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解冻”骗局：受骗人家庭关系疏离，部分文化程度高

一名法院工作人员翻查各种虚假的“民族资产”单据、文件

“

女儿试过各种方式把母亲加入的诈骗群退掉。母亲又气又恼，坚决不许，最后说，我不交钱，你让我留着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

姚星又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这次，是因为母亲执意想去天安门“领钱”。

“你不要管我、我们断绝母女关系算了。”电话被挂断了。母亲带着哭腔，但“决绝，掷地有声”。姚星也早哭了，心里想，这个疯女人，现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了。肝疼得厉害。

“想杀了那些人，你妹的。”事情过去一年了，她念叨的时候依然咬牙切齿。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她知道，他们操纵设置了一个拙劣的骗局，披着的外衣叫“民族大业”“民族资产解冻”。

她是在一次和母亲的通话后猛然意识到不对劲的。两年前，她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让她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电话、银行卡号发来。她问用途，母亲支支吾吾，只说“是好事情，但要先瞒着你”。姚星觉得不对劲，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社会经验相对单纯，她至今记得2002年，母亲带她去火车站时，轻易被人以“这是假钞我帮你去银行验证”的伎俩骗走了两百块。

姚星最后通过母亲的微信头像摸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那是一个“很丑的头像”，以红色作底，与此同时，母亲的聊天背景图换成了绿底。姚星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换了个这么丑的头像？”母亲说，群规定的。姚星留了个心眼，就上网查，什么组织会要求人把头像、聊天背景换成这样？

接下来看到的词，让她痛恨至今。顺藤摸瓜，她继续搜关键词，百度、知乎，每一个问答平台显示的问题都正中她心病：“急！民族资产解冻是不是骗局！”“求助！如何让家人相信‘民族资产解冻’是骗局？”“民族资产扶贫扶助款是真的吗？是不是传销？”

每个问题下都能找到一群焦虑的子女：

“我给我公公说中央台曝光了，他说他看过，还说那是国家宏观调控，不能什么人都领。我都不想再跟他说什么了。感觉无可救药，我都想联系精神卫生中心了。

“我妈妈最近陷入这里面和我说马上就能拿钱，我要怎么说服她？我把知乎上的链接发给她她就发火，说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和我们商量，我真的好担心。

“还在么？现在我妈也是身陷骗局，怎么劝都没用！”

无人报案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警王辉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子。根据腾讯转交过来的用户举报的线索，明明部分受害者名单摆在眼前，他们却卡在了第一步立案上——不仅没有人主动报案，更难以置信的是，哪怕是微信群被用户举报后查封、专案组一个个给辖区内受骗者打电话，受害人也都一口咬定，没听说、没参与、没受骗。

第一轮尝试失败，专案组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改电话联络为当面约谈。底牌也亮得晚了，先不提骗局，只称公安局有事相找。还是吃了几个闭门羹，但这次事情有了转机：唯一一名愿意配合工作的受骗者向标，在2016年7月，冒着大雨从两小时车程外的寿县赶了过来。

向标不是来报案的，至少他本意并非如此。他只觉得，配合公安工作，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的义务。62岁的人，走起路来腰板挺正、前倾，颇有股雄赳赳的气势，说完爽朗大笑。

听公安局办案人员说明约谈来意后，他掏出手机，毫不掩饰地向警员展示信息：屏幕一直往下滑，每屏都是各种各样的群，“武当山北京慈善总群”“民族大业”“精准扶贫项目”，不一而足，手机震动不止——王辉叹为观止，“我估计能有一两百个（群）。”

屡屡碰壁的专案组警员们内心窃喜：这个向标，几乎是有问必答。他一五一十列举着自己参与过的所谓民族大业项目：从2016年4月起到8月，他已经买了单价3600元的“巨龙国际项目”一份，1100元的“三民城项目”一份，2800元的“西安慈善会议项目”一份，单价139元的“精准扶贫项目”46份，单价55元的“亚投行注册费”68份……前前后后，仅就梳理清楚的部分，他至少投了两万五千余元。

在公安局的受案登记表上，这两万五千元是向标的“损失”；但在向标看来，这是为解冻“五千年来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个国家的官家资产”贡献的力量，而希冀通过民族资产解冻获得“上面”承诺的巨额物质回报（比如“巨龙国际公司”承诺给一千万、豪车海景房、美国绿卡、坐飞机一元钱等），不过是顺带的、不重要的小目的。他对时事政治和当下流行的新概念尤为敏感和热情，每个词都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随机组合起来。

