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正在入侵现实｜一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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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幻作家，曾被称为「寂寞的伏兵」，随着《三体》 热，寂寞已被打破，更年轻一代的伏兵冒出草丛，这个「更新代科幻作家群」，又有着怎样的幻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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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的一个黄昏，复旦大学老逸夫楼前的绿地。着红T恤、大高个的宝树最先端坐在靠树林的一颗大石头上，像一枚结实的“定心丸”。江波和飞氘分别坐到他侧边和身下的石面，姿态松弛。戴着白礼帽、身材窈窕的夏笳优雅地倚着树枝。站在另一侧的陈楸帆两手叉在裤口袋里，眼神如常的冷峻、犀利。
对于不太读科幻小说的人，以上名字都过于陌生。但对科幻迷而言，这些人是继被称为“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的刘慈欣、韩松、何夕和王晋康之后，当下科幻文学界最活跃的一批创作者。就在拍摄合影前半小时，因为明星作家齐聚的圆桌讨论，复旦科幻工作坊能容500人的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便被挤得满满当当。
2016复旦科幻工作坊的圆桌讨论聚集了国内科幻创作者的中坚力量和一批科幻评论家、观察者
“基本上这几位占了80后成熟科幻作家的一半了，他们都受过专业系统的高等教育，若说是聚集了科幻写作者中的智慧头脑和最优秀的笔头，并不夸张。其他（未到复旦活动现场）的还有郝景芳、张冉、迟卉、程婧波、陈茜、拉拉等人，我给他们起名‘更新代科幻作家群’。”《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这个命名虽然还有争议，但他认为这批人已然出现并树立了自身的位置和风格，需要有个名词来提高辨识度、与前辈作区分。
2010年前后至今，《三体》三部曲的出版和获得雨果奖，引发“三体热”，形成世界科幻领域都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时隔30年后，《人民文学》也重新刊发科幻小说。陈楸帆、夏笳、宝树等人的作品由圈内誉为“国宝”的刘宇昆陆续翻译到国外。4月底，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2016雨果奖最佳短中篇提名，将这股科幻热又推向一个小高潮。
国内第一个创立科幻文学专业的北师大教授吴岩提到，前阵国家几大部委开会，他也被请去旁听，听到“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世界创新强国”的目标。好像连科幻文字也进入了中小学生考试的题面，但考题需要ABC标准答案，“这是不是跟科幻的精神相悖？”
所有这些繁华和迷幻的现实景象让飞氘既欣喜，又恍惚。6年前的某个夏夜，他和韩松拿着从票贩子手中买到的高价火车票，也是从北京奔赴上海，参加了一场名为“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的高规格国际研讨会。在两人回忆里，那是科幻作家首次参加如此“一本正经的、武林正宗的”主流文学盛会。为了准备好代表整个科幻文学群体的发言，他俩几乎彻夜未眠，如履薄冰。韩松描述，他和飞氘大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蜷缩在会场的角落里。“甚至在80后那些风头正劲的作家眼中，我们似乎也只是两个难以觉察到的边缘性外星生物。”
从当时两人加起来的20分钟文坛发言，到而今为科幻写作独立开设的复旦工作坊整整两天的讨论，这种变化也蒙上了一种让人晕乎的魔幻色彩。
刘慈欣曾说，中国的科幻作家是一群正在人群中出现的神秘异类，像跳蚤一样在未来和过去跳来跳去，像雾气飘行于星云间，可瞬间到达宇宙的边缘，进入夸克内部、在恒星的核心游泳……“像荧火虫般弱小而不为人知，但正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蔓延。”彼时的飞氘曾自我定义这群人为“寂寞的伏兵”。而今，寂寞显然已被打破，伏兵也早已冒出草丛。不过，年轻作家们的创作力是否持久，却依然是一个问号。
科幻现实主义
写科幻小说，目的不是用来隐喻和批判现实，这是刘慈欣的态度。不过，更关照现实、体现出自身对现实压力的纠结和理解，却是更新代作家有别于上一辈的突出特点。《北京折叠》便是一例。
