一胎时，严晓庆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检查，大着肚子到浙江打工。怀到8个多月，她觉得身体的反应和前两胎差不太多，“应该还是个女孩儿吧”。那时还没有B超这回事。严晓庆思忖，还是回去做引产算了。

老家他们不敢待，悄悄去的新干人民医院。打了两针引产针，害怕万一是个男孩，引了可惜，又犹豫了。听说服用甘草可以减小引产药效，严晓庆又让丈夫买了一斤甘草熬水喝掉，希望挽留孩子。

“也不知道是打针没打中么，到那天早上5点多钟、还没天亮的时候，就生下来了。正月二十六，冷得不得了啊。”严晓庆描述。

刚生产完，根本爬不起，严晓庆叫丈夫拿草纸包着——血淋淋的，就那样把孩子包到床上。

“如果不要，通常就扔厕所或者外头臭水沟了。”王琼的伯母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夫妇俩根本不敢回家。先是把女婴托给附近何君村里一个叫“胡子”的人带，养了几天，还了回来。王建华无奈，还是决定把她扔了。

根据王琼的二姑姑和姑父回忆，当时王建华用一件旧棉袄给周金裹上，装在一个录音机盒里，放了一小袋葡萄糖、一袋奶粉、一些水和30元在里面，把她扔在了一个叫“胡口坊”的地方。过了大概两个晚上，没人捡。王建华和妹夫又在半夜把她带去了一个叫“猫儿脑”的地方，放在一个中学门口。过了两个晚上，还是没人捡。他们只得把她带去了（原）水边乡政府门口。再过了一个晚上，听人说，孩子还在那儿。王建华写了孩子生辰的红纸还在里头，钱没了，奶粉也没了。

再强的生命力也禁不住天寒地冻。奶奶终于发话，要求在严溪村里当屠夫的王琼二姑父必须把周金带回家。

那个下着小雨的下午，王琼姑父骑自行车带着他3岁大的养子出去买猪饲料，路过周金身边，孩子哭声很大，一个陌生的老奶奶在给她喂葡萄糖水。

姑父问儿子：“我们带不带这个妹妹回家？”儿子说：“带，带。”于是他们把那个录音机盒子带回了家。

王建华说，妹夫是一路唱回去的——“我捡了个千金回来了！”

这大抵便是她名字的由来。因为几天没人护理，周金身上都被尿沤烂了，护理了二十来天才见好。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疼惜，养父母对这孩子“百依百顺”。姑父有时觉得，不知是不是因为堕胎针，金金比别家孩子蠢，念书也不好。但他们对她从不打骂。

周金养母还留着当年在乡政府门口捡回周金时，她身上裹着的棉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92岁的接生婆江发英当年使用的接生工具

周金：“黑暗岁月”

从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市坐一个小时的中巴，便到了峡江水边镇。

新城路很宽，人不算多。只要不下雨，严晓庆几乎每天下午都和隔壁童装店、厨具店、鞋店还有银店的老板娘一起打牌，准时准点。就这么几十米距离，多的时候能看到一溜五六桌牌。

在家纺店和银楼中间的，便是王建华开的华影照相馆。一张全家福里，王建华穿着银色西装，严晓庆身着时尚的低领白色短袖礼服，王思钒坐在父母中央，3个人都略为拘谨。后面站着的三姊妹像小虎队那个年代的偶像一样，吹了发型，比划着手势，笑得灿烂。

“以前全家福上没有周金，从五六年前才开始有她。”王琼说。

念完小学，周金被养父母送到照相馆，和王琼、王莉一起生活。先是读完初中，接着在照相馆工作3年，学给客人化妆，也算是习得一门手艺——尽管大家觉得，她掌握得并不好。

“扔出去”的孩子，回来寄住在亲生母亲家，似乎是个拉近亲情的绝好契机，却成为周金记忆里“最黑暗”的6年。

周金向我透露，严晓庆平素总是板着脸，“面相凶”，这多少给她压迫感。

“她不敢随便吃零食，不敢看电视，几乎不和我爸妈说话。”王琼成了周金的日记本，倾吐完心事，再“上好锁”。

一次期中考试，周金考得很差，学校要求开家长会。王琼姑父说没时间，叫她找“舅妈”。她不敢。她向王建华透露了开家长会的事，可严晓庆并不知道。

家长会的那天晚上，从周金的同学那里，严晓庆才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吃饭，她对着妹妹大骂，我养一条狗都会向我摇尾巴，养你有什么用？这话刺进妹妹的心窝窝里了。”王琼在拍摄笔记里回忆。