他喜欢这种紧跟国家形势、心系民族命运的感觉，这撑起了他对自我精神境界的要求和信心。最开始，他因偶然点进一个链接接触到所谓“民族大业”，只觉得“怪好玩的”，“平时在单位、朋友圈，没有这些话题。这些话题很特殊。在单位就是工作嘛，同事们每天都在聊临床，对什么是民族大业都不太懂。而在那个圈子里有那么多事情，就感觉很好玩。参与‘民族大业’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很有梦想、不甘落后的人，都想跟着国家的形势走。”

“你觉得那些是真的吗？”

“真的假的我倒不知道。那时候有空就看看信息，我认为他们做的是正事，因为他们在群里宣导的都是正义的理念和正能量，说只有爱国人士才能参加民族大业。我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走千家串万户，如果工作没完成，我宁愿不赴约，连饭都不吃，也要把工作完成。实际上，我是2014年退休被返聘过来的，我的领导认为我很认真、负责任。”

“我们是有梦想的人”

向标的家在炎刘镇上，在寿县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级贫困县里，炎刘镇尚属于经济稍好的。镇上的中心小道坑洼，小货车开过沙尘漫天，折进小巷里方耳清目明，是农村常见的带院落的灰色水泥平房，院里种着树、有几方菜畦，玉兰花香一阵一阵。

房子是老旧了些，但任何人走进向家的客厅，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挂满三墙的红色锦旗。农村一层的主屋本来就高，向标把锦旗从高到低足足挂了三排，全是“妙手回春”“医术高明”“在世华佗”之类的溢美之词。除了老党员，向标另一个反复挂在嘴边的身份是“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他特地用塑料硬卡片制成的名片上，背面印着一行黑色大字，“专治精神病、神经病、精神分裂、颈椎病、不孕不育、怪病症”。

向标家门两侧的偏房里，住着他的病人。每次住一名，以精神病人居多，通常是患者家属找上门来的，四处求医问药碰运气的过程中，特意来拥有祖传秘方的“神仙”这儿碰碰运气。向标对自己的医术很有信心，在他口中，“精神病院治不好，在我这儿治好了”的病例比比皆是，边说边有意识地扭头挥臂，让人再次注意他身后的满屋子锦旗。“大部分都要中西医结合，中药、西药、针灸、刺血，关键看是什么病症。”

赤脚医生在农村并不少见，向标不过是其中之一。青年时期，他来到安徽靠行医谋生，自称“没有没治好的”，外面送个美称“神仙”，十多年后就从乡下搬来了炎刘镇。等到1995年上了卫校，拿毕业证办到行医执业许可证后，他成为街道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向标说着自己如何“为人民服务”：“我帮助了64个拄双拐的残疾人，12个精神残疾人，17个……”

“你怎么帮助他们的？是不收他们医疗费吗？”

“不是，就是我知道这些人在我们镇上属于家庭非常贫困的，原来在合肥、六安、淮安精神病院的。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会导致一个家族的贫困。我不光给他们治，还拿钱帮他们投资民族大业的项目。”

向标自己的家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尽管家有菜园、基本生活开支极低，但从2005年前妻因癌症去世，加上儿子屡次创业失败，向标家至今已经背上了一百多万的债务，有银行贷款，有求助于亲戚朋友的借款，有朋友帮忙在担保公司借的二三十万。凭借在街道卫生服务站的本职工作和行医收入，他每年能赚到十来万，在一个贫困县的小镇上，这收入算相当高了；但他没有用于还债：“还给他们，我这个钱就没了。我拿钱来生钱。这是个理财方式。”

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平时偶尔通电话，对父亲的“民族大业”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但父亲对自己的财政有绝对的自主权。这两年，向标找到了个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小卫。小卫是1986年生人，和向标整整差了31岁。她对这个年龄足以做她父亲的人充满了崇拜，两人第一次偶然认识时，她用“伟大”称赞向标的医生职业。“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就接触不到什么优秀的人。向老师身边，就都是优秀的人。”

2009年北京朝阳法院，一位99岁的老人被控冒充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解冻13兆民族资产，诈骗70万余元