大概在22世纪，社会空间分为三层，从精英人士、中产到底层劳工各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的周期。越上等的人不仅仅有更精致的生活，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处于第三空间的老刀，为了孩子的教育，铤而走险进入通常无法逾越的其他空间，企望通过为别人送信挣得收入来改变境遇。然而在几个空间里辗转、偷渡往复之后的老刀发现，“不论谁的生活都是一样操蛋。”
在科幻文学的领域里，这种时空穿梭、反乌托邦设置并不新鲜。整篇小说也没有激烈的类型化的冲突，而是平淡如流水一般地描摹老刀的生活与心态。“但里面的人物令人有认同和代入感，整个小说就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表示。
一袭长发、面庞白皙的郝景芳便是一个穿越3个空间的观察者。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浸淫在自由家庭文化里的她算是在“第二空间”长大。担任国家发展基金会的研究员，令她见到不少如“第一空间”里的政府要员、企业高管。在这些人经常出没的高档场所里，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如同喝咖啡那么容易”。而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也是她愿意投入心力去做的，恰恰是为“第三空间”的贫困儿童入学、改善就餐跋涉努力。
曾经有几年，她住在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省份的家人孩子，为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几个小时之后，她又随着工作和服务对象，进入另一个迥异的世界。她因此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生。
但她的思考比一般的阶层矛盾又多了一层：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当垃圾工们连被剥削的理由和价值都失去了怎么办？ 郝景芳强调，她想写的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生活。“这两点兴趣是之前的火星系列和《北京折叠》所共同的，也是我未来写作的核心。”
和她知交多年的陈楸帆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深远，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创作主张的“科幻现实主义”便是他在4年前的行业讨论中提出的。
35岁的他话语节制，“无谓的交流太消耗能量。”内里，逻辑缜密，思维极为灵活。采访时，陈楸帆特意提到自己和深圳特区同岁，生长于潮汕。急速膨胀的开放气息与保守封闭的民俗文化，让他对家乡永远怀有一种既疏离又无奈的复杂情感。“想要逃离，就是因为我看不到在这里生活的可能性，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
有一次回乡途中老乡的描述，为他希望落笔的长篇找到了一个适时的切入口——离汕头几十公里的贵屿镇，每一条街道都有着相似的面孔：传统“下山虎”式民宅糅入流行一时的欧陆元素，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似是而非；豪华到让陈楸帆目瞪口呆的小汽车，路边黑臭难闻的河水与终日不散的铅雾尘烟。不足20万人口，却聚集了3200多家以电子垃圾为业的作坊。
这些亲眼目睹的画面，后来变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各种废旧电子元件如粪便般肆无忌惮地堆积在楼房与路边，外来劳工们像苍蝇一样在其中不停翻捡，再将有价值的部分扔到烤炉上或者酸浴池中进行分解，提取和焚烧稀有金属，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兴致一点不受打扰。”——自然，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眨眼间，未来已经在入侵现实，让人分不清二者界限。
在长篇《荒潮》里，陈楸帆设定了一个本世纪中叶的岛屿“硅屿”，华裔外企成员陈开宗亲眼目睹了国际资本和宗族老大、宗族之间与地方为了利益而角斗，垃圾人在其中毫无尊严地生存，却又建立起一套属于自身的先进沟通系统。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垃圾人少女小米受辱后成为了赛博格。而在探寻故乡和解救小米的过程中，陈开宗亦开始反思自己对于世界和人性的认知。