那晚，周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上课，又哭了一天。

长大后，村里经常有人笑话周金是捡来的。她不信，每次听到都哭，于是不停地向养父母求证，再大点，他们把真相告诉了她，她哭着问：“为什么生我下来却要扔掉？”姑姑安慰她说：“因为你舅妈没有生到弟弟。”

“所以男孩子是人，女孩子就不是人么？”

周金15岁那一年，王建华夫妇带着王琼和周金姐妹俩去邻县办事。在车上，王建华对坐在后排的周金说：“周金，你也大了，这事可以告诉你了。你是我们生的，不是不要你，是想生你弟弟，不要恨我们。”

周金听见，啥也没说。那之后，“舅舅舅妈”的叫法，也没改口。

“那几年你们关系那么僵。按照通常的逻辑，自己丢弃的孩子回来住，不会加倍对她好么？”我问严晓庆。

“她在严溪时，我老跑回去，偷偷看过她割稻子，东西也没少买。但是周金那个性格……”严晓庆辩解着，一脸无奈。

两年前，王建华夫妇投了几十万，在巴邱县开了家规模不小的名人婚纱影楼。周金和丈夫小黄是这里的主管。

“我们跟她讲不要早恋，不要太早结婚、太早生小孩，她就不说话、不爱听，要不就说‘我知道’。她找的这个老公，我们是一万个不同意的。影楼他们没管好，亏死。又不跟我们商量，跑去新干开厨具店，也是负债十几万。王琼爸爸给他们在水边刚开了一个广告店，他们也不领情。她爸在考虑收回来。”严晓庆一肚子的怨气。

巴邱看上去比水边新城脏乱一点，更热闹一些。坐落在主街上的名人影楼很气派，气球、吊灯，花团锦簇，门口立着的大喇叭不停地放着促销广告。我面前的周金，踩着七八厘米的红色高跟鞋，脸上线条硬朗，声音有点沙哑，说话直楞。

正聊着，有客户来了，周金摊开样册，介绍拍摄套系，听起来有板有眼。到了午饭时间，周金招呼我们在另一条街上租的厨房里吃饭，并不像王琼向我描述的那样“不通人情世故”。

“你恨你舅妈吗？”我问周金。

“不恨，没什么好恨的啊。”语气淡淡的。王琼分析，一开始知道身世的时候，妹妹肯定是“恨”过的。但初中以后，就被“害怕和难过”取代了。

在王琼拍摄的素材里，有一幕，是周金坐在老家严溪村的饭桌边，两手把玩筷子，一声不吭，眼神空洞。

周金曾在QQ空间里留言：“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比我幸福？”这个21岁的女孩儿，有时会说，“活着还不如死了。”似乎只有儿子成曦，会让她的脸色稍微明亮些。

去年，20岁的周金初为人母。她生孩子生了很久，在产床挣扎时，陪产的严晓庆也哭了。

但周金至今去“舅妈”家吃饭，都不会上桌，永远站在外面，或者坐在哪个角落吃。生了成曦之后，周金流过一次产。手术后，她希望在王琼这里休息两天，严晓庆颇多不耐。

“从辍学到早恋、生子，再到为丈夫借钱，每一个选择，只要是我爸妈安排或建议的，周金必定要走相反的方向，前提是她自己都没有足够成熟的辨别能力。可是，妹妹又是善良的，她抵抗父母，又理解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她的眼里只有泪水，没有怒火。”王琼说，拍这个纪录片，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缓解周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但她渐渐发现，母亲上半辈子因为生育挫折、家事繁琐，受够了折磨，丝毫感受不到三女儿周金对自己的那种温度，也没有耐心去研究缓和彼此关系的方式。“她一直用正常的母女关系来要求妹妹，并且不容许错误，一旦犯错便难以原谅，又因为周金的疏离愈发的生气。她们都希望对方主动靠近。但两个脆弱的女人拔河，任何一方都不会赢，除非放下。而我妈她是长辈，她不可能自己先低下。”