小卫所指的“优秀的人”，正是民族大业群里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城里面的人嘛，然后呢，他们懂得又多，一般都是做过什么的，公司里面的退休工人啊，或者是村里的书记啊。最起码他们比普通人接触的东西要多一点。”小卫在农村长大，上面有个哥哥，家里不富裕，从小是乖乖女、学习认真，但对数学、物理不大开窍。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她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开始去小卖铺打工，一年后去美容院上班。虽然学到了些人体经络、养生、美容的知识，但推销护肤品的要求让她觉得很无聊、不适合自己：“因为做美容，除了懂手法，还要会说，性格要好。我不会说。我喜欢静，不爱天天讲那么多话。”

那么，“普通人指的是哪些人？”

“没有理想，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然后打麻将。你看隔壁，吃完饭就打麻将去了。但是我们接触的人，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有梦想的人。所以我们接触的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有追求有思想的，我们是有相同价值观的人。”

王辉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为，就像所有电视剧、法制新闻里演的那样，那个冒着大雨来到公安局的七月天，会是向标幡然醒悟的开始，毕竟走之前，穿着警服的王辉还拍着向标的肩膀告诫说，这些是骗局，以后要多加小心；没想到，向标转头回家，就在群里买了新的民族大业项目。

王辉和同事们哭笑不得。向标成为了他们办案故事里的神奇人物之一， “这个人，脑袋是不是有毛病？”

理财迷思

为这事，向标上了央视焦点访谈。那时候，淮南市公安局已经将“巨龙国际公司”“三民城”的诈骗团伙基本打尽，诈骗金额逾两亿元、潜逃泰国的诈骗头目李保财也被捉拿归案。公安专案组节假无休，加班加点整理案卷起诉，76卷证据、文件、口供笔录，堆得比人高；诈骗团伙为“民族资产解冻”伪造的金条、银行文件、龙袍、印章、宝箱，光是运费就花了几千块，看得专案组警员们气不打一处来：“怎么这么拙劣的东西也有人信？”

总之，骗局事实清楚，向标为“民族大业”投入的钱，最后不过成了李保财在泰国购置十余套别墅豪宅、挥霍享乐的赃款。央视播出的节目录像里，向标和他的女朋友小卫却还是深信不疑：

“民族大业是真的。这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表面上打击，暗地里在考验我们。”

这些话是他们从群里看到的。小卫把半张脸藏在电脑屏幕下，眼也不抬地回应着央视记者的疑问：“不知道。我就是信。要悟。”

又一个多月过去，这次，他们俩的态度动摇了些。王辉听说，焦点访谈播出后，向标羞得不行，觉得邻居们都知道了，笑话他。这次一上来，他就主动澄清：“上次焦点访谈来，我觉得我自己说得不太严谨。”哪里不严谨？对民族资产的表述不严谨。说着又重申了一遍：“应该说是五千年来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个国家的官家资产。虽然存放在国外，但是那些是我们中国的钱。现在我们要这些钱是天经地义的。要报联合国批复，如果近几年要不回来，那就又要再过20年。现在民族大业、民族资产结束了，以后不存在什么民族资产了，因为那些人全部都被封了。”

“谁跟你说的？”

“群里讲的，说是这些存放在海外的列祖列宗的资产解冻不了，几年内要不回来，又要等20年以后。比方说，我是群主，我们几个都是好朋友，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你们又各自建群传播这些信息，反正都觉得是‘传播正能量’。”

“所以是群主说的吗？”

“也不全是，还有项目的上级领导人。”

“项目的上级领导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就信？”

以前用“要悟”来回应的小卫，这次放软了语气：“现在吧，你们又是公安又是媒体老来跟我们说，搞得我心里也不是很确定到底该不该信了。但你们就是不信，我们就是信，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向标也有了点不好意思：“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能一开始也不全信，但群里老说，看得多了，就觉得应该是真的。”但过了会儿，他的口径可能又会变成：“民族大业应该是真的，只是我们运气不好，这次被那个李总裁骗了。”

“民族大业”泡汤，向标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两件事上，一是儿子的创业，二是“云数贸”（另一规模较大的传销组织，通常以非法入股融资，发展下线）。从2012年开始，向标陆续往“云数贸”里投了十几二十万，2016年10月开始，开始尝试“五行币”，又投了五千。“这几年又多背了十来万的债。”