“很难说谁对谁错，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似乎都做了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人一旦在一个环境里，很容易给合理化。”陈楸帆说自己是道德相对论者，他只做反思，但不会对任何一方的是非轻易做出评判。
曾在谷歌和百度工作，现在在一家VR公司担任副总裁的陈楸帆，大约是更新代作家里离前沿科技最近的一个。夏笳说她每次都很期待行业讨论上陈楸帆的发言，“能帮助你了解在他的领域里，包括他根据自己阅读和经验积累获得的一些新发现。”
陈楸帆的书写里充满细致入微的对感官、身体触觉的描述。这也许和他的职业形成了很好的互动解释。“如果没有身体的感觉，自身的我识、存在感是没办法得到沉浸式的感受的。”
在某种程度上，VR有它反人性和交际的一面。但陈楸帆甚少焦虑。他说对任何的新科技，一开始大众都会有排斥情绪，大部分是源于无知和恐慌。当这项技术普及，进入人的生活，人们开始主动拥抱它，甚至比发明的人还要热爱它。但内心深处，他又希望自己像塞林格一样隐居在荒山野岭，做个远离社交网络的人。他的《鼠年》、《G代表女神》都是一脉相承，探寻商业和现代科技社会里的异化。这几乎成了他的“标签”。
科幻作家韩松 图/沈煜
韩松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梦幻。比如魏则西事件。“医院是科技密集产业，却被狂人控制，那么多的游医犯罪，医院被承包。这种现实图景已经超出了科幻的想象。”还有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相信外星人，用僧人脑电波衡量修行；中国成了国外明星建筑师的实验场……韩松说自己每回坐高铁，从北京往外一百多公里便是荒蛮的河北平原，而几小时后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又是那样容易眩晕、疏离，不真实。“上海迪斯尼前几天开业，一百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从这里登陆中国，而今天，你看国外的科幻电影屡屡用上海作为外景地，这里就是他们想象的未来美国。浦东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与此同时，有些小说，看似无意，却已走在了现实的前列。比如陈楸帆的《霾》、韩松的《高铁》，还有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
查尔斯是个万人迷的巨星，在与经纪人丽莎的冲突中，方才知道从选择直播开始，自己的一切都是因为芯片公司的操控，所谓成功不过是在别人操控下做了一场美梦，最终从死亡里获得解脱；而他的忠实粉丝、看客宅见直人，同样在借由体验查尔斯的直播麻醉自己。
看起来就像是对今天网红经济、直播风潮乃至虚拟现实商业的夸张写实。但这部中篇前年发表时，直播还远未像今天这般风行。这种“前瞻性”也并未在作者的预料和设计中。哲学博士宝树认为，科幻与哲学有相通之处，它们所关注的宇宙、人生、宗教和伦理价值观等问题，与其说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具有超现实性和充满终极关怀的思考。
在探讨世界究竟是存在于物质还是想象时，宝树跟我举了个数字：假设我们都能制造出活灵活现的虚拟世界，一个，只要一个，就能制造一百万个。问题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比例就是一比无穷大。所以，你、我、他也不知道，我们是活在哪个世界里。
“但从概率上能够合理推理出，我们应该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他露出诡谲的一笑。
多元之花
几乎每位更新代的科幻作家都认为，自己的创作还未定型。“多元化”，也成了外界认知他们的一个笼统印象。
4年前，姚海军在北京和刘慈欣喝酒。“我喝了一瓶，大刘喝了5瓶多。喝着喝着他问我，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没有一个纲领？其实，像美国科幻黄金时代那种所有作家有着共同纲领的局面，在当下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创作主题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代人最让人欣慰的。”