王莉三次剖腹产留下的疤痕，第一次还是在麻药失效的情况下进行的，她记得当时自己已经喊不出痛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感觉着手术刀把肚皮一层层划开的剧痛

王莉的三道伤疤

姐姐王莉，不论性格还是择偶成家，无疑更贴严晓庆的心思。

大女婿小郑靠着早年的物流生意和后来的金融买卖，开上了宝马，也盖起了一幢五六十万的房子。

冬夜，坐在王莉家一楼客厅的沙发上，浅色的大理石地板透着一股冰凉。层高三四米的二楼，天花板高悬着水晶吊灯。小郑窝在毛毯里，慵懒地带着刚4个月大的儿子文杰一起看电视，没有参与我们的对话。

一个叫小苹果的小姑娘，晃着两根辫子，在楼梯和沙发间走来走去，并不吵闹，不时定定地看我们一眼，有一份超出两岁年纪的早慧和乖巧。

王莉说话很轻，一脸柔顺。她和前夫生过一个儿子，离婚后归了男方。和第二任丈夫小郑结合后，生下了女儿小苹果。

严晓庆记得，当时大女婿人在四川，“电话里听说是个女孩儿，半天没说话，就把电话挂了。”

都说小苹果出生后，小郑对她疼爱有加，父女俩感情很浓。但一码归一码，“该生的还是要生”。

生过两个孩子的王莉，和有着漫长生育史的母亲比起来，苦头并没少吃：第一胎麻醉失效，痛到她撕心裂肺，更糟糕的是产后刀口发炎溃烂；第二胎还算顺利，依然是剖腹产。

因为有过前两次非顺产的经历，王莉不想也不太敢生三胎。“但那是他和他们家人的意思，不生是不可能的。”

她也听从了母亲的意见。虽然心疼女儿，严晓庆也认为“最好能生个儿子”。在王琼看来，经历第一次婚姻挫败后，王莉唯父母是从，这也就是周金所说的“姐姐和母亲变成了一类人”的主要原因。“姐夫和前妻的儿子毕竟非姐姐亲生，若是老了，兴许还要吃一番继子的苦头。”凡事做好打算，这是王莉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经验。

王琼问过姐姐，如果下一胎怀的是女孩怎么办，王莉毫不犹豫地说打掉——和当年的母亲一样，怀到男孩为止。

但和母亲不同的是，因为子宫有问题，王莉无法顺产，而他们听说剖腹产最多只能做三次，因此，第三胎也可能就是王莉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后一次生育机会。

比严晓庆“幸运”的是，王莉“怀中了”。

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王莉去做了B超。保险起见，还做了两次。第二次B超，王琼跟去，用手机偷拍了。“紧张到不行，像赌博一样。”

护士确定性别后，姐姐躺着长叹了一口气说：“终于完成任务了”——在回家的路上，小郑在车里也说了同样一句话。

3个孩子的降生，给王莉的肚皮留下3道长长的疤痕：前两次横切，刀口很深；最新的刀口是竖切，七八道缝针的痕迹清晰可见。不过25岁年纪，3次生育的痛楚，便如车辙般，在她的肚皮上碾过，永难消却。

在外人看来，王莉嫁了个好男人，有钱，也不出去搞外遇，会做饭，还疼孩子。但王莉却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恐慌。