“现在赚到钱了吗？”“没有。”

“万一实现不了呢？”“我相信云数贸会实现的。”

“为什么如此肯定？”“云数贸在全国都有，还做到外国去了，专门在泰国建旅馆的，在中国大陆搞得轰轰烈烈。它们就是要和日本占股百分之七八十的天猫、京东抗衡。它怎么可能失败呢？”

无论拉家常时多么正常、乃至热心肠，只要聊到类似的骗局项目，和向标、小卫的对话，总是轻易地滑入一个逻辑无效的死循环。他们拒绝讨论事实与细节的真伪，拒绝辨别信息的来源，拒绝触碰半点“我可能错了”的假设，以不变应万变地用“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信”两个逻辑来回应对方的一切质疑。跳出了民族大业的坑，却跳不出量子眼镜、量子电饭锅投资，跳不出五行币、维卡币、云数贸、330农场游戏、邮卡币……

“万一是真的呢？”

“容易被骗的人大概有几个共性。第一，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太穷，手头上有点闲钱，又还有赚更多钱的需求；第二，有一定文化程度，但没有批判思辨的能力。”

周涛穿着囚服背心，左手被铐在桌上，坐在铁栏里边，镇定且有条理地说出了这番分析。在去年8月前，周涛大概从来没想到，拥有师范院校的在职硕士学历、做了十多年中学教师的自己，有一天竟会以诈骗嫌疑从犯的身份被关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审判。

牢狱之灾是退场的警铃，但事实是，被卷入骗局的人里，绝大多数人的反思停留在为其带来损失的直接事件上，几乎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在采访到的数名受害人和诈骗犯中，只有诈骗头目李保财和中学教师周涛，真正意识到了各类骗局“旧瓶装新酒”的本质。农村出身的李保财只上到小学四年级，13岁就开始到外省打工，社会经验极其丰富、为人油滑，但用最朴素的方式道出应对万宗骗局不变的核心：“要你拿钱的都不要信呗！”

2014年西安，一名妇女假冒清朝公主，利用“解冻资产”骗局诈骗了572万元，警方将她刑拘后清点假钞和假金条

如果说小学文化水平的李保财尚是凭借朴素的认识能力，周涛则是极少数真正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周涛的犯案级别不高，最开始甚至也是受骗者，后来因为发展了些下线被卷进案件，算组织里的低层。可惜的是，他的理性逻辑显然太过姗姗来迟，一旦心存侥幸一步步滑进深坑，最后多半会骑虎难下。

周涛有三个孩子，都在读书上学的年纪，夫妻两人都在中学执教，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家里尚可温饱，但养三个孩子，随着未来教育支出的增加，压力不是没有。“民族资产”等其他骗局项目的初始投入都偏小，几百甚至几十块的都有，又承诺了巨额回报，他想，反正这么点小钱，哪怕是假的损失也不大，就当丢了也不可惜，于是杂七杂八地投了不少。没有一个让他赚回钱，每到承诺的日子，群里就会出现各种延宕日期的意外。他没有群里其他人那么狂热，只是将信将疑，又抱着侥幸想，那就再等等呗，万一是真的呢？

直到去年6月初，他被一个叫“黄龙”的人加好友，对方和他聊“民族大业”的事情，顺势把“三民城”项目推荐给了他。这次，对方告诉他：“如果三民城项目没有成功，其他你之前报的项目都成功不了，都拿不到钱。”

这句话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回想，那时候，他有种一切都得到了解释的感觉。“破釜沉舟吧，最后一次了。”

于是，他交了三民城项目的1100元，拿到“三民城证”和“团证”两本证件，对方承诺，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颁布后就会发放善款，加入三民城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性有文化的人，他其实不大相信。但1100元尚可承受，若真能换来那些经济回报，倒也不是不值得赌一把。

更何况，他在群里看到了那么多人，甚至有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总该是聪明、有文化的吧？群里那么多比我聪明的人都信，我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比他们更聪明呢？”

大约两周后，黄龙邀请他去莆田仙游县三民城项目考察。周涛半信半疑，以没有钱推脱，没想到对方爽快地给他打了2000元路费。6月中旬，他来到仙游县，黄龙带他去了当地一所民居，把他介绍给一名据称是“三民城项目负责人”的老人。老人家里墙上贴着好多他看不懂的字，也拿出了很多和“民族资产”相关的文件、物证。