宝树属于读着动漫、二次元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丝毫不认为文字的精致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的笔下也不乏让读者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情色描述。但科幻文学研究和评论者姜振宇恰恰觉得，“宝树的写作，其实解决了主流文学束手无策的一块领域——当代宅男文化，譬如那篇《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其实完整的标题应该是《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AV》吧，看起来很戏谑，但在反讽中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夏笳笑谈，宝树在写作上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他的《时间之墟》，就是一个关于时间轮回的题材，将一个人的记忆往复放大到人类集体。如果陈楸帆写，会累死他。我猜他会把所有感知性的东西都要表达出来。但宝树就不会，哪怕描写一群猴子，很粗糙，却很有能量也有思考的力度，挺好玩儿。”
江波、潘海天的硬科幻则开拓了另外一种气象。严锋评价江波的《银河之心》三部曲是“中国年轻科幻小说作家所奉献的最为雄奇壮阔的宇宙史诗”。飞氘的文字则在学术气息之外，弥漫着一股复古的浪漫感。属于后来者的阿缺，之前学水利工程，曾经作为助理工程师要做工程监管，待在四川的山洞里一年不能离开，于是躲在洞里用手机写了小说《芯魂之殇》，追问机器人是否有可能在外界刺激下产生情感。他坦承，前辈们中不少皆出自清华北大，硕博者大有人在，这让他曾经认为写科幻是件门槛巨高的事情。但也并未背负上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只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我的写作欲望，就是让它好看和吸引人。”
夏笳的作品一度被她的好友起名为“稀饭科幻”。原本以青春、萌芽系文学起家，夏笳也毫不讳言这点——因为就是读着那些轻灵唯美的文字长大的啊！但今天，在戴锦华门下读了文学博士、又在西安交大教书、以夏笳之名行走作家圈、以本名王瑶活跃在学术界的她说，不会再认领“小清新”这个标签。她的新作《中国百科全书》，从春节的六段纪事开始，以春晚、相亲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切口，表现现代人在网络时代的各种困惑。“不论软或者硬，科幻都是在探索宇宙空间和人类认知的边疆地带，那是对我而言最为迷人的所在。”也因此，她对科幻文学的小众性并不悲观，“如果这群创作者处在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心位置，恐怕也很难能说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就像大刘笔下孤傲的科学家丁仪。我看到的，正是你们（一般人）所忽略和看不见的。”
思想体操者的生活
专注、敏感，特别爱做“思想体操”，是这些科幻写作者共有的特征，或许也是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忽略的东西的原因。
宝树的科幻之想发端于6岁时，从家乡四川小镇到大都会上海的一次远行。
某个午后，宝树坐在一块假山石上，头脑还兴奋地停不下来，想到那几天的经历，特别是见到的许多神奇动物，回到镇上可以怎么跟小伙伴们吹嘘啊！简直讲个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然而，一个怪异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那时候，我在哪里？
这个问题古怪之极，以至于无法用一个孩子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努力让自己想下去，那时候，我会在四川，而今天我在上海；所以当我回到四川之后，我当然就不会在上海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我，这个此时此刻坐在西郊公园里的我，又在哪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现在如此真实不虚的一切，又会在哪里？
哪里也没有，它……不见了？
越往下想，内心感到越来越强烈的诡异和恐惧感。更怪异莫名的问题还在后面：如果眼前的一切会消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存在过？现在，我在这里度过快乐的一天，我完完全全肯定这一点。但当它只剩下记忆，我怎么知道这一幕的确发生过，而不是一种记忆的欺骗？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只是我的臆想？为什么我可以百分之百把握的事实，稍后就会与幻觉无异？
读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时，宝树感受到了人在广袤无垠的时空中的震撼。但动物园的那个午后已经过去30年了，他依然没有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那些过往的时间是否存在，但它们仍然活在当下，构成我们生活的内在机理和活下去的动力，甚至带着我们走向未来。”