给小郑生下儿子文杰之前，她公婆从来不给小苹果包红包，只给丈夫和前妻生的儿子。文杰出世后，就给俩孙子红包，小苹果依然没有。丈夫的叔叔倒是在小苹果出生时给过200块，但文杰降生，则从这位叔公手里得到了2000元的红包。

问她有什么理想，她回答，“想当个女强人，不想慢慢与丈夫距离越来越大，他太能耐了，我就越没安全感。”

这样患得患失，人也蛮累。因为怀文杰，原来在水边爸妈的婚纱影楼做化妆的差事也停了下来。她不是没想过自己做点事情，“可在家要干点啥好呢？”

大女儿王莉与她的两个孩子

“怎么可能不生儿子？”

从严晓庆到王莉和周金，两代，3个女人，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好运”：从艰难怀过8胎，到怀3胎，再到1胎，直达“生出儿子”的结果。

但妹妹的畸形成长，姐姐的屈从夫意和母意，都让王琼没法平静。家中影楼摆着的一件件雪白婚纱，与其说象征祝福，不如说，更像是对本地女人命运的谶言。

“要是周金当时引产下来是个男孩子，也活着，你们会怎么样？也会送人吗？”王琼问过父母。

严晓庆和王建华的回答斩钉截铁：“是男孩，绝不可能送人的。我们会再去外面打工，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男女生而有别，这在峡江似乎是个不用讨论的问题。

王琼的大舅妈做过接生婆。她说生了男孩的，不光自己高兴，还会煮鸡蛋、粉条给接生婆，杀鸡也是常有的。生女孩的就哭哭啼啼，全家都没好脸色。

母亲和舅妈的逻辑非常简单：“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乡下，总想有一个后嘛，到老了有一个依靠。”

伯母举了邻居“五把老”的例子。“五把老”没儿子，分给他的那些山他都卖掉了，他不种树。“如果有儿子就不会卖掉了，有儿子他自己就会请人造林啊，谁家都造林，就他家卖掉了。”

严溪村里92岁的接生婆江发英告诉我们，有一次接生完她去解手，回来孩子便不见了。她听说过刚出生的女婴被扔到床下，冻死。甚至有人让她直接把接生下来的女婴“做”掉。

“作孽啊。一条命。”她说自己当接生婆五六十年，从没干过那种事。

王琼的大舅妈，对她忆起严晓庆引掉的老七，忍不住掉泪：“那女孩儿，长得很像你，特别漂亮。引下来，还哭了一声。”

王琼的二伯母那时也在场，她拿一张红纸包着断了气的女婴，用桶子装着，倒进了厕所。据说，红纸能保佑下一胎生男孩。

峡江和吉安是整个国家的缩影吗？还是这里有着更加极端的民风？

距离吉安几十公里外的古村落渼陂，最老的祠堂永慕堂正在大修。渼陂以出状元和将军出名，如今开辟成古建旅游景点，但人影稀疏。一位村民理事会的负责人告诉我，男尊女卑的习俗在这里，千年未变。“碰上祠堂上梁这样大型的仪式，别说上前了，女人根本不能抬眼看。无论是祭祖还是红白喜事，女人都只能靠边待。”

井冈山大学附中的英语老师肖齐平说，江西有8900多座宗祠。农耕文明是这里强大的历史根基，对男丁的尊崇显然有着地理环境与生存要义的本因。“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屠城，摧毁了大半的本地人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里又骤减了百万人。江西人不像沿海那么吸收外来文化，他们对政治动荡和战乱充满了恐惧，缺乏自信，为了延续香火，进一步强化了宗族意识。”肖齐平认为家乡的所谓“重男轻女”之风，无可厚非。

