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槐树》 获傅雷翻译奖

导语

每当觉得其他人的用心稍微轻巧了，或者谁谁过于时髦了，转眼去看看西蒙，他的书杵在那里，沉默而厚重

对一个作家来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表示就能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因为其写出的故事未必能通过翻译的考验，也不见得一定够跨过文化的高墙而赢得普世的影响。

卡米洛·何塞·塞拉，198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现在仍只是一个西班牙作家；1966年拿奖的以色列文学之父S·Y·阿格农，其希伯来语小说翻译成其他语言意味全失。一些小语种作家为了走向世界，想方设法去写有外国味的作品，或设法跟大语种文学圈靠得近些，1955年的冰岛人拉克司内斯，1994年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他们的成功都少不了这方面的努力。

克劳德·西蒙，用大语种（法语）写作，语句也不算特别难，忠实地译过来绝对能读懂，但他为什么也跟塞拉和阿格农一样，贵为诺奖得主（1985年），却总在别国文学读者的视野之外？

他只属于法国人，即便法国人自己也未必十分热衷读他，读他的都是资深人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属于精英的那一群读者——他们想读有难度的书，想要在一部小说翻完之后，不只是看到一个故事，而且是获得许许多多的画面，仿佛细细地逛过一座艺术博物馆或至少是一个画廊。

这种阅读诉求肯定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有意思的是，从二战后的法国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有一批法国人似乎都热衷写这种给小众读者看的小说。娜塔丽·萨罗特的《天象馆》、《童年》，米歇尔·比托尔的《变》，乔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这几位互相隔了两代的作家，读起来恍如同出一枝，都是文字美到斑斓，情节虚无或者极其简单。

克劳德·西蒙是他们之中的人，他像一块柱石，每当觉得其他人的用心稍微轻巧了，或者谁谁过于时髦了，转眼去看看西蒙，他的书杵在那里，沉默而厚重。摘取今年傅雷翻译奖的小说《刺槐树》，不是他最有名的书，却是他风格的综合体现：浓缩在一段话里的庞大的信息量，杂错的时空，对一棵树上的枝节、衣服上的皱褶、一所房子的格局的耐心描绘，呈现一种堪比考据学家和博物学家的专业性。

小说中还有西蒙笔下最常见的场景：马，骑兵，败退。他说，他所有的写作都出自个人经验：

“他们立在马首排成几排，脚下是踩得稀烂的煤渣，渐渐感觉到汗水正在肩头和背上冷却。头盔的帽檐在连绵的雨雾里发出微弱的闪光。他们无形的脸、深陷在长大衣里的幽暗身影和发出微弱反光的马刺令他们看起来好像某种被淋湿了羽翼的鸟类……”

西蒙的文字具有史诗气息，有“人的旦夕祸福无非命定”的味道，与此同时，由于他和他那个流派讲究“物化”，视人如物，描写人的外貌和行为而只字不言其心理活动，因此他书中的人们大多有挣扎的气息，在大地上、在别人的目光和记忆里来来往往而未能留下任何可永存的东西。

他越是就一张照片里的每一个合影者作细致入微的勾画，就越是暴露出这帧照片已然年深日久，图像中的人都已湮没，只留下一个个无声无息的影子。

因为战争中的幻灭可以凝缩为一切人类努力都要归于失败的象征，因为一时一刻的爆发之后跟着长达数年之久的收拾残局的痛苦，所以西蒙的书再薄也显得厚重，是在称掂人类的分量。

在“新小说派”的小说家中，唯有西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比他更年长的萨罗特，比他更活跃的罗伯-格里耶，都未能得到机会，如上所述，其中的取舍，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西蒙自己说，他写作纯为求取快乐。他性格内向，是个真正的隐逸者，就像总有一批人偷偷地爱着隐士一样，西蒙的这一派写作很难捕获大众，他最忠实的读者也是些缄默的同人和知音，他们将西蒙的书作为私爱，一种不名世的秘方，一种真正的文学营养品。

金桔芳所译《刺槐树》被选为获奖译作，也许也有评委们企图独树一帜、标格孤高的小心思在里面吧，因为西蒙这座大山够大，够重，且又总是最难以为众人所察知。

文丨云也退

编辑丨孙凌宇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