2016年6月26日，上海科幻迷团体苹果核主办的蒸汽朋克风首饰制作活动，大家兴致盎然地学做蝴蝶、戒指、自行车等古意浓郁的金属首饰。蒸汽朋克（Steampunk）属于科幻小说和亚文化的一支，时间旅行和多维现实是其重要特征，其小说和相关艺术充满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制作精良的机械、发条装置的迷恋
从小爱开脑洞的宝树童年理想便是当科学家，去探索和发现那些激动人心的真理。不过现在看来，最令他着迷的是“激动人心”，而不是“真理”——写科幻小说也算是圆梦吧。
迟卉的个性也注定她不走寻常路。她曾梦想在火星上当一个天文学家，结果却以文为生。没能像父母期望的那样考上研究生后，她跑到游戏打金公司，用3个月赚到了第一笔独立生活的钱。“我弄砸了我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和毕业论文，居然也顺利地毕业告别了大学。”她不推荐任何人尝试自己那时候的生活，但她并不为之有过丝毫后悔。
幻想文学对她而言是最适合的表达形式。“它巨大、深广，包容着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中的一切可行性，甚至包括了那些非理性的、逸出我们头脑所知的范围的东西。”早年全部是手写，再誊到电脑里。如今她的手写稿已经装满了一个半人高的大双肩旅行包，就放在租来的房子里——她戏说如果着火了，可以第一时间背着跑出去。
夏笳挚爱的美国科幻作家雷·布雷德伯里用写作来延续生命。童年时的雷，曾在嘉年华上遇见一个怪人，指着他大喊一声：“永生不死！”后来，每当他写完一篇小说扔进信箱里，都会轻声说一句：“嘿，死亡，我又先你一步！”
当雷·布雷德伯里去世时，夏笳感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纪念他。她花了两周时间翻译了《图画男》中的7个短篇，然后着手准备去芝加哥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去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问：“所以你将要参加科幻大会？谁是你最爱的科幻作家？”她二话不说回答：“雷·布雷德伯里！”
签证官员递给她一张小黄色纸条：“酷！玩得开心！”夏笳于是冲出去，站在街道上抬头仰望天空，说了声：“谢谢你，雷！”
最近她做了一个有关时间旅行的讲座，其中提到由于“蝴蝶效应”的存在，导致人们无法准确预测天气或者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意味着逝去的每一秒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同样重要。现在的我，是由过去人生中所有瞬间共同塑造的。生命是一桩太过美好的东西，美好到无论怎样度过，都像是一种浪费。所以不要恐慌，时间足够你爱。”青春易感的那个夏笳这刻又复活，或者说，从未离去。
科幻如光影渗透在他们流沙过隙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刘慈欣有每天坚持跑10公里的习惯。飞氘说，“大刘说他要保持身体，争取有朝一日上太空旅行。这不是戏言哦。”
飞氘的师兄、北师大科幻文学硕士郭凯，一次去欢乐谷玩。同行的几个人不敢坐其中一个看起来特别危险刺激的项目。下来后，大家问他害怕不？“不害怕，上升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是正在上升的宇航员。”郭凯回答。
飞氘是这些人里最宅的，从小就是在“逃避无趣现实”中活着。但在碎片化的时代，他却坚持每年花好几千字在博客上记录下星云奖、银河奖颁奖的盛况，红地毯和烧烤桌上的各种花絮。“每次开奖，不管你是什么大牌作家，四大天王，还是普通的科幻迷，都有机会一起吃肉、撸串、喝酒，瞎聊，特开心。”
进了这个圈子后，他这个超级宅男发现大家性格中都有单纯的部分，容易建立信任感。会聊科幻的作品、最近发生的事情、未来会不会变好这样的话题。
“我们这类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总是心猿意马，脑袋里胡思乱想，笔下胡说八道，晴天的夜晚也许还要仰望星空，对科学有着莫名其妙的着迷……但确实科幻改变了我的生活，让自己心情更好，和世界的关系也更加融洽。”飞氘平缓地说。
在TED演讲里，吴岩则说到了英年早逝的70后科幻作家柳文扬。为了爱人，柳文扬毅然辞去舒适且特别适合于写作的北京工作，跟心仪的姑娘到陌生之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吴岩因此认为，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采取跟科幻中所持的态度一样去面对，是许多科幻作家人生的基本准则。