在生王思钒之前，生不出儿子的严晓庆一直备受夫家歧视。王琼的大姑姑给了母亲多年的冷脸。很多年里，她和姐姐王莉都没有压岁钱。

严晓庆有好几个兄弟，母亲很疼她这个幺妹儿。但母亲老年中风，严晓庆没照顾过几天。“还是要靠你那些舅妈，不管他们照顾得好还是不好。”她这样跟王琼说。

“儿子究竟有什么好？”我问严晓庆。

“不知道。没想过，其实我儿子也不听话咧——”她有些哭笑不得。

媒体人高止疆（化名）离开家乡吉安快20年了，现在一年回去一次。他感觉，相比从前，重男轻女的风气要好很多了。

但王琼不这么认为。她听说，现在还有很多20上下的峡江人，订了婚之后，因为女方生的不是儿子，就没有领结婚证，或者男方干脆掰了。

“前几个月我们家一个怀孕快4个月的邻居来我家玩，我姐问她，你打B超了吗，她说准备去打，如果是个女孩就不要，因为不想带。后来我姐就告诉我，她已经做完引产了。”若追问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大都说“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问肖齐平。

“现在吉安的城市化程度不到30%。等70%那天吧。”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而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此前曾指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触发了人的观念变革，才可能对生育的偏好产生实质性影响。经济增长还没有影响到文化变革时，发展只会进一步刺激生育男孩的偏好。

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的风潮其实早刮到了水边这样的乡镇，比如青春期少年的课余爱好。

华影照相馆一楼的影棚挨着就是厨房。晚上，王琼和母亲一起张罗，留我们吃晚餐。人齐了，12岁的王思钒兀自背对着饭桌，玩着“英雄联盟”电脑游戏。

“别玩了，王思钒。也不过来和阿姨打招呼。”严晓庆有点懊恼儿子的“不懂事”，也没多说什么。

王思钒迷恋电视娱乐节目，他在学校爱玩的真人秀游戏“撕名牌”是从《奔跑吧兄弟》里学来的，同学都很喜欢玩。王琼嘲笑过弟弟爱看《分手大师》这样的“烂片”，劝他跟她一起看书房里存下来的“营养片”（朋友借给她几千部电影大师的经典电影），“那个家伙死活不肯，他说：我就喜欢看烂片。”

王思钒到了叛逆的年纪，父母拿他都没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一赌气，把自己房间门反锁。我是管不了。”王建华笑着，叹了口气。

母亲喜欢给他很多零食，父亲则是典型的“棍棒教育”。有次逮到他去网吧，王建华当着众人面，把孩子打个半死。“反正我管不了，我天天做生意。”

靠给村里人照相起家，今天的王建华在水边和巴邱开了一家照相馆、两家婚纱影楼，还有一个运作中的广告招牌店。“如果没有这孩子，我早就退休了，现在要再多奋斗10年。”王建华说，语气里却没有多大的懊丧。他和妻子还计划过给尚未成年的儿子买房。

这似乎是一种无私的投入，但在女儿王琼眼中，当生育成了一项强硬冰冷的家庭任务的时候，当孩子的出世是出于欲望和需求，这些生命一开始就不被尊重了，并缺少足够的爱和呵护。“于是与孩子相处、对孩子的教育便很容易做得粗糙和邋遢、不快乐并且变得功利，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害和遗憾。”

“只管生，不管养。那是又一个穹顶。”她说。

为家族生个男孩子，成了女人的使命，她们的生命轨迹如此雷同，很少人能逃出这个怪圈

“逆来顺受”

随着拍摄的进行，王琼对母亲那一代多了些理解。“她也是受害者。他们这代人的观念和他们已经融为一体。那个时候，自己的生存都很困难，难道还会去想一个还没有出生的生命吗？”但她一直想知道一件事：那些被引产的孩子，会有疼痛感吗？

“在肚子里的时候，打催生针的时候，医生把药物注射到孩子的身体里，你是否想过孩子也有疼痛感？就像你生孩子会痛一样，可能孩子也会痛？”

“这谁知道啊？”母亲漠然地回答。

问起伯母，回答差不多。做过接生婆的大舅妈，答得不太一样：“痛，痛肯定也有，小孩儿只是不会说。”