周涛其实还是不太信。但最大的吸引力来自黄龙的承诺，“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可以衣食无忧。”

“我还是挺想赚钱的，然后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就做了。”

“什么样的侥幸心理？”警员曾这样问他。

“当时心情很复杂，很纠结，觉得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还希望是真的。并且后来做了以后，发展得很快，越做越大，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到人真的多起来以后，我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了，不论真假都只能做下去了。”

总结怎样的人容易被这种骗局迷惑时，他给出了开头的答案。我追问，“为什么是‘一定’文化程度？”

“很有文化的不会信，但完全没文化的，他也听不懂这些项目在说什么。而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往往有种自负，不是自信，是自负自满，他们不相信自己是错的。”

说到这，周涛低头、语气骤轻：“我之前，也有点自负吧。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浪潮”

7月中旬，周涛第二次来到莆田。这次，全国各地来考察“三民城”的人汇聚一堂。豪华的酒店会议厅，真实鲜活、各行各业的人，“融洽信任”的气氛，“三民城”组织展示的种种物证，“上层领导”的现身……现实世界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比微信群更叫人信服。

刑警宋秀凤也曾亲眼见过所谓“民族资产解冻”项目组织的会议。去年8月，广西南宁，专案组已经事先布置好警力，准备趁着会议将“巨龙国际”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会议在当地一家装潢豪华的酒店召开，一两百号人身着统一的红色上衣，队列排得整整齐齐，偶尔有集体敬礼、喊口号的仪式。台上摆着一排“宝箱”，放着伪造的“民族资产解冻”物证——假金条，伪造的国库或银行凭证，盖有假冒国务院公章的文件，拙劣PS出来的李保财与国家领导人的合照……所有人分小组排队上前参观。在这里，李保财被吹成了一个神话式的神秘领袖：他声称是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的儿子，真实年龄已经80岁，但仍保持着37岁的容颜。

“跟邪教一样，非常虔诚。”宋秀凤回忆，“组织形式和传销类似，但他们不限制人身自由，也有少数几个好像不太相信，中途离场走掉的，也没人管。”

由于担心发生大规模骚乱，他们一直蹲守到会议结束，才对主要诈骗嫌疑人逐个实施抓捕。她和同事在宾馆电梯里将其中一名女性诈骗犯逮住时，问该嫌疑人在团伙中是干什么的，对方张口就说：“看库的。”

“什么库？”

“西南地库。”

真被洗脑还是假被洗脑？有时连警员们也说不清。向标也深以为他在群里上交的所有钱最终都会流入国库，甚至在破案后面对公安人员“如果赃款被追回返还给你，你要不要”的问询时，依旧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是进入了国库的，我不会收”。

他女朋友小卫却在他走后，嗤之以鼻地轻笑了一声：“怎么可能不要呢。”

广西南宁、北海等地都曾曝出过类似新闻，甚至一整个村子都基本被熟人关系圈拉入传销或诈骗组织的事，也并不罕见。“巨龙国际”的头目李保财在追溯自己走上诈骗的历程时，把责任归咎于20岁开始的酗酒赌博和“环境不好”。他操着粤语口音：“广西那个地方你也知道，2008、2009年那会儿，广场上很多搞传销的啦，谈资本运作，谈开发。发下财这样子。反正很泛滥。”

当时他30岁，已经在社会上混了17年，换过不少营生，在餐厅洗盘子、擦皮鞋、掏粪便里的虫子卖给养鱼贩、卖西瓜、开养生会所，从最开始的正经劳动赚钱，慢慢涉足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行业。2009年左右，他在火车站旁边和人闲聊，认识了一小撮聊传销的人，渐渐混在一起。

大概是少时混社会的警惕，从最开始，他就没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名——他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贫苦农民，自从他离家打工后便不大管了，两个哥哥各自在外打工不常联系，除了一群酒肉朋友外也没有真正的好友，结了婚但七天里有五天在酗酒，脾气暴躁，两个年幼的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记不住生日、取名和自己无关……可信任的社会关系几乎是零。

不久，这撮四人的小团队以“中华十七梅花同盟会解冻资产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民族大业”的行骗——之所以选择“民族资产解冻”，是因为团队中有人对此骗局已有几十年经验、又容易操作上手。但据李保财自己的描述，“没什么人信”，并且就在第二年，三名同伙被逮捕，只有他因没用真名而逃脱。