“当我们询问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便能发现，正是因为徜徉在自己创造的多元宇宙之中，他们才逐渐融入了自己创作的世界，并由此获得了比其他人更丰富的人生际遇。一切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去体验和过好自己的一生。”
从树冠到树根
想过好一生，首先要解决最切实的问题。
“写科幻，需要作者有文笔，有较强的逻辑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广阔的视野。问题来了，一个具备这些素质的年轻人，做什么，都比写科幻赚钱。”科幻作者dhew道出了同行们的困局。
从90年代至今，所有科幻爱好者和写作者的发布平台首推四川的《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既给了科幻迷们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又是培养科幻写作者的摇篮。鼎盛时期的《科幻世界》发行量接近40万册，虽然如今阅读平台多元了，这里也依然是新作者发表科幻小说的第一选择。
然而多年来，杂志编辑收入微薄，给作者们的稿酬也在千字几十到一两百元之间徘徊。极少有人会把科幻写作当成饭票。江波和大刘聊过，两人都感觉若没有“正式工作”，会缺乏安全感。江波也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收稿费的那张卡。“支撑我们写作的，还是那个初心吧。”
写得又快又多又好的特例，是韩松。但在白天，他依然是新华社的记者。尽管某种程度上，白天和夜晚之间的写作已经越来越趋近。
唯有现居成都的迟卉，是行业里罕有的专职写作者。阿缺告诉我，他从迟卉的作品里受益良多，“她做的地平线豆瓣写作小组也帮助了很多人。”
直肠子到底的迟卉曾经在一次受访中表示，自己的愿望就是当畅销书作家，“希望能写出一部销售和影响力等同于甚至超过《幻城》的科幻作品。”
以写作作为谋生之道，一方面让迟卉获得了自由，却也没有了退路。从《科幻世界》杂志编辑的岗位辞职回家时，她除了陪伴自己的大猫，身上已然“穷到冒烟”。
那年她一下写了八十多万字，这个数字让陈楸帆叹为观止。业内人的共识是，她写得很快，也写得很杂，科幻、奇幻、游戏同人小说都写，文字水准却并不会往下掉。韩松总结，“她的小说表面上和我们的生活拉开距离，写宇宙，写对未来的设计，但情绪是很现实的。有悲怨、纠结，还有控诉。”很难说，其中没有带入她个人现实的投射。
寻找有实力的平台，帮助自己代理、打理出版和影视改编等一揽子业务，以经纪约或者长期合同来获得一份衣食无忧的保障，正在成为更新代作家的一种趋势。
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飞氘和宝树都提到，签约最世是“看重郭敬明团队所拥有的广大读者群体以及在图书出版、营销渠道上的出众能力”，比如《文艺风赏》、《最幻想》这样的平台，比如单行本出版时“承诺数万册起印”，比如精致的插图和设计。
迟卉毫不掩饰自己选择和郭敬明的最世签约就是因为对方来钱快，能解决生存问题。她也从不在意类型、风格这种外在字眼，但要写什么，怎么写，已经成了经济困境之外的最大挑战。
科幻是一种类型文学，但是否所有的科幻文学都是商业写作，如何处理个人意愿的作者写作和商业写作（职业写作）之间的边界？这是科幻作者们的难题，也是消化和推介他们的出版方面临的课题。
微像公司CEO张译文
致力于培养科幻作者的微像文化CEO张译文坦承，虽然公司创始人都有科幻情结，但显然商业诉求是更重的砝码。创业3年，他们买下版权的小说已有232篇，能转换成项目的有70个。“只要能开发10%，也够跟我们合作的公司做两到三年。”
但她也很关心签约的作者对创作这件事的看法。“曾经碰到有作者问，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后期）开发？这很荒谬。从故事（转化）到好卖的产品，这是我要做的。你只要负责写好就行。”因此，在微像的小说改编可行性讨论会，作家们一律不会参与。
一方面是天然的写作困境，一方面是巨大的诱惑。
从市场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对未来的憧憬与恐慌，因为不确定而产生的荒谬感，都会促使人们从大众趣味的科幻作品中寻求共鸣或出路。
韩松说，算上网剧，这几年立项和投拍的科幻影视作品在100部以上。果壳网科学活动主持人小姬也估计，怎么都有几百亿的热钱投在里头，“太热了！”
“这里头百分之七八十是虚火。”韩松吐字很慢，语气却很凝重，“资本投入是一种跟风。电影是挣钱的项目，科幻电影在西方尤其是。但中国除了《三体》，没一部能撑得起来。而且《三体》的电影拍摄，现在也遇到问题。之后怎么办？很多人没有想好。”