引产妇的疼痛，大舅妈则有切身感受。“打完针进去，子宫就收缩，收缩就痛啊，比正常生孩子痛多了啊，这你妈妈就有亲身体验，说你妈妈身体差身体差，不就是引多了小孩啊，要出那么多血啊，还要清宫啊，又没好好坐月子。生孩子还有月子和百天坐，引孩子哪里还有啊，引下来最多一个礼拜就要干活。女人不就这点划不来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导致这些悲剧？

“假如当时计生不那么严，也许不会有人轻易选择引产。”王琼想。

王建华告诉王琼，生完她，妻子就到处躲：“正好你大舅舅又当书记，逼得没办法就又回来，抱着你就东躲西藏的。后来还是去做了结扎，谁晓得还是又生，就又开始躲了，躲到海南岛去种菜。在那儿也引掉一个，听说是个女孩。”

多数的峡江人，对于国家政策没有像莫言小说《蛙》中的高密人那般“咬牙切齿”：“说扎就扎啰。”不过，王琼对这国策还是持怀疑态度，但她又反思：“我只是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文明造就的我在同情和批判，不那么体贴，还很主观。”

在吉安的农村，小姐姐带着弟弟玩耍是常见的事，当地人说，家里总得有个男孩，才不会被欺负

将来

不到一年时间，王琼已积累了80个小时的素材，预计拍摄还要持续一年。她想找出爸爸当年亲手书写、放在周金襁褓中的生辰八字，计划沿着新干人民医院、“猫儿脑”的饭店、“胡子”家、学校、水边政府，把周金出生的那条线路，亲自走上一遭。

她知道峡江有很多个类似的家庭，拍这部片子，不仅仅是为了靠近历史或是保存记忆：“历史要求我们要看到更多接近本质的东西。如果不这样，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

她原来不喜欢孩子，“嫌太吵”。做了这个项目，有了很大改变。“我想我会要孩子，可能还不止一个。”而今的她会慢慢地进入一个生命的内心，甚至能想象得到孩子在母体里运动的画面。

这一年里，借由摄像机的打量，王琼也开始重新打量家人、特别是父母。看到母亲为对不起外婆而落泪，她好像头一次读懂了母亲。给她和严晓庆拍照，她亲热地拉过母亲搂着。两个“童花头”凑在一起，嘻嘻哈哈，活像姊妹。“我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和我妈撒娇。”

刚刚二十出头的她试图在家里最亲的这3个女人和男人们之间，做那根重要而巧妙的纽带。在她努力之下，周金与父母的冲突和僵持，虽然时常起伏，但总算有了转圜；王莉的生育悬念和挣扎已经度过；王思钒和父母的矛盾还在观察和记录中。王琼希望，在片子结束之前，能够促成周金与亲生父母的单独对话。

而要改变生育观念却没那么简单，“连我妹妹都陷进去了。所有人都在一个充满污泥的水池里，却都从大流。”

眼神清亮的王琼欣赏桑塔格、汉娜·阿伦特，她和宿舍同学几乎没有来往。“那些学生会和社团的人说的话都很雷同，我宁愿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她只参加了一家叫青原色的NGO，正是在这家组织的生育口述项目里，她起念要拍摄家庭影像。

微信上她叫“天边”，她最好的朋友也不在此地：一位律师朋友曾寄阿伦特的书给她，她回寄给他伯格曼的电影。这个纪录片拍摄项目的精神支持，也大多来自未曾谋面的笔友、微信伙伴。

对于王琼的纪录片，家里人一开始的反应都是，“拍这个干嘛呀？”母亲则是因为女儿说“这是作业”，配合才算积极。

严晓庆知道二女儿“心大”，但聊起她的未来，有点半是心疼、半是不相信：“她将来不会真的走很远吧？”

王莉和周金都不爱读书，说到王琼的好，也就是“能干”。“她性子倔，爱吃素，还有啥好的？”王莉笑了。顿了顿，又收住了笑：“希望王琼将来过得好，不要像我们这样。”

（参考资料：《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析》。感谢王琼、青原色简艺、李婕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实习记者鲍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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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426期，2015年3月23日出版。阅读杂志全部内容，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下载人物周刊官方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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