当年由于涉案金额较小，同伙入狱一两年后即被释放，但对“叛徒”李保财耿耿于怀。尽管如此，诈骗在他们看来，依然是来钱又多又快、永远有人上当、也最熟悉的赚钱手段。2015年，同伙冰释前嫌，再把李保财约出来喝茶，重启“民族大业”。最开始的进展依旧缓慢，直到在发展下线过程中，遇到了具有传销组织经验的得力干将，把传销中发展下线、凝聚组织向心力的模式带进了“民族大业”骗局……

“巨龙”的发展速度，从此一日千里。“我哪晓得会搞那么大的嘛。唉，真的是，捅破天了。”铁栏里面的李保财肥肉满身，每聊几句就开始掰扯手铐。

不幸与不甘

看守所里，哭得最惨的是46岁的肖思。尽管已消瘦到颧骨突出，但还是看得出她五官的清秀。被夸时，她显然愣了一下，又羞赧：“我已经老了。”

年轻时，她的生活确实令人艳羡：嫁了在当地公安局工作的老公，有个会跳芭蕾和民族舞、每次都考全校前三名、考上北京某大学的聪明女儿。但少有人知，这光鲜背后的家庭关系已然支离破碎——

“你丈夫平时不会跟你说，注意预防怎样的骗局吗？”

“不会。他工作太忙了，每天6点就出门上班，总是零点以后很晚很晚才回来，我都睡着了，平时根本没机会交流。”

“女儿呢？你和女儿说过吗，她劝过吗？”

“她不知道。上大学后，大概一两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吧，也就是聊聊最近吃什么、过得好不好，我自己经济上的事情不跟她说。我也怕打扰她，她很优秀的，不是我做母亲的偏心，她是真的很优秀的孩子，也很忙，有时候打电话过去，在图书馆不方便讲话啦、在忙什么社团活动啦，我不忍心占她太多时间。她和爸爸比较亲，可能说得多点。”

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经济也各自独立、互不干涉。最开始，两人好过。二十多岁时，肖思因事故伤了脊椎、行动不便，丈夫也曾彻夜陪伴治疗，但逐渐敌不过时间对感情的淡化。肖思从卫校中专毕业，后来在烟草公司负责财会工作，婚后也自己兼职做些直销生意，比如去公园推销卖虫草。随着年龄渐长，经济的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自己的养老金够不够？女儿以后还要成家买房，自己能不能出份力？

2016年西安，两名男子打着投资开发民族资产的名义，号称成立大中华海外投资银行，诈骗他人钱财100万元 

肖思便上网查“理财”，搜索结果跳出来往下翻，维卡币之类的进入了她的视野。她不信任银行，这是很多年前一次意外形成的执念——当时，她刚把三百块存进存折，第二天就被盗取了。网上这些理财方式，看起来倒头头是道，承诺的获利也叫她蠢蠢欲动。

她不清楚真假，确实也曾搜索过。但搜到的结果众说纷纭好坏参半，她也不知该信哪个。思来想去，她下了决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理财嘛，不是风险越大收益越高嘛，哪还有不承担风险的？

之所以参加“巨龙国际”的“民族资产解冻项目”，也是类似的心理：“虽然我当时不相信，但看见有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巨龙国际项目，我就抱着赌一次的心理也交了3500。”由于表达能力出众、当地人脉广、有一定组织能力，还有处理公司财务的经验，她在南宁的大会上被李保财看中，纳入公司管理高层负责财务账目工作，并被李冒用身份证，以她的名义注册了“彩龙”公司。

和中学教师周涛一样，骗局只会是个向下的滑坡，一旦迈出将信将疑的第一步，哪怕之后彻底明白这就是骗局，也很难摆脱“身不由己”的处境和缠身的欲望。去年5月开始，她甚至大胆到与李保财的团队分裂，不再把收上来的会员费上交，自己带小团队单干（与此同时，李保财则称她为“叛徒”“害人精”），短短一个多月，四千多单、每单3600元，总金额约1400余万。她平生第一次见这么多钱，被冲昏了头脑，害怕又兴奋，疯狂购物、买车买房，重新拾起七八年前打麻将的爱好，输了几十万……