现在那些闹哄哄进入科幻影视行业的资本里，购买成熟科幻IP的成本少说几十万，多则百万往上不封顶。但在几年前，迟卉经历过手下青少年作者作品被一下买断的价格，6万。“还有一万元买断一个中短篇，全版权合同，包括其中所有的构思、人物设定和世界观。像是农贸市场买小鸡仔，这窝买一只，那窝买一只，然后看哪一只运气好能长成超级大的鸡，那就赚了。”
姚海军感叹，西方的科幻经历了太空歌剧、新浪潮、赛博朋克，各种亚文类科幻文学良性有序的发展，然后是科幻电影的工业化生产、科幻迷文化的生生不息。反观中国，似乎刚刚经历了从科幻杂志到图书出版的过渡，同时又面临着影视热、动漫热和作品的海外推广，相互纠结，每个人都很着急。
两周前复旦工作坊的圆桌讨论上，“企业界代表”陈楸帆吐槽，刚接到房地产老板的电话邀约，能不能请刘慈欣来出席新盘剪彩？台下一片哄笑。
主持人宋明炜代表众人追问大刘，最近在忙什么？
刘慈欣微低头，用他低沉有力的嗓音打了个比方：“有种虫叫百足虫，本来走得挺好。有一天有人问它，你走路先迈哪条腿？结果它看了看自己一百多条腿，不会走路了。我现在就处在虫子这条路上。好像怎么做都不对，都违反规则。已经脱离了无知而无畏的状态了。”
即便有干扰与困惑，像大刘一样自律而执着的创作者仍不乏其人。从大学起，郝景芳便坚持每天4点起床写作，做了母亲后依然没有变化。她和陈楸帆的写作计划多到觉得一辈子都不够。“他比我更爱挖坑，呵呵。”后者从不熬夜。早睡早起，不喝咖啡。“不弄任何成瘾的东西，像抽烟这类帮助写作的法子，我都不沾。”陈楸帆甚至也不玩游戏，只坚持每周踢球。自嘲自己是个无趣人，“所有的high点都在脑子里完成”。姚海军注意到陈楸帆近两年在行业的发言，“不管局面多复杂，始终坚持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写作，像一块压舱石。这很重要。”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资讯爆炸和科技发展速率加快的时代，像《三体》那样以瑰丽的想象和奇绝观念震撼读者的科幻，已经越来越难以再现。“到处都是奇迹和创意，必须写得很快。”迟卉对我苦笑着举例，她曾经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的长篇。结果搁了一年没发，“就要变成纪实文学了……”
小姬本名姬少亭，也是资深科幻粉，现在的身份是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这个名字相当科幻的机构，既致力于科普活动，也在为科幻作家的持续创作提供动力。
“有人说中美科幻之间只差一个好莱坞了，但其实我们真正缺的，是一个足够大的创作群体。”小姬说，现在中国每年生产出几千万字的科幻小说，几千小时的科幻影视，用户千万的科幻游戏，几百个亿的泛科幻娱乐消费，有些数字甚至比美国更像世界顶尖水平。但致力于科幻创作的一线作者只有二十多个人，得到主流消费市场认可的只有刘慈欣一个。“不只是要保持那个巨大的树冠，还要往树根培养。”
基于这种现状，未来局邀请了几十位年轻的科幻创作者前往中国科学院、探月中心、清华大学，探索譬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这类前沿科技领域。作者们既可以在怀柔太阳观测站看太阳，也得以在最先进的显微镜下领略微观到10的负10次方的物质形状。“更重要的，是那些还没变成论文，还在实验室阶段的科技发展，那是最鲜活宝贵的。”
写出皇皇银河三部曲的江波，在上海的外企工作。在这次参观中，见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真身后，这个标准理工男还是相当震撼。“拇指般粗细的导线盘结缠绕，构成加速管，为包裹其中的电子不断加速，直指向似乎不见尽头的隧道深处。两条线管，一正一负，彼此平行，最后在两层楼高的探测仪器中相撞，暴露出宇宙深藏的奥秘。”
迟卉没有能参加未来局的工作坊。她说自己会定期看《科学美国人》，还有最直接的：观察。坐地铁，数一下多少人看手机，哪些人发消息，哪些人打游戏、看剧，哪些人刷社交网络。她更看重科技投放到人身上的反应。
“我吗？看星星啰。那时依稀知道仙女座星系，于是便一动念头，是不是在几百万光年之外，也正有人在仰头看着我呢？那是最心醉神迷的时刻。”宝树微微地笑了。
飞氘则借用海子的诗说，写科幻是为了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要告诉每一个人”。他说如果能活200岁，他希望能写一本《中国科幻文学史》，从晚清一直写到民国，再写到现在和可以接近的未来。
（感谢所有受访者，未来事务管理局、科幻苹果核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荒潮》《时间狂想故事集》《夏笳与刘宇昆英文对谈》《一只会开门的猫——大都会专访迟卉》《乱纪元里的飘荡》《郭敬明签下科幻作家飞氘、宝树》）
本刊记者|邓郁 实习记者|海力 高伊琛 王艳 发自北京 上海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