东窗事发后，她抽抽搭搭地抹着眼泪，眼眶全红：“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看看书、种种菜，前段时间我还和女儿说，我想去学钢琴……我不该贪心的，现在我什么都没了……这次丈夫一定会和我离婚的，我身体又不好，我会死在这里面……”

然而，听说自己投了39万的维卡币也是一个骗局后，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不会吧？”

每个悲剧背后都有一个疏离的家庭

北大副教授张昕专门研究老年心理学，他曾在知乎上写专栏文章、开线上讲座，其中有一篇名字就叫《爸！让你别给骗子汇钱，你怎么就不听呢？》。这也是和姚星一样的受骗者家属最纠结的问题——不管他们如何使尽招数证明那是骗局，神秘的“组织”似乎早就教了他们的父母一套应对方式：亲人不支持？很正常，多少人妻离子散，做大业的人必然是孤独的！看到负面新闻？伟大的名人某某某最开始也被人诋毁！群里谁传播负能量谁就要被踢出去。公安局打击？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只有意志坚定、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赢得胜利，这是大浪淘金！

姚星特别后悔四年前开始教母亲用智能手机。在她看来，一切祸根都从此而起：“网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她看到什么都信。要是每天转点鸡汤也就算了，谁想到她会迷上什么民族大业啊？”

姚星和母亲相差近40岁。50年代出生的人对教育的理解，无非是让孩子吃饱穿暖上学，精神世界、情绪心理的深入交流几乎是零——印象里，她第一次来月经，母亲知道后也只“哦”了一声。她生活在一个关系复杂的重组家庭，本来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也不多，而母亲退休后，无疑是过着空巢的生活，吃饭、看电视剧，“非常空虚”，也几乎不和女儿分享自己的世界。

在张昕看来，也许这不能全怪母亲太过单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的各项能力是在走下坡路的。从退化的角度说，老年人是一个全脑的退化，尤其是前额叶的萎缩。前额叶与人类的逻辑思维、执行控制能力等相关，是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而言，比较独特的、后进化出的脑区。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后进化、先退化’，也就是说，其他一些比较古老的脑区，退化的速度会相对慢一些，比如说负责情绪处理的脑区。”

人类衰老过程中大脑退化的生理必然，加上时日不多的心理紧迫感、社会角色的转变，让老年人的认知决策有了自己的特点。在研究老年人信任感的来源时，张昕意识到，许多老年人是按照亲疏远近来区分信任谁、不信任谁的。而骗子一旦已经进入老年人最核心的亲密感圈子，甚至取代了家人、子女的地位，此时再想让他纠正之前的观念，基本是亡羊补牢——因为衰老也伴随着思维固化倾向的增加，和记忆力的衰退，他们对已经获得自己信任的骗子或组织，总会选择性地记好不记坏。

“如果你说，我的家人被骗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经常跟他们说，你要问你自己，在他们被骗之前，你干什么去了？第一，你有没有每周至少打一两个电话给你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第二，你在跟父母或爷爷奶奶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尽到一个良好的倾听者的角色？还是在他们说的时候你很不耐烦，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骗子时不时帮老年人买个菜、去超市买个东西，他付出这么多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以后有更大的收获。这是一个值得年轻人去思考的问题，你有没有尽到这样一个责任？”

在听过那么多争吵、绝望和无力的故事后，张昕家故事的借鉴意义显得尤为珍贵：他父亲对爷爷的高质量陪伴时间非常多，而爷爷虽然有时候也会被各色名目的保健品推销和骗局吸引，但总会在做决定之前，先问问儿子，“你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靠不靠谱。”他对儿子的信任度，远在陌生的骗子之上。

相较之下，水深火热中的姚星，自从发现母亲的“民族大业”，就开始了与母亲的手机攻防战。理工科的女儿试过各种方式，想强制把母亲加入的群退掉。母亲又气又恼，坚决不许，最后说，我不交钱，你让我留着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我就看看，我就看看……”重复着母亲的话，姚星的语气，也渐渐低了。

（为保护被访者隐私，文中姚星、向标、小卫、周涛、李保财、肖思为化名。特别感谢腾讯公司守护者计划安全团队、安徽淮南公安局及文中提到的所有受访者的大力支持）

本刊记者/邱苑婷  发自安徽淮南、北京

实习记者/郭雪岩 孔德淇

编辑／周建平 [e-